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理念革新与路径优化

经过几年的实践,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但也呈现人民法院的职能与界限缺乏清晰性、角色和职能存在模糊性、人民法院事实上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诉前治理异化等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革新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应该看到:诉源治理进程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诉源治理的根本目标不是解决法院“案多人少”问题,而是纠纷的终极化解;诉源治理旨在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的多元性。据此,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应重点通过审判实质化解纠纷,着力完善纠纷“诉前调解”机制,积极融入构建诉源综合治理大格局,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化解乡土纠纷的前沿阵地作用,提速智慧法院建设。

地区司法水平与分工深化——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推动分工深化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深远意义,如何推动分工深化成为亟需探索的时代命题。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是分工深化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本文以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考察地区司法水平对分工深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巡回法庭设立后,巡回区内企业专业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巡回法庭主要通过改善契约环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减少行政干预实现对分工深化的推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不具备政治关联以及与巡回法庭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时,巡回法庭对企业专业分工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分工深化,拓展了法制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企业边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结论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巡回法庭制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进路

法院调解一直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解纷方式。近年来,法院调解率的不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念固化以及制度创新不足的窘境。一方面,调解未能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案件压力;另一方面,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率偏低常致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障的预期落空,如果调解无法真正内化为法官、当事人及律师的自觉选择,便难以催生出真正意义的现代调解。因此,在当前法院日益严峻的“案多人少”背景下,如何使调解真正助益案件分流且能够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审案压力,并尽可能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兑现,在实现诉源治理目标的同时逐步克减执行案源,将是法院调解必须面对的挑战。而通过理念的更新及制度的优化,包括建构真正由法院主导的附设调解机构、确立强制调解制度并厘定调解前置的案件范围、协同保全制度促成调解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等,将有望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重新焕发生机。

智慧法院建设中科技创新的方法与路径

智慧法院作为一种新的法院运作形态,是法院科技创新成果的系统集成,但在建设过程中也普遍存在科技焦虑的问题。科技焦虑主要是由于回应社会需求、响应政策调控和追逐技术浪潮而滋生的,通过科技创新疏解科技焦虑的过程要受到司法伦理、司法安全、司法成本和技术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科技创新应遵循回到基础建设,加强数据知识平台建设;回到业务需求,进行场景化地创新;回到技术应用规律,遵循从产品到服务再到咨询的创新顺序等原则。以法院整体发展和改革的视角看待科技创新,依次通过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实现科技创新,并带动整个法律人工智能领域的健康发展。

后果考量的司法裁判证伪

后果考量在我国司法裁量中的地位凸显,源自对英美法中后果考量裁判理论的误读。对于恪守合法性前提的法律适用过程而言,后果考量的思考模式既不能契合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也并非法律解释中一种独立的解释方法,因此,难以独自担负起法律续造的重任和使命。多数学者认为,疑难案件领域是后果考量的用武之地,但经过梳理与论证发现,即便在规范不敷适用的疑难案件领域,后果考量也无法如后果论者所主张的那样发挥重大作用,仍需借助教义学进行场域的转换。后果考量真正的运行逻辑决定了它更适合作为立法考量的重点,而非以演绎主义为根本逻辑和界限的司法裁判。

下级法院报请提级管辖机制之司法现状审视及完善路径——以“动态管辖调整”与“法定管辖例外”为理论基点

下级法院报请是当前提级管辖案件的主要来源。探讨下级法院报请提级管辖机制,其表层意义在于阐释“动态管辖调整”与“法定管辖例外”的发生机理,即为何需要在法定管辖及静态管辖之外,设置“动态”及“弹性”等更具灵活性的规则;其深层意义在于通过我国审级架构中“平行式柱型结构”向“金字塔体系布局”调整的路径,让各级法院深入理解裁判文书所具有的规则意义、政策效应及利益衡量价值。但实践中,受认知受限、规定抽象原则、配套机制阙如三方面因素制约,下级法院报请提级管辖面临适用标准宽严无序、裁判文书格式不统一等问题,严重影响提级管辖机制适用性、有效性。对此,为充分发挥提级管辖机制效能,首先,要结合案件要素对提级管辖案件适用标准予以明确;其次,从关键环节入手,细化提级管辖运行流程;最后,以考核激励机制为导向,充分发挥提级管辖案件的示范价值。

