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实践问题与完善路径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继续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体系将是一项重要且需长期执行的工作。就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现状而言,目前仍然存在主导力量缺乏、配套实施细则缺位、处遇层级区分不完善、分级矫治效果有限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儿童利益最大化、教育保护、调查先行、责任个别化和可恢复性五项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建设专门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工作队伍、细化分级处遇的必经程序和判断标准以及推动处遇措施的专门化。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专门教育完善与发展的现实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儿童事业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践行习近平教育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把精神动能化为累累硕果,专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已经到来。推动专门学校更好坚持学校定位、立足教育属性、发挥专门功能,做实精准矫治,打造精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阵地,持续健康推进专门学校建设和发展,努力建全和完善科学有效的教育体系,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培养“建设者”“接班人”“有用人才”,在前进发展的道路上,专门教育任重道远。

纪念《社区矫正法》实施三周年暨中国式社区矫正现代化建设和RNR智慧矫正系统及其应用专题研讨会综述

《社区矫正法》颁布实施三年来,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在法律上不明确;社区矫正与监禁执行变更前的调查评估流于形式、变更决定程序不公开、变更结果救济途径缺位,等等。我国部分省市的社区矫正特色做法对于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智慧矫正通过科技赋能社区矫正技术支持体系,解决分类管理和个别化矫正的实际困难,为矫正方案提供大量准确信息和科学矫正依据,是社区矫正工作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趋势。社区矫正在我国适用的时间不长,中国式社区矫正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发展还要面对和完善诸多问题,从而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构建。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项目研究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具有与其他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的特征,需要开发专门适用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项目,以提高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酒驾”矫正项目的概念、特点及功能出发,构建矫正项目的体系与结构,设计矫正项目的开发、认证及实施等流程,以期更好地推进“酒驾”矫正对象的社区矫正工作。

一体化视角下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矫正工作的实践难点及破解路径——兼论社区矫正与戒毒模式之间的协作

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是社区矫正对象中的特殊群体,具有身患疾病多、毒瘾戒断难、再犯风险高、社会排斥大等特点,需要予以特别关注。我国现行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并未专门规定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及特别的矫正措施,社区矫正制度与不同戒毒模式之间存在适用界限,加之现有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及戒毒专业知识不足,导致实践中矫正此类群体工作难度大,增加了监管压力与社会风险。立法机关适时完善法律规范,增加针对涉毒类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条款及相应的矫正措施,为矫正特殊群体提供指导与保障;同时,从一体化视角出发,社区矫正机构整合不同戒毒模式的优势资源,促进社区矫正与戒毒模式间的协作,以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与刑事执行效果。

两岸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比较研究

因司法体系、社会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两岸在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上存有不同之处。通过比较分析两岸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对象、参与模式、参与内容、专业性及职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发现两岸各有地域特点,应结合实际情况与条件作适当调整,实现差异化发展。针对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要完善社区矫正相关规定,合理设定相关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加强司法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培育和发展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成立社会工作督导协会。

刑罚目的观视野下的未成年犯矫正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目的在于教育而非惩罚,矫正措施的选择只能受是否有利于教育未成年犯这一条件制约。犯罪的严重危害性程度并不影响矫正行为的严厉性,而犯罪数量的上升更与矫正措施的严厉性无关。与传统矫正方法相比,未成年犯矫正项目更为有效,具有矫治措施微观化、系统化、融合化等积极功能。项目矫正是循证矫正方法论的具体化运用,项目矫正是教育矫正未成年犯的核心,采用何种项目更为有效既与未成年人本身有关又与其家庭、生活环境等有着紧密联系。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反思与重构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本质上讲是国家纠正、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体系之一,其落脚点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原则的重要实践面向。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概念过于狭隘,不利于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重新融入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应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基础上,扩充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内涵,将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并寻求“基于证据”的矫正有效性。

邯郸市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社区矫正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需要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本文以邯郸市社区为例,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存在的问题,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促进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高质量发展。

采油企业以“企地关系”为核心的法律管理工作创新与实践

为了解决采油企业生存空间逐步挤压、安全环保压力骤增、历史遗留问题严峻等内外部问题,在法律管理工作基础上,探索建立企业与地方间战略共谋、发展共建、成果共享的和谐“企地关系”,具体从履行央企责任、依法合规、畅通渠道、协作共享、营造环境等五个方面着手,调动各方力量,联心联责、联防联治、联勤联动,提高采油企业社会、经济、政治效益,从而实现企业与地方的双赢发展。

论基层司法所的社区矫正现实困境及其应对——以云南省K市S区Q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对象为调查样本

司法所是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最基层的建制单位,最能反映社区矫正工作中社区矫正对象的实际情况。对某司法所的调研表明,中青年男性占社区矫正对象的大多数,社区矫正对象在犯罪之前普遍处于社会最底层,所实施的均属轻微犯罪,因而缓刑占绝大多数。少数社区矫正对象不服从管理,其矫正表现主要归因于主观方面的认识论因素和意志论因素,当然也与客观方面,如法院、检察院、社区矫正存在一定问题有关联。针对社区矫正对象不服从管理的原因,应采取常规应对和专项应对措施,即以提升工作人员履职能力、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的认罪悔罪改罪教育为内容的常规应对措施;以建立轻微罪出罪机制、《社区矫正法》增加特殊社区矫正对象专章规定为内容的专项应对措施,以完善社区矫正的具体监督管理制度,以期助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智慧法治时代短视频普法的革新与发展——以社区矫正短视频普法实践为例

