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检察在处理企业合规案件中的优势探究

通过探讨数字检察的概念及其含义,分析其在提升企业合规改革案件处理质量和效率方面的作用。发现检察机关在实际处理企业合规案件时面临第三方组织工作机制存在不确定性、数字化检察常态化机制尚未形成、缺乏兼具法律与数字化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等挑战和现实困境。对策建议:(一)抓住数据开放共享的机遇,完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二)加快数字检察的多元化应用;(三)系统培养具有数字化知识的检察人才。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现状及制度保障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基础性权力,对于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实体公正、推进诉讼程序具有积极意义。该权力在运行中仍存在被调查对象配合度不足、权力适用失范、调查核实成本过高等现象。因此,为了确保检察机关正确理解并合理行使该权力,应当赋予调查核实权以强制力、完善立法供给、明确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目的、优化鉴定配套机制等,从而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鲶鱼效应”下检察去地方化改革的新思路

检察地方化是我国司法公正的一项顽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措施,但去地方化的省级以下人财物统管并没有完全落实,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只是从两家试点扩展至全国试点,检察的“省级化”仍有待实现。铁路运输检察机关具有的“鲶鱼”特质使其能在检察去地方化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而且其参与的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本身具备法律基础和现实需求。不过,这项改革试点的新增管辖存在正当性疑问,诉讼体系限制了去地方化程度,现实中改革的顶层设计迟缓与基层动力不足并存,亟须解困。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借用铁路运输检察机关的“鲶鱼效应”,通过完善其管辖范围,并与地方检察机关在人财物上保持动态平衡,实现检察去地方化改革的有效推进。

数字检察战略研究——以河北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应用情况为视角

数字检察是检察机关依托大数据、智慧平台、办案模型等科技手段开展的新型法律监督工作模式。针对公益诉讼检察业务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存在线索来源少、调查取证难、数据获取难的实际,通过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工作机制,突出智能应用、协同发展与侦查思维,实现对河北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全面提质增效。通过“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发放类案法律监督模型”运用实例,介绍业务分析、数据获取、智能研判平台建模等相关内容,实现了用大数据进行法律监督,解决了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存在不精准的问题。

数字时代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发展与完善

检察建议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属于一种“柔性”检察监督手段。数字技术既能拓宽其线索范围,加强科学取证固证,保障检察建议质效,又能衍生和拓展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新领域。数字时代的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仍面临质效不高、与公益诉讼衔接不足、落实监督不强以及算法风险等问题,应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检察建议质量,从实体上加强检察建议内容的可操作性、从程序上重视检察建议书的有效送达、从技术上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有效衔接;应建设智慧平台,组织听证、磋商,采用公开送达方式落实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应厘定检察智能化数据利用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边界,并规避数据算法蕴含的安全风险。

论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治理秩序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必要手段,保障和服务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作为一项基础权力,虽具有非强制性和有限性,但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权威性。为更好地贯彻二十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应对公益诉讼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应积极配合公益诉讼立法,在立法中对“调查核实”这一检察公益诉讼的核心环节加强规范,对调查核实权的属性、权力边界和运用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数字检察的法律定位、运行逻辑及风险规制

数字检察的法律定位是法律监督。该定位是在不违背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的回应,对履职的自省,既与“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架构相契合,也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对检察机关的定性保持一致。数据与监督各自的规律与准则要求数字检察既要遵循数据的规律性,也不可违背法律监督的准则,且后者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数字检察的运行逻辑。数字检察为数据预测下的监督功能延伸提供了空间,但也带来技术至上、数据不安全、监督越界等潜在风险。为规制风险,必须实施规则之治,统筹推进技术赋能与制度规制。一方面提倡数字正义以促进制度理性,另一方面以保护数据法益实现数据安全,同时,坚持法定主义下的比例原则以厘清权力边界。

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检视与规范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于刑事检察,“四大检察”的提出为检察机关以更广泛的途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履职特色,使其具备了规范行政执法、推进公正司法的能力,这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需求相符合。在实践中,行政检察对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存在的有关机关不积极履职、不当行使权力等现象进行了监督,并引导企业开展了行政合规建设。当前,行政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还存在着工作体系性不足、监督重心与现实需求错位、权力行使边界模糊等瑕疵。应当强化检察一体化的组织优势,为行政检察工作赋能,并针对行政检察履职边界问题,运用基于过程的国家权力分工和明确监督对象进行厘定,以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提高人民法院诉讼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维权成本为核心,秉持能动履职理念,拓展行政检察的可能作为空间,塑造行政检察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体系。

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理据与路径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施行,可为家庭暴力未成年受害人提供较为有力的司法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主体的范围尚不周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当前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中因法源依据不足而介入受限。本文以“国家亲权”法则作为理论支撑,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法教义学视角出发对法律条文作出体系解释,旨在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零六条、一百零八条之间的纠结与联系,综合考量未成年人特殊主体地位,以期厘定后者第一百零八条中具备代为申请资格的“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范围。继而,根据公权力介入限度对第一百零六条受案范围提出若干建议,论证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时机和方式,以优化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路径。

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研究

在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有着各自的规范意蕴,二者之间存在着共性与差异性。从宏观层面来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均能对公权力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在监督目标上具有一定的同向性。但从微观层面来看,二者的监督对象、监督阶段、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均有所不同。当前,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在配合关系上,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沟通协调机制仍不够完善。在制约关系上,集中体现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不足。应当重塑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通过进一步完善二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职务犯罪的有效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