论司法裁判中后果考量的风险及规制

后果考量的裁判方法重点关注裁判后果,倾听公众诉求,力求在严格适用法律规范与实现个案正义之间达到恰当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条主义的不足。但后果考量在司法中亦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滥用和误用削弱了法律权威;后果难以预测和评价;过分考量法外因素,容易滑向法外裁判,消解形式法治。因此应当严格限制后果考量的适用范围,并完善后果的预测和评价机制,让司法与民意等法外因素保持适当距离,从而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

后真相时代主观程序正义及其程序改造

后真相时代公民对正义的理解与主观息息相关,建立在法感情理论、知情意行的心理结构与情本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比客观程序正义理论更能应对时代挑战、符合中国国情。凭借主观程序正义的引入,程序正义理论能够得到非教条化的、人性化的重构。将主观程序正义具体应用到程序之中,应通过算法对主观程序正义标准动态把控,同时对程序交往进行人格化改造,对询问与陈述理念进行叙事治疗视角改造,重构司法传播之维使法官与当事人角色互视,并在司法社工协同机制中嵌入社会心理服务。最终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达成纠纷实质解决目的。

互联网法院管辖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兼谈专门管辖的合理性

互联网法院是司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在设立初期,依靠高效的在线诉讼方式及对涉网案件的专门化审理,互联网法院基本实现了“涉网案件网上审”的目标。但随着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的出台和在线诉讼的普及,互联网法院因定位不清暴露出了管辖范围、管辖连接点、协议管辖效力等方面的问题,也因此与普通法院产生了管辖冲突。互联网法院管辖模式亟需转型。对此,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法院针对涉网案件进行审理的特点,借用专门管辖的相关规定,赋予互联网法院专门法院的定位,构建完善的专门管辖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解决互联网法院管辖所面临的各类问题,更好地发挥互联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纽约公约》下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实证研究——以我国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为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参与的涉外仲裁不断增加,中国法院正在积极推动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纽约公约》明确将缺乏有效仲裁协议列为公约成员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之一。2001年以来的中国法院以仲裁协议无效为主要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实践,具体涉及当事人主体适格、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仲裁机构约定等因素存在瑕疵。涉外当事人应高度重视法院有关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注意仲裁协议主体、形式、内容的有效性,避免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更好地保障争议解决程序的进行。

院庭长阅核制度的实践与展开

司法责任制改革在纠正“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出现了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弱化甚至缺位的现象。建立院庭长阅核制度是一次理性的回归和及时的纠偏。院庭长阅核制度的主体应当是庭长以上具有员额法官身份的业务领导;阅核的案件应当综合考虑审判类别、法院层级、难易程度等因素,重点阅核裁判文书;阅核程序应当设置在完成裁判文书之后、结案之前,对于格式错误、文字错误等可迳行修改,如果不同意处理意见则建议复议、提报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委会研究;院庭长阅核之后有无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应根据阅核后案件是否被发改等情况确定。另外,需要从提升素质能力、减少办案数量、建立容错机制、完善考评机制等方面强化配套保障措施。

裁判文书公开影响机制的再辨析——基于QCA方法的实证研究

地方法院对裁判文书公开这一改革措施的响应程度为什么存在差异?既有研究多采用以概率论为基础的传统计量方法进行因果推断,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通过考察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共同作用,对这一问题进行再辨析。研究发现,在外部环境驱动、组织与外部环境耦合、组织与内部制度耦合、制度压力下的创新工作这4种影响因素的组合形态下,地方法院对信息公开改革具有高响应水平。研究深化了对裁判文书公开影响机制的认识,也为未来信息公开实践提供启示。

司法“去地方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证据

高质量法治是加快形成和发展我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司法“地方化”问题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是地方保护的一种体现,阻碍着市场资源有效配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便是中央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司法体制改革举措。本文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巡回法庭设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微观企业层面检验司法“去地方化”制度创新对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巡回法庭能显著提高覆盖区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效应在更易获得地方保护的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以及政府补贴倾向型企业中更为明显,但不会受到企业所在地是否是巡回法庭驻在地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分割程度、地区契约执行效率和企业投资效率是巡回法庭设立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本文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提供了新证据。

