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案监督模式的转型

传统的立案监督是一种回应型的后发式监督模式,监督效果滞后,时效性差。探寻立案监督模式的有效转型确有必要。在立案决定前,检察机关应对报案、受案以及立案信息及时获取,将监督关口前移,由事后的结果式监督转向事前的过程性监督。同时,立案监督后,监督的战线还应向后续的诉讼阶段有所延伸。对于立案不侦、侦而不结的现象,建立适时跟踪监督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对此类问题的知情权、质询权和纠正权。将立案监督从单纯的数量一元观转向质与量并进的二元观。

浅议逮捕条件

我国一般逮捕条件有重嫌、罪重、社会危险性等三要件。“重嫌”要件要注意证据的环环相扣、查证属实，必须是程序上可追诉、具违法性、且应负罪责的犯罪行为；罪重要件较为宽松，具体操作中甚至可以不考虑对“社会危险性”要件的理解，呈现极端化，使这一要件在实践中等于被取消。由此，造成我国逮捕实施中的矛盾局面，一方面实行“少捕、慎捕”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面积的逮捕适用。

英国近年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之评析

在2001年Auld勋爵《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刑事法院的评论》、2002年刑事司法白皮书《所有人的正义》以及英国法律委员会近年的相关报告的指引下,十年来英国相继颁行《2003年刑事审判法》、《2012年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相关刑事法规。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英国刑事证据制度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首先,重新平衡被告人和被害人证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向被害人和证人倾斜,允许在庭审中将针对被告人被控罪名的相关不良品格呈交陪审团;其次,更加依赖庭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再次,允许陪审团更多地接触证据,运用常理决定证据的价值;最后,注重保护证人尤其是被害人证人的作证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