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叙述与话语权:一个国际法的叙事学研究

叙事是重要的国际法权力实践。探讨国际法叙事的结构、逻辑、模式,有助于分析国际法的意义生成机制,进而揭示国际社会经由国际法的权力政治过程。国际法叙事是多元的,在规范文本、机构、学科、政治外交和社会多个不同层面并行展开并相互作用。国际法学科叙事是构建学科正当性的核心场域,也是学科神话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的场域。当代国际法叙事常常是建立在一个线性的、进步的、目的论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国际法叙事充满斗争,这既是世界秩序和愿景的斗争,也是全球治理领导权的斗争。国际法话语权既包括对国际法造法的影响力,也包括构建国际社会愿景、规则和秩序的领导力。提升国际法话语权需要注重国际法叙事的体系性,加强国际法叙事的传播,积极参与国际法叙事竞争。

欧盟GDPR五年执法反思:成效、挑战与经验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率先实施对世界各国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立法与执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数据隐私事务网站Privacy Affairs 2018—2023年发布的1 701起GDPR违规处罚案件,构建GDPR执法成效评价框架,量化其规制目标与规制结果。研究发现,GDPR过去五年执法实践中存在三大双面效应:数据侵权严监管与合规操作弱指引并存,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与促进数据产品创新两难,技术影响复杂与立法前瞻不足交织。鉴于此,中国的数据立法亟待加强新兴技术基于风险的前瞻规制,数据执法宜完善司法诠释与合规指引。

论双碳背景下的清洁能源技术强制许可

中国加入《巴黎协定》后提出力争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双碳背景下有学者提出比照药品强制许可对清洁能源技术实施强制许可,而现有理论存在论证逻辑谬误、维度欠缺等多种问题。基于环境权的法哲学外部证立、法规范的法教义学内部证立、清洁能源专利实施情况的实证分析以及清洁能源专利与药品专利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清洁能源强制许可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但不具备实施上的必要性。尽管如此,仍应当完善强制许可制度,发挥其对技术转让谈判的辅助作用,促进清洁能源技术转让,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保驾护航。

《威尼斯宪章》译注

《威尼斯宪章》发布至今已60周年,对20世纪后半叶及以后的各国遗产保护理念和政策法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被广泛接受的遗产保护国际准则。该宪章最早用法文起草,其后译为英文,两者在个别条款上表述略有差异,现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官网公布为官方版本。但宪章的中文译本自1986年正式发表以来,并未得到充分讨论和阐释,很多关于宪章的讨论和批评甚至是基于中译本用词的误导,因而妨碍了中文读者对《宪章》原有思想的深入理解。本文以英文版作为蓝本,用法文原版加以校勘,并参考已有中文译本,重新对《威尼斯宪章》进行了翻译。译文内容采用译校结合、译注结合的方式,对法、英版本的表述差异进行了标注,并对文中关键词句进行了详细注释,厘清其来源及演变,并与中文对应的名词术语对比,辨析其间的区别与联系,力图帮助中文读者从中文语境更准确把握原文的含义。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中国立场与核心问题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草案的出台及经联合国特设委员会投票通过,是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阵营不懈努力的成果,但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应当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前提,贯彻打击网络犯罪的基本立场:扩大公约草案所主张的定罪范围和适用犯罪,并进而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影响力;抵制或限制以“数据控制者模式”为特征的单边取证模式的适用,积极推广我国刑事证据出境审查工作机制,探讨基于数据主权的跨境调取电子数据解决方案。

个人信息出境的国内法规制路径及体系化完善

数字化个人信息的大规模跨境传输使得个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受损的风险加剧,国际社会尚未达成统一法律规范予以应对。为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促进数据产业发展与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各国选择以国内法规制的方式对个人信息出境予以监管,具体表现为国家专门立法、联盟统一立法与国家分散立法。我国通过专门立法规制个人信息出境,形成了“硬性”与“软性”两轨监管机制,但存在分轨监管内容交叉、公私共治监管尚未形成的问题,阻碍个人信息的安全出境。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下,我国应以系统观念加强个人信息出境监管建设,从主体上发挥公私体系的协同性,从规范上强化攻防体系的均衡性,从空间上增进内外体系的互动性,为促成个人信息跨境规制的多边共识贡献中国智慧。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的适用问题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下简称“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和具体实践领域的适用困境。在理论层面,该原则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构成要件尚不明确,亦不确定该原则是否存在例外。从实践层面看,共区原则在海洋酸化治理、公海塑料污染治理、公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方面存在区别责任被忽视、弱化或共同责任难以落实的困境。上述困境的成因包括旧的权力导向理念不利于公海治理以及公海环境治理中的区别责任的界定标准不够科学。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难以确定各国的历史性责任;发达国家怠于承担或弱化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的区别责任是该原则在具体实践领域适用困境的成因。笔者建议在理论层面明确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中的法律原则地位、细化有区别责任主体的分类和具体形式、以及坚持以实质公平为核心。在具体实践领域,笔者建议在海运减排领域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并在其他海洋酸化治理事项中充分落实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塑料公约谈判中重视并适用共区原则,优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积极推动BBNJ协定的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机制实施。