在智慧法治时代,我国短视频普法的革新与发展极为关键。其中,社区矫正短视频普法实践具有自身特殊诉求,社区矫正短视频普法实践的起步极为坚实,更新较为迅捷。同时,我国社区矫正短视频普法实践积极革新,能够充分展示智法起承、视频超越的基本革新趋向,但是社区矫正短视频普法实践的发展在具体信息注入与相关应求定位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挑战。基于智慧法治时代短视频普法实践的挑战,相关主体需要不断优化提升,积极突出相关供给优质,扎实开展精准应求工作,为智慧法治时代社区矫正短视频普法实践革新与发展提供支撑。

历史、理论、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下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三重逻辑

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蕴含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社区矫正制度下社会力量的参与具有要义相承、靶向一致和价值契合的高度统一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逻辑是“枫桥经验”历经改革开放、南巡讲话和新阶段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具体诠释;而理论逻辑继承和弘扬了以人为本的人民思想、传统法治的文化理念,深度契合了我国宽严相济的政策规范,具有深厚的法理根基;也正是由于秉持了“枫桥经验”的时代理念,才展开了主体性、规范性、专业性和效率性的实践逻辑图景。

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的困境及出路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于2003年在天津等地开始试点,至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76条、85条将社区矫正作为一项替代监禁的刑罚执行方法纳入立法规范。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作为我国一项较为年轻的刑事执行制度,社区矫正在预防与惩治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矫正工作开展过程中仍遇到了部分问题急需解决。为确保社区矫正使矫正对象“再社会化”目的的实现,文章对当前社区矫正工作中遭遇的困境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解决困境的出路。

新形势下强制隔离戒毒的衔接帮扶路径探索

衔接帮扶是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在强制隔离戒毒人数大幅下降的戒毒工作新形势下,衔接帮扶工作需因势而变,切实补足完善短板性问题。当前,衔接帮扶存在制度与机制“缺失”、常态化工作“失位”、所内资源的功能社会化延伸难“突破”、社会支持存在“瓶颈”等问题,需以制度与机制建设为保障,以落实好常规工作为关键,以所内资源延伸为突破点,以社会面有效宣传为抓手,充分凸显衔接帮扶成效。

智慧法治媒体平台中普法短视频传播与效应研究——以社区矫正普法实践为例

智慧法治媒体平台是媒体资源与法治资源的智慧集成产物,其媒体符号化、法治标识化意义突出。在智慧法治媒体平台中,普法短视频可以迅速传播,具有卓越的普法实效价值。社区矫正普法实践具有特殊性,相关主体必须借助智慧法治媒体平台在基层进行有效落实。事实上,在智慧法治媒体平台中,智能助力、法治动能是社区矫正普法短视频广泛传播的核心基础。社区矫正普法短视频具有流转迅捷与收益复合的突出特点,但其在智慧法治媒体平台上传播时也存在传播低价输出、效应对接混淆的挑战,相关主体应积极进行创新优化,通过基线规制与精准整合,不断推进我国社区矫正普法实践的高质量发展。

司法行政戒毒社会化延伸工作的研究——以NF所为例

随着疫情管控的解封,戒毒工作社会化延伸工作全面铺开,面临政策滞后、机制落后等诸多风险挑战。研究围绕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等关键内容,着力解决戒毒场所深化全国统一戒毒模式社会化延伸建设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应完善顶层设计,探索关怀救助合作新机制,统筹发展,助力司法行政戒毒社会化延伸高质量发展。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价值逻辑、现状分析与路径探索

各类社区矫正参与力量通过社会支持系统,帮助越轨未成年人返回偏离的“轨道”,回归到正常生活之中。目前,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区矫正中社会支持的理论背景、现实状况和实践途径等内容。本文以统计局和地方社区矫正平台数据为支撑,发现未成年社区矫正实践中存在未成年社区矫正受重视程度低、支持资源短缺、社会支持力度水平不一且分散等难题,应当关注未成年社区矫正、厘清矫正主体权责关系、挖掘社区资源和社会力量、完善社区矫正参与机制,以便更好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完善未成年社区矫正实施路径。

任务中心模式下“四维突击”助戒毒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生活

当代毒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挑战,戒毒人员面临重重社会障碍。为了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本文探讨了运用任务中心模式下的“四维突击”策略,包括心理干预、职业培训、家庭支持和社区融入。通过案例分析,本文展示了“四维突击”策略在解决戒毒人员经济、信任感、家庭关系和自我效能感等方面的成效,并反思了其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和改进方向。本文研究为戒毒人员的社会再融入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旨在促进戒毒人员的社会融合与自我发展,实现社会和谐与公共健康的双重目标。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社会治理的客体是社会,社会治理的主体也理应是社会。基于这样的治理理念,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凝结为一体,为推动社会善治共同进行治理而形成的稳定群体。这个群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市场主体及各种社会力量。从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到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设社会共同体再到今天的推进情况来看,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还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从理念层面来看,多元主体共治的思想基础还不牢固,政府外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还不高;从实践层面来看,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协作机制还不健全,很难实现同频共振。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思想理念、协同能力、参与渠道,成果共享、地域联动等五个方面进行探索分析,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深度,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