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

当前,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不一致、国际投资仲裁程序损害东道国主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得人们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正当性产生了质疑。造成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BIT特定条款规定较模糊、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仍不够丰富。造成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损害东道国主权的主要原因在于缔约国签订了高度自由的BIT,让渡了过多的主权。各缔约国签订BIT时可尝试就一些重要条款的含义与适用标准做出更明确的规定,并用好"四大安全阀",维护自身主权免受不合理的侵犯。同时国际投资仲裁制度也应通过增强透明度、设立合并仲裁等方式弥补程序本身的不足。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研究的力作

自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企业法>以来,中国以吸收外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为突破口,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基本国策,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措施

近来我国几大能源企业多次进行海外能源直接投资,然而从我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来看,能源投资领域属于政治风险高发领域,我国的几大能源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在对外投资中遭受到严重的政治风险。中国能源企业自身应该采取一些法律措施以防范政治风险。具体的措施包括:采用不同的能源投资形式、投保海外投资保险、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以及投资者——东道国仲裁。

试析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在国际投资法中的适用

用尽当地救济是一项国际习惯规则。本文从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相关理论出发,分析了规则在国际投资法中的适用范围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所发挥的作用。明确了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不应否定和放弃的态度。

服务投资对国际投资立法的影响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投资的重心开始从货物领域向服务领域转移。国际服务投资的大规模增长,给国际投资协定的组织结构、投资定义、投资保护、履行要求、争端解决机制等多方面的规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前的服务投资国际立法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推动并确立相关国际规则,发展中国家应保持应有的谨慎,在服务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最佳利益的平衡点。

国际能源投资合同主要法律条款的选择——以产量分成合同范本为实例

国际投资者与资源所有国即东道国签订国际能源投资合同是当前海外能源投资最重要的方式。国际能源投资合同具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条款,既是东道国与国际投资者正面博弈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也是海外能源投资在合同领域进行私法救济最主要的依据。以国际能源投资领域最为常见的产量分成合同范本为例,其主要包含稳定条款、法律适用条款以及争端解决条款。这三类条款的选择与适用能够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最初的合同法律保障,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预防海外能源投资风险提供及时有效的预防方案。

国际投资协定与国际劳工标准的衔接机制

如何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和整合劳工标准等非投资利益,是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投资协定与劳工标准的适当衔接,有助于平衡投资利益与劳工利益,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有国际投资协定中与劳工标准挂钩的条款仍存在结构性缺陷:在实体规则方面,主要侧重对东道国减损劳工标准行为的规制,忽视了对东道国劳工政策空间的保障;在履行机制方面,投资者可通过投资仲裁机制挑战东道国劳工政策,而与劳工政策休戚相关的劳动者却缺乏相应的程序权利。因此,有必要对投资协定与劳工标准的衔接路径进行系统性调整。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理应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为解决投资保护与劳工保护的失衡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国际投资立法自由化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国际投资法是一个由各国国内相关立法、双边投资条约、区域性投资条约及国际多边投资条约等组成的具有明显层次性的法律体系。目前，在国内立法层面上，各国的外资政策正在趋同，但是国际投资法律的各个层面并不完全协调。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投资立法正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自由化趋势，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我国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并通过利益的协调来适应和促进投资自由化的发展。

国际投资合并仲裁的比较研究

伴随着世界贸易一体化发展,国际投资领域存在的东道国与投资者争端解决越来越趋向于诉诸根据投资协定指向的仲裁解决。当存在大量事由类似,东道国重合的情况,采用合并仲裁制度,减少当事人为程序付出的财政支出和时间成本,也避免矛盾裁决的发生。但在实践中能够成功合并的投资仲裁案例屈指可数,因此研究投资合并仲裁,对我国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和适用仲裁规则,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属时管辖权——以仲裁庭对“挑选条约”的认定为中心

投资者通过资产重组或变换国籍的方式“挑选条约”对国际投资仲裁庭的属时管辖权及国际投资条约的属时范围产生了深刻影响。ICSID仲裁庭在界定管辖权时,必须对缔约国与投资者的国籍做出准确的认定,而公约与投资协定对判定投资者国籍的时间点做出了限定。投资者要求仲裁庭提供法律救济,需要满足国籍继续原则,但对投资者须在何时至何时持续地具有某国国籍,仲裁实践中存在争论,此时应以投资权益受损之时作为起算点,并以投资者提出仲裁索赔之时作为截止点。从仲裁实践观察可知,复合式投资行为与构成式投资行为属于新条约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例外。部分仲裁庭还对投资者规避属时管辖的行为与滥用仲裁程序的行为进行了区分,以保障法律适用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国际投资立法的转型——以非政府组织为视角

在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和非政府组织兴起的背景下,国际投资法从片面强调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发展到越来越关注贸易与投资等经济活动和经济价值之外的环保、人权、公共健康等领域的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投资立法转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们通过努力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条款纳入代表国际投资新型立法模式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阻止损害环保利益、偏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边投资协定》出台,提供国际投资条约新范本等方式来反映和实现它们的人本化利益和价值诉求,推动国际投资立法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

跨境众筹法制建设入局与破局的探索

跨境众筹是国内互联网产业规模化发展处于临界点之际的应然发展趋势,当下中国应当建设跨境众筹法律机制,意在预防该业务陷入互联网产业频发的实务先行,但立法滞后的问题。中国建设跨境众筹法律机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验立法可以借鉴、众筹本体法律性质不明、征信制度与国际社会尚未接轨,以及跨境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建设不成熟。可以通过在国内先行开展涉外众筹、对外先行开展跨境捐赠众筹的方式逐渐开展跨境众筹业务,同时加快建设跨境众筹法律机制的步伐,实现法律对实践的"供给侧引导"功能。

对国际多边投资立法从回应到参与——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嬗变分析

纵观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嬗变,充分体现了对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投资立法合作的回应。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走强,作为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最有潜力的资本输出国,我国不仅应积极参与区域投资立法合作,更应在多边国际投资立法制定中深层次地谋求话语权。

BITs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基于中国国际投资市场身份的转变

随着我国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的身份转换,我国在国际投资制度设立、国际投资立法方面,需要更慎重考量基于投资东道国定位而建立的促进外商投资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立法体系,同如今基于投资母国定位而需要建立的促进对外投资和保障投资安全的国际投资立法新视域之间博弈的平衡关系。我国对外签订的BITs中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设定,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借鉴国际经验,构建"负面清单"加"不符措施"模式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可以鼓励和促进我国海外战略的实施。

国际投资协定应服务于发展

今天,我很高兴欢迎各位参加本次研讨会。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很荣幸成为研讨会的三个主办方之一。我们主为,研究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找出新出现的问题并分析其对发展的影响,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