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问题研究

反倾销措施涉及多方利益,随着世界各国使用反倾销频率和范围的增加,以公共利益原则来平衡各方利益甚至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愈来愈受到重视。本文以欧盟在公共利益问题上的法律实践为基础进行评析,以期对我国的反倾销实践有所裨益。

欧美等国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各国公司治理结构可分为英美的外部监控模式和德国的内部监控模式,法国属兼采用两种模式的国家。我国公司法应授权公司选择单层制或双层制,并对监事会权力作出重新调整,限制董事和监事的兼职数量,加强银行和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论欧盟国际海运竞争法中监管制度的最新发展

根据欧盟理事会 196 2年第 17号条例的规定 ,欧盟在国际海运业建立起关于国际航运协议组织反垄断豁免的审查确认制度。 2 0 0 2年底 ,欧盟理事会颁布了第 1/ 2 0 0 3号条例 ,该条例取消了审查确认制度 ,代之以直接适用制度。直接适用制度意味着欧盟国际海运竞争法的监管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对我国正在建立的国际海运业竞争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值得我们的关注。

美国、欧盟反倾销法差异的几点探讨与借鉴

在替代国选择标准上,美国强调替代国经济发展水平要与出口国具有可比性,欧盟强调市场竞争性;美国很少基于公共利益考虑放弃征收反倾销税或降低征税幅度,欧盟则一定程度体现了公共利益原则;对出口商替进口商交纳反倾销税的作弊行为,欧盟规定了“反吸收条款”予以制裁,而美国是将其补偿额从产品的出口价格中扣除;欧盟倾向采用“承诺”方式中止反倾销调查,美国则较少采用。这些差异对我国反倾销立法及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超市自助寄存法律性质研究——基于合同法的视角

作为人工寄存方式的替代方式,超市自助寄存有其自身特点,其法律问题也有其特殊性。自助寄存柜的设置对于超市而言不是基于买卖合同的附随义务,而是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合同。进而言之,它属于保管合同而非借用合同。

论欧盟原产地规则与反倾销法反规避条款的结合实施

在欧盟频繁运用反倾销反规避措施实施的贸易保护中 ,纷繁复杂的欧盟原产地规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 ,它是维护国际贸易正常秩序与遵守WTO诸原则 ,保证反规避措施合法性的平衡点 ;另一方面 ,在与反规避条款相结合 ,严格界定规避行为 ,以实施反规避措施的同时 ,又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 ,以较正常贸易条件下更为有力的手段 ,“迫使”外国高水平投资 ,达到产业导向和保护的双重目的。对于从观念到立法及实践都比较滞后的我国来说 ,具有借鉴意义。

隐私权有关问题的分析

隐私权作为一项人格权,起步较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时代的进步,隐私权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它与知情权的冲突也越来越多。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公权利和私权利之间的矛盾。对隐私权的保护应该遵循向社会公共利益倾斜的原则,平衡利益、知情同意的原则等。

从悬赏广告出发试论我国对遗失物法律规定之缺陷

本文从悬赏广告入手,通过我国与外国两个遗失物案例的法律分析对比,对我国与外国关于遗失物民事立法制度进行探究和评析,指出了前者存在的种种弊端。建议在我国民事立法上确立遗失物拾得制度,对遗失物的归属和返还加以规范。

疫情背景下欧盟法外资审查标准的扩张与限度

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的冲击加速了欧盟及其德国、法国等成员国强化对非欧盟投资者在医疗健康等领域并购交易的监管。以《欧盟外资审查条例》构建的双轨制审查机制为基础,无论是《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实施指南》,还是德国《对外经济法第一修正案》和《对外经济条例第十五修正案》对交易主体的国别因素强调和实现"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安全"审查标准的扩张是其显著特征,政策法律化与政治针对性特征明显。在欧盟法框架下,即便作为限制资本流动自由的正当事由,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监管部门也应遵守比例原则的要求并接受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

论最高额抵押制度的完善

最高额抵押权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具有积极的价值功能。但最高额抵押亦有其弊端,如设定巨额的最高额抵押,致抵押物价值不能充分发挥;或债权人不与债务人正常交易,使债务人经济活动自由受限,因主合同备案存在瑕疵最高额抵押权实现不了等。完善我国最高额抵押立法应明确规定最高额抵押确定请求权制度、减额请求权制度和消灭请求权制度;以立法形式规定综合授信合同及其他带有约定决算期的框架性合同可以作为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合同进行登记备案。

欧盟将建统一专利制度

欧盟官员最终就建立一个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统一专利制度达成一致，期望通过这一制度的建立将专利费用降低，从而促进发明专利的增加，提高企业竞争力，

欧洲法视角下的数据相关滥用行为

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给竞争法和数据保护法领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两个领域的关联在Facebook案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该案中,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最初没有就《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进行更深入的审查,而是依据数据保护法进行了审查并以此为基础确立Facebook在德国法下的滥用行为。该案的审查过程显示了依据《德国竞争法》规制数据相关滥用行为的可能性。然而,正如欧洲法院所解释的那样,如何在Facebook案适用《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鉴于欧盟内部建立了具有可预见性的关于滥用行为的统一标准,接下来的诉讼过程中有必要对可能违反《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的行为进行更深入的审查。尽管像Facebook案中这种数据相关滥用行为通常涉及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排斥或剥削,但竞争与数据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市场参与者是否有权以提供新的服务并创造新的竞争为由主张访问数据。对此,迄今为止欧盟法采取的是限制性进路,这使得出于竞争性目的获取数据非常困难。欧盟委员会在其最近提出的《数字市场法》中尝试解决此问题。这项立法提议旨在规制具有强大力量的平台守门人以防止滥用行为。然而,该法案最终能否以及何时转变为法律仍然不确定。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竞争与数据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仍将是欧盟竞争政策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