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战略资源产业链重构——以关键稀土矿产和材料为例

大国清洁能源转型尤其是快速扩张的电动汽车、风电等产业刺激了稀土等战略资源需求,稀土产业链成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领域。该研究基于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从全球治理的经典范式出发,考察美国力推全球稀土产业链重构的深层动因及地缘政治影响,在美国地缘战略“产业链控制”与“联盟制华”两大特征下,揭示中美稀土产业链脱钩与全球“双链”格局、美国“三大法案”与清洁能源产业体系主导权、中美大国博弈与日本产业安全等重要政治经济关系之间的底层逻辑和战略呼应。研究发现:①在产业链控制方面,下游企业开展技术“去稀土化”与美西方“去中国化”的产业链布局导向相互加持,共同推动形成全球战略资源“双链”格局;②在与盟国联合制华方面,美国要求日本等盟国分担与中国地缘竞争的“缔盟”责任,而日本出于自身利益高度介入全球稀土产业链重构,由高度依赖中国稀土进口转向深度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稀土产业链;③美国出台“三大法案”是其一贯以国内法塑造地缘关系又一力证,背后的深层动机在于通过重塑战略资源产业链,掌控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主导权。为应对日益升级的战略资源大国博弈,要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利用好产业链中前端的资源和产能优势,创新引领战略资源产业链自主延展;另一方面强化战略布局,整合全球关键矿产资源,丰富反制手段,不断增强稀土等重点产业链韧性,提升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保障水平。

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核心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意义、现状及未来路向

人民生活品质是指全体人民群众享有的一种高质量、优品位的生活方式,以及对这种生活状态的满意感与幸福度。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优化、水平提升、全面覆盖、均等可及,使人民群众过上高品质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质量不断提升,覆盖面逐步扩大,人民生活品质全方位改善。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仍存在短板弱项,水平与标准亟待提高,一体化、均衡化、可及化进程有待加速。为此,就要求政府围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化;围绕提升人民生活品位,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标准;围绕提高人民群众满意感,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全面覆盖与全面保障;围绕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导向下的主权债务与自然互换:发展趋势、演变动因及运用建议

主权债务与自然互换是一种债务互换机制,债权人通过减免部分债务换取债务国当地的环境保护项目。伴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该机制呈现出法律关系复杂、互换合意难度降低、债务减免和环保金额增加等特点。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不可持续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需求、主权债务重组规则的变化以及国际绿(蓝)色金融原则的发展对该机制的演变会产生影响。主权债务与自然互换面临着透明度建设、规则的双重适用和提升主权债券评级的风险等挑战。中国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推动国际债务治理规则更新,助力绿(蓝)色金融规则的国际化,并寻求主权债务与自然互换的改进,以妥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其战略目标就是与基本现代化相适应的高标准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完善,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品质基本公共服务产品全面普及,从而实现民生“七有”制度体系向民生“七优”制度体系的深刻转变。进一步完善基本生育服务制度体系、基本教育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就业服务制度体系与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与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养老保障与服务制度体系、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体系、基本社会服务制度体系;健全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提升优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可及性水平。

人才强国战略视角下我国国际人才引进政策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详细部署,强调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搭建“政策工具—人力资源管理环节—政策发展阶段”三维框架,对306份我国国际人才引进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国际人才引进政策存在政策工具比例不够均衡、政策环节需要有效衔接、一体化协同的国际人才引进机制尚未充分形成、政策生态环境需进一步优化等问题,据此提出了我国国际人才引进政策要突出优势、精准施策;联动引才、试点先行;主动服务、多元激励;搭建平台、融合发展等对策建议,为我国人才强国战略视域下的国际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CPTPP框架下新西兰2022年《植物品种权法》评析及启示

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框架下,根据国际贸易拓展与规则制定、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保护的需要,新西兰于2022年修订《植物品种权法》并于2023年正式生效。其核心主张主要包括:扩大品种权保护范围、建立毛利植物品种委员会、完善强制许可制度以及明晰过渡性衔接规定。该法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1991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保护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和促进育种创新成果流动等多重价值,较好对接了CPTPP的有关规定。中国已启动加入CPTPP程序,并着手修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履行协定规定的义务,但仍存在完善空间。借鉴新西兰的实践经验,中国可从整合利用国际技术资源、完善品种权申请费用和强制交叉许可规定、健全繁殖材料获取机制与农民品种保护制度三方面进一步优化相关规定,在提升中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同时,实现国内规则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良性对接,为推动种业国际交流合作、促进种业振兴提供制度支持。