论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措施方案

为对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正在讨论的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措施方案进行评判,通过分析归类的方法,将各种方案划分为税费机制类方案、排放交易机制类方案、混合机制类方案等3类。借鉴IMO专家组在前期讨论中提出的多项评价标准,从便利监管、实施效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CBDR)”原则的落实等3个方面对这些方案进行评价。得出以税费为基础的混合机制类方案具有一定优势,我国提出的方案相对更加契合各项评价标准。

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渔获物可追溯制度的构建

近来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及其实施使渔获物可追溯制度举世瞩目,虽然普遍性的国际条约短期内难以达成,但各具特色的国别渔获物可追溯制度竞相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虽然提出“渔获物可追溯制度”,但未明确其定义、范围、违法责任和执行机制。作为渔获物进出口大国,渔获物可追溯制度对于我国打击IUU捕捞、保障渔业对外贸易和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我国类似制度安排和实践经验,参考国际上有关制度的相关规定,提出并论证渔获物可追溯制度的实质要素及最优立法模式,以此推进规则的全国统一和国际化进程。

迈向多元共治:现代国际法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

在国际形势迈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治理结构存在明显弊端,极易被“极化政治”所裹挟,导致国家间的二元对立,进而减损国际法的权威与效用,不利于维护大国之间有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从实践来看,不应以形式的二分法来僵化“国际法主体”这一概念,而应强调国际法中“对世义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契合,秉持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体而言,要转变国际法治理结构合法性存在与有效性运作的政治理念,以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来构建国际法规则体系;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根本价值导向,通过国际法秩序的“稳妥性重构”来实现国际法体系下多元行为主体的和谐共荣;要对国际法渊源效力层级制度体系进行反思性批判,维护国际法与国内法规则之间的复杂动态平衡,构建多元共治模式的国际法效力体系。

RCEP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条款析解与因应

RCEP首次在国际贸易法域提出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方案,被视为生物技术勃兴背景下“可持续化”国际贸易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此国际法进展基于东盟内部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多边交流协作以及中国与东盟在该事域长期的坚持和努力.通过寻绎条文缘起,结合总则、其他章节条文做体系观察,与CPTPP相关规定作对比方能更好地进行宏观剖析.透过微观释义,RCEP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条款大致可分为“适当保护”“来源披露”“在先技术”三个部分,适用绝大多数生物贸易类型.上列条款整体呈折中主义表述风格,虽数量尚待增加、内容尚需改进,但无法掩盖其作为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国际法律保护的前瞻性、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一方面,中国应追踪履约进度;另一方面,应对配套机制进行完善.

近代以来中国国际法学的演进及启示

近代以来国际法学虽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但对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国际事务处理都曾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特定时代的局限,中国的国际法学长期以来以学习者、诠释者身份出现的居多,中国本土产生有影响力的国际法思想或流派仍在进行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我们如何从美国二十世纪强大以来其对国际法翻译、引进后产生了美国本土国际法理论中得到启示,来形成体现中国价值观、含有中国元素而又易被多数国家接受的国际法理论,即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是当下所有中国国际法学者共同面对的命题.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国际绿色技术转移规则审视:演进、不足及完善

国际绿色技术转移是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路径,通过梳理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相关规则的产生和演进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的萌发和推广。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审视现今国际绿色技术转移规则可看出,其在价值、利益以及实践三个维度上面临困境:价值维度上,国际合作价值作用发挥有限;利益维度上,现有规则难以协调技术转移各方利益;实践维度上,实施全过程缺乏保障机制。为此,未来需要通过扩大技术转移合作主体范围、拓宽合作层级以进一步凝聚国际合作价值;拓展技术类型化研究进路以平衡各方主体利益;完善技术转移中的信息交换、资金支持和适应评估保障机制以助推绿色技术转移实践。