论备案审查中法院申请审查的条件和路径

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规定了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同宪法、法律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可以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要求的制度,该规定激活了法院在备案审查中的角色,有必要进行细化。通过参考德国的具体审查和法国的合宪性问题移送制度,未来我国法院申请备案审查的条件包括:(1)该法规、司法解释属于案件的裁判依据;(2)法院怀疑其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合法性的疑虑;(3)法院在提起申请前要经过本院审判委员会的同意;(4)法院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附理由。法院申请备案审查的路径包括逐级上报和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两种,以此来更好地实现法院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中的作用。

审判阶段的涉案企业合规激励问题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激励,是指审判阶段法院对涉案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合规奖励或惩罚,其仅存在于审判阶段,主体是法院,对象是单位、单位犯罪责任人员、企业中实施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犯罪的责任人员,内容包括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我国部分地方法院在涉案企业合规激励方面已经进行实践探索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合规整改情况在法院量刑中未能得到应有反映、合规激励方式过于单一、合规整改有效性审查制度缺失、刑事法官运用合规激励的能力不足等问题。推进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激励,应当考虑法院主导、谦抑中立、区别对待、激励多样化和依法激励等因素,同时将合规整改是否达到有效性标准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探索并适用更多的合规激励方式,确立合规整改有效性审查制度,以及提升刑事法官运用合规激励的能力。

区块链证据规则体系化的三重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虽然《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以四个“专条”对区块链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做了初步规范,但如何形成裁判者主观上敢于认定、客观上可以准确认定区块链证据,同时能够实质性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系统性制度,依然值得深思。从科技融入司法的现实动因以及理论诉求来看,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区块链证据规则至少要考虑以下三种具有层次递进性的逻辑:一是基于区块链信任机制的真实保障逻辑,二是基于科学认知区块链技术特征的差别对待逻辑,三是基于数字正当程序要求的权利保障逻辑。基于这三重逻辑,可以体系化地构建区块链证据真实性推定规则,准确把握技术原理设定区块链证据审查认定规范,保障当事人实质性诉讼权利的制度规范。未来依然可以按照三重理论逻辑推进在线诉讼区块链证据规则的体系化。

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 推进审判理论研究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宣传,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办、国办2023年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审判理论研究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重要使命,必须努力跟上、适应新时代新征程要求,为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一、深刻认识审判理论研究的时代使命,切实增强做深做实做优审判理论研究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

善治视野下审判权运行规律的法理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要求。善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理想形态,善治的实现离不开审判权功能的发挥。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治理理念,善治为衡量审判权运行能否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标准。在善治视野下,审判权运行规律具有有效满足司法需求、妥善平衡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实现审判活动与社会公众良性互动等特定意蕴,由审判权独立行使、恪守司法公正、纠纷有效解决、审判公开透明、公众有序参与等要素构成,具有回应性、协同性、柔和性、开放性和引导性等特点。

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审判工作现代化——Sora在诉源治理中的应用与挑战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视频生成模型Sora的出现,诉源治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Sora的视频生成能力可以极大地提升法律宣传、案件立案、证据展示等诉源治理环节的效率和效果,同时也可能引发证据造假、隐私侵犯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分析Sora对法院诉源治理工作管理带来的挑战,提出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与外包服务管理规范以及适时调整管理机制以适应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的应对策略。

合议庭结构对陪审员实质参审刑事案件的影响

通过对1700余份陪审员调查问卷的分析,验证了合议庭结构对陪审员实质参审存在着影响。总体来看,在规模越大、陪审员所占比例越高的合议庭中,陪审员更能实质参审。而且,在不同合议庭结构中,影响陪审员实质参审程度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在陪审员数量和占比较低的合议庭中,陪审员实质参审程度的提升更依赖于合议庭民主氛围的提升;而在陪审员数量和占比较高的合议庭中,陪审员实质参审程度的提升更依赖于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程度。为进一步提升陪审员实质参审程度,可在不同合议庭中采用更符合陪审员认知和决策规律的合议庭选择机制,并在不同合议庭中采用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升陪审员实质参审程度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