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模式、风险及其治理之探

目前,各国尝试建立的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主要有三种模式:升级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双边跨境支付系统、多边跨境支付系统。然而,因数字技术赋能升级的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一旦落地,运营中不仅存在异化传统风险的可能性,还可能滋生新的风险。基于此,本文立足上述三种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模式,依托数字技术研判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中的风险,主要包括流动性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区块链技术风险以及系统重要性风险。面对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中的潜在风险,可从主权国家的货币主权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这两个方面进行治理。而今,我国积极参与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已启动测试,落地之势蓄势待发。面对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潜含的风险,我国应未雨绸缪,提前对数字人民跨境支付系统中潜在的风险制定防控措施,从而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提供安全的制度保障。

澳大利亚工商业与人权实践的检视、反思与启示

为了缓解工商业发展对人权产生的负面影响,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响应工商业与人权倡议。目前,澳大利亚主要通过以反歧视和反现代奴役制为核心事项、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义务的国内法律要求企业负责任经营,并通过意识提升、实践引导、正向激励、行业建设等政策策略促进企业履行人权责任。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建立了由国家司法救济机制、国家非司法申诉机制和非国家申诉机制构成的多层次的受害人救济体系。即便如此,澳大利亚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治理差距”仍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长期缺位、规范要求碎片化分布、法律实施力度不足和救济机制实效不佳等方面。为了更好地应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时代对工商业与人权的挑战,澳大利亚有必要通过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优化法律政策体系、建立部际协同制度和完善公私救济机制等路径提升工商业与人权治理绩效。对澳大利亚政府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治理实践的检视与反思,不仅可以帮助在澳中企加强人权合规建设并为我国提升工商业与人权治理效能提供镜鉴,也有助于发展我国工商业与人权学界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

高空抛物、坠物行为法律责任界分与刑事司法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将高空抛物、坠物上升到刑法层面,无疑是对高空抛物、坠物的行为的严惩及预防,打开了高空抛物、坠物行为走进刑法领地的大门,但依旧存在着民事、刑事责任承担相互纠葛的复杂状态。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民刑界分,应当采取能否确定具体行为人与是否存在真实损害结果相结合的二元判断径路。不能确定具体行为人的,仅可能按照民事侵权行为处理;不存在真实损害结果的,则只能够从刑法角度寻求是否存在非难的可能。在能够确定行为人的场合,应当就案件事实比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考察,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来定罪处刑,避免实践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的过度口袋化。

贸易协定中跨境数据流治理的“自由-规制”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的全球扩张和深度发展,不仅促使商业模式和产业组织产生了革命性变化,亦促使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国际经贸活动中的常态。而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自由”与“规制”的张力平衡,既要正视对自由的天然追求以及数据自由流动带来的显著受益,也需要采取合理的规制并提供充分保护。然而,由于不同的利益追求与价值认同,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态度存在差异,除主流的美国与欧盟的两种对立模式之外,发展中国家亦在寻求符合自身需求的治理路线。不可否认,各国均意识到了跨境数据流动的重要性,尤其在贸易谈判中愈来愈多纳入了相关议题。当前,不论是WTO还是新近的自由贸易协定,对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态度都是数据自由流动为原则再辅以例外条款,区别在于例外的范围以及相关概念的解释。在这些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实践影响下,我国应当结合自身需求和价值取向,从跨境数据分类分级管理、专门跨境数据监管机构以及例外情形等对内向度和加强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合作的对外向度同时发力,借助“一带一路”和RCEP、CPTPP、DEPA等平台,推动重构数据流动治理体系以及相关国际经贸规则。

婚姻关系中第三者侵权责任构建研究

尽管《民法典》对于第三者侵害婚姻关系的法律责任未明确规定,但基于我国社会现状,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仍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具体的责任构建:在明确配偶权为侵权客体的前提下,以《民法典》第112条、第1165条、第1183条作为请求权基础。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探讨具体的责任构成。责任分配方面,第三者与过错方配偶按主观意思联络的情况分为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责任承担方面,以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为主。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要求下的政府治理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对民主政治道路的成功探索与实践总结。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民主制度系统性、民主主体全民性、民主流程全面性、民主协商双向性、民主自治广泛性和民主结果真实性等基本特征。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本质要求下,我国政府治理必须增强政府治理制度的系统民主性、政府治理主体的全民民主性、政府治理流程的全面民主性、政府治理协商的双向民主性、民主自治治理的广泛实效性与政府公共服务的均衡可及性。推进中国式政府治理现代化,必须完善政府民主治理制度、培育政府治理多元主体、规范政府治理流程、健全政府治理协商、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与基层民主自治、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论全球税收治理背景下习惯国际税法的演化与发展