“非羁码”的风险隐忧与前景展望

“非羁码”作为数字技术与检察监督的跨界融合产物,不仅助力实现数字赋能“云”上监管,还顺应了我国数字检察创新发展的要求,有力推动了新型法律监督数字化道路的建设。然而,在适用过程中,“非羁码”存在运行困境以及潜在风险,如:研发机关权力边界不明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缺位,诱发“数字伪造”“数字接管”,多元化、系统化的监管联合机制尚未建立等。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手段,“非羁码”应着力降低自身风险隐患,助力维护人权保障与诉讼权利的有机平衡,以实现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新跨越为目标。这具体包括:明确“非羁码”的功能定位与研发机关的权力边界;加强对数字人权的保障;打破思维定式,以“非羁码”使用者的立场为导向;厘清司法主体地位,坚守“技术服务于法治”的初衷;通过优化协作式监管方法,明确各机关之间的责任分工和数字平台建设及应用的职责,构建多元化联合机制,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管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建构和完善应对新时代数字化的监管体系,助力实现“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的美好愿景。

不起诉权行使的负反馈调节——对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的反向审视

不起诉权“隐性扩张”后引发不起诉案件数量与不起诉率“双升”,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数量随之增加。不起诉权运行的合理调试需要进行视角转换,既要关注不起诉决定作出前的法律适用过程以及不起诉率等静态指标,也要关注不起诉决定作出后的运行反馈情况,化解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引发的社会矛盾。不起诉权合理运行过程需要明晰裁量标准,完善证据审查体系、顺畅运行衔接机制、以释法说理强化当事人诉讼参与程度、运用多元机制化解矛盾纠纷,破除上述障碍才能确保不起诉权合理高效运行。

对行政法检察司法解释的法理思考

行政法司法解释在我国行政检察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行政法检察司法解释具有哪些重要特点,具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在行政检察工作中应坚持什么样的解释目标和基本原则,应采取哪些解释方法,对这些问题必须从法理上进行正确回答。只有凝聚共识,才能有力有效地保证行政法司法解释在行政检察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支撑和保证行政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数字检察的法治边界

数字检察改革是指通过数字化赋能法律监督,以解决以往法律监督“被动性”“碎片化”“浅层次”等问题,是一种穿透式、类案式、一体化的法律监督。以数字检察的监督过程为观察视角,发现数字检察在监督内容、数据获取、技术运用、监督程序等环节的法治边界不清,数字检察存在异化风险。数字检察法治边界之厘定是其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因而,在过程视角下,我们应明确,数字检察的监督内容在横向上需坚持以法律为依据,在纵向上需关注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点问题;数据获取需遵守比例原则、成本控制原则、数据安全保障原则与个人信息保护原则;技术运用中的技术选择仍需坚持成本控制原则,技术引入需履行算法备案与专家评议,技术运行应遵守技术辅助、技术透明与技术参与原则;监督程序上需秉持案件化监督、协作式监督以及事后监督等准则。

法律人工智能:检察改革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新一轮司法改革旨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为此,改革在公诉证据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制度重构,以期衡平证据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制度改造路径意期建立证据的外部监控机制以保障证据质量,然则这亦导致证据“事实确证”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难以衡平。法律人工智能由于具备高度形式理性,与改革目标具有同构性,被决策者寄予了作为“阿里阿德涅线团”、架设建立在司法主体上的内在辅助机制、重构证据制度结构、衡平证据的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的功能预期。但是,法律人工智能作为主体外的辅助机制,终究不能作为改革的治本之策,不然可能导致“伊卡洛斯之翼”式的悲剧。唯有从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员的素质与意识,结合技术路径,才能造就改革真正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诉源治理语境下对规范性文件的检察监督——以生效行政裁判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原告一并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的立法目的,在于从源头和行政行为依据上避免违法行为、解决行政争议。规范性文件检察监督既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检察机关作为“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的职责所在。规范性文件检察监督,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启动,也可以依职权发现启动。人民法院合法性认定错误是否属于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范围,需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判定: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认定错误,导致“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按照监督规则应当提请抗诉,也可考虑以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在适用《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97条时,则需要从立法体制和备案审查制度发展的角度全面检视、理解、把握。

传统村落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研究

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景观,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传统村落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是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职能的创新,发挥了生态文明战略检察监督的兜底作用,体现了民法典时代检察公益诉讼的价值引导。当前,检察机关参与传统村落保护还存在法律法规不足、公益诉讼介入滞后、较难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困境。应进一步完善传统村落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优化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推动检察公益诉讼融入社会治理。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的实施困境及纾解——兼论检察侦查权改革

自行补充侦查权是中国语境下检察侦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定位下具有独特的诉讼价值与制度功能。但是,立法的缺失和现实的掣肘导致自行补充侦查权在实践中未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激活这一休眠的检察侦查权,不仅是检察监督本位之思考,还是检察工作现代化之所需。从强化检察侦查权监督性的视角出发,分析自行补充侦查权的实施困境及成因,应当着力从规范化设计、侦查能力建设、协作与制约双向模式三方面探索自行补充侦查权的改革进路与完善路径。

人民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的模式构建

检察院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主要关注审查起诉阶段的出罪机制,对审判阶段法院的协商矫正功能研究不足。域外法院在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机制中的角色可归纳为分层参与模式、强势参与模式和弱化参与模式。参考域外经验,可采用刑事一体化理论,构建以企业合规为核心的,涵盖前端预防功能为主和后端协商矫正为主的刑事合规、兼顾裁判和执行双层机制。法院在审前转处、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阶段结合刑事合规计划及整改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裁判内容和弹性执行方式。同时,完善刑罚内容及种类,结合刑事裁判内容及执行情况,改造刑事裁判的方式、司法审查及裁判标准。整合实体与程序因素,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刑事出罪及量刑宽缓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