国际投资仲裁使用先例的合法性分析

国际投资仲裁庭使用先例的合法性争议产生于传统国际法渊源的实证主义前提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际要求之间的根本张力。国际投资仲裁庭普遍使用先例的实践在高度分散和临时的仲裁庭之间创造了一种非正式的对话。当一系列合理一致的裁决逐渐累加,且其对如何解释条约条款和国际习惯规则的说明具有说服力时,先例就获得了一种集体的规范权重,无论传统学说的教条如何,这种集体话语都具有其自身合法性,构成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可适用的独特规范资源,有利于稳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合法性,协调国际投资仲裁使用既判裁决与传统国际法渊源学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规制仇恨言论的国际法规则与实践

许多国家都存在仇恨言论这一丑恶现象。尽管对于仇恨言论的概念并不存在普遍接受的定义,但国际社会一直高度重视对仇恨言论的规制,提供了若干规则,形成了相应实践。规制仇恨言论的国际法依据可分为四类,即限制表达自由的规则、禁止滥用权利的规则、禁止仇恨言论的规则和规定仇恨言论为国际罪行的规则。普遍性和区域性人权机构以及国际刑事司法机构适用这些规则,在规制仇恨言论方面形成了丰富的案例,且规则适用的重点均落脚于如何平衡对表达自由的保障和对仇恨言论的规制。规制仇恨言论的国内法律规则和实践与国际法律规则和实践相互影响,研究国际相关法律规则和实践对于理解各国相关法律规则和实践、形成规制仇恨言论的国际共识和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识别问题研究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姐妹条款”宣告了国际法中存在强制性规范,但此种规范的识别仍是一个未解难题。就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识别理论而言,主要存在着法律理想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歧,这可能导致识别结果的不可预期性和投机性。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兴趣点,也逐渐成为司法裁决的依据。在此背景下,国际法委员会将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编纂列入工作议程,并在其二读通过的结论草案中,最终为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识别确立了“累加双要素”标准。这种以“累加双要素”为基础的识别标准同样存在不足,特别是具有方法论缺陷、识别机构不明确等缺点,同时也体现了国际法的危机模式,需要予以重视。

论世界模型的隐私机制及其法律规制

所谓世界模型,是指能够对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进行模拟和理解的人工智能技术图景。Sora、V-JEPA和Genie等新兴人工智能技术,皆以世界模型作为它们的技术原理和发展方向。本文试图从世界模型的整体发展趋势出发,研究其技术机制将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隐私机制,进而探讨隐私权以及相关法律制度可能给予的回应。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存在两种主流世界模型路径,可分别把它们概括为“模拟式世界模型”和“理解式世界模型”。进而指出,世界模型的技术机制可以类比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四种隐私机制,即:对世界现象的还原,对因果关系的探究,对世界现象的虚构,对社会人格的伪装。并预测随着世界模型的技术发展以及相应社会变迁,现有隐私权制度将进一步被弱化,而个人信息法和数据法将承担起更主要的隐私法律规制功能。因此提出以下建议:国家应该加强对个人信息的行政规制,即在公法层面细化个人信息的类型和行为规范;针对世界模型应用的具体场景和媒介,立法者和监管者应当提供差异化的行为规范和主体责任模式;法律应该针对世界模型隐私问题建立“多方参与治理模式”,鼓励所有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技术和法律的互动过程。

坚持与拓展《威尼斯宪章》开辟的文化遗产保护道路

本文简要概括了《威尼斯宪章》的意义及对中国的影响,明确了需坚持《威尼斯宪章》精神,指出中国虽然提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宏观定位,然而仅仅宏观定位远不能保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一帆风顺,需重视和认真借鉴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国际文献所显示的基本工作路线并应该注意其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所起到的互补和警醒作用,不能仅依靠普遍性原则就作出处置决策,指出对个案具体分析置之不论就去贯彻原则是对原则的亵渎和无知。《威尼斯宪章》通过之后的六十年,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已从以西方为中心转变为面向包含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参与的全球性运动。本文基于中国经验一方面指出东方文化对世界遗产保护运动所作出的若干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快速城镇化对遗产保护带来的深刻影响,明确了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课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并进一步指出当代学者要站在文明互鉴和保护全人类文明见证的立场上梳理经验和理论积累并思考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

欧盟特定公共数据再利用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公共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如何在保护数据的同时促进数据充分流动是数据治理的重要议题。欧盟《数据治理法》通过增设特定公共数据再利用机制,并设定相应安全保障与风险防范义务,确保在安全环境之下再次利用个人数据、商业机密数据,进一步拓宽了公共数据的开放范围,对中国数据治理具有借鉴意义。目前,中国公共数据开放与利用制度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应着重以社会价值实现为出发点,拓宽公共数据再利用范围,可考虑以申请方式在特定条件下开放个人数据、商业机密数据,并通过使用政府数据开放许可协议、架构数据技术规则、构建监督管理制度与法律责任制度等方法,控制数据利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数据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