作为国际税法的渊源之一,习惯国际税法的构成要件包括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两大方面。传统的习惯国际税法规则是各国在长期的税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和偶然性。但是,在当今全球税收治理背景下,习惯国际税法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全球税收治理促进了国际税收条约的发展和国际税收软法的勃兴,而这些渊源能够为习惯国际税法的存在产生证明作用。另一方面,全球税收治理能够推动各国形成普遍一致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从而促进习惯国际税法的产生。习惯国际税法一旦形成,将对各国产生普遍的法律约束力,而解决国际税收问题的需要和国际社会的公认是其效力的来源和依据。在当今税收条约主导、国际软法勃兴的全球税收治理机制中,习惯国际税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建设的成就和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让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生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包括扶贫脱贫、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全方位改善;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保障就业创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疾病治疗到健康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民生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生建设的核心;以人民为中心是民生建设的保障;全面深化改革是民生建设的关键。

公民法治意识及其形成探析

公民法治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义重大。作为一种指导公民对于合法与非法、守法与违法等根本问题作出判断的价值观体系,公民法治意识建设在近年来受到重视和普遍提高。基于社会经济需求、司法过程、社会评价与道德标准、社会环境、个人经验等因素对于法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研究阐述了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形成的过程,分析了产生的影响因素,提出我国公民法治意识有效生成的实现路径,并通过各种途径构建公众的形式理性思维,以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的进一步提高,对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持续推进,扩大良法、善治的影响力,达到强化司法权威,努力构建法治社会环境有重要作用。

高校科研型教师党支部建设

高校教师党支部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的基层党组织,是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一线,是联系教职工和学生的桥梁和纽带。河北北方学院药学院教师第一党支部在教师党支部积极探索党建与科研业务互融互促的新途径,创建“共产党员科研先锋队”品牌党支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凝聚科研人员的力量,围绕科研业务推进党的建设,通过坚定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推进科技创新,把党建工作与科研业务融为一体,实现党建与科研互融互促的结构模式。

论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保护

《民法典》第993条规定了肖像许可使用制度,立法认可自然人的肖像具有一定的财产利益,为死者肖像具有财产利益提供了一定的规范依据;第994条明确死者肖像受到侵害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为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留下了开放性解释空间。从比较法上看,死者肖像财产利益法律保护主要有两种模式,美国二元保护模式和德国一元保护模式,在继承中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吸收比较法中好的经验,规定公开权模式来保护死者肖像上的财产利益。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条款进行详细化解释,自然人的肖像财产利益具有财产属性并能够被继承,扩大死者肖像财产利益受到侵害的请求权主体,明确保护期限。

论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国际化改革——以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为目标视角

在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背景下,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以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为根本目标,以国际化为基本方向。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当树立支持仲裁的理念,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放宽仲裁协议效力及其法律适用限制,强化司法支持弱化司法监督;应当彰显契约化民间化理念,突出涉外仲裁的契约性和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当遵循公正与效率兼顾原则,既保障公正又提高效率;应当坚持自治与干预结合原则,赋予当事人充分意思自治权,仅在维护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方面进行司法干预。

公司型社会企业立法的美国经验及其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的进阶,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成为社会企业作为自身的战略转型,社会企业的立法势在必行。域外公司型社会企业立法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美国各州最常见的立法模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下的低收益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下的公益公司与社会目的公司。由于制度设计及所属公司类型的原因,这三种美国公司型社会企业立法各有优缺点。就规范强度而言,公益公司最为严格,而低收益有限公司与社会目的公司则有较高的弹性。社会企业在我国尚处于萌芽阶段,未来可在借鉴美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公司型社会企业类型、公益目的规范、董事勤勉义务、公益执行诉讼、公益董事定期公益报告及公司的变更等内容,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公司型社会企业制度。

国民党中央设计局与设计制度的初创

1940年国民党成立中央设计局,负责政治、经济建设的设计工作。设计局作为设计机构,在创设设计制度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通货膨胀和统制政策,加之外国对华输送物资通道的关闭,国民经济陷入困境,设计局作为经济困境的制度性解决方案被提出。在孙中山主张权能区分的基础上提出创设万能政府,实行计划政治,这些是设计局成立背后的政治治理逻辑,这一逻辑导引设计局重视专家,建立设计制度。设计局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建立和完善设计制度:一是改革组织架构。熊式辉在王世杰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扩充设计局职能分组,设置局务会议,设立政治和经济两个计划委员会以及台湾地区和东北两个调查委员会。二是集聚人才。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社团团体的联系,任用人员的要求相当高,吸纳了大量的留学人才和工程科技人才。三是统一设计规范。依照科学管理方法,制定各项计划的设计程序和设计步骤,用图示法解释复员计划编制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四是宣传计划建设理念。通过发行内部刊物、组织中国计划建设学会、在报纸上发文制造社会舆论等方式倡导计划建设。设计局借用苏联国家设计委员会和日本综合计划局为“思想资源”,为其提升设计局的权力而服务。设计局在初创设计制度、刷新政治、打造计划时代、奠定计划建设基础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由于国民政府的行政本质已经腐朽至深,导致中央设计局的一系列设计制度方案难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