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法学的理论内涵与体系架构

区域国别法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新时代法学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学科地位和时代价值,我国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在厘清该学科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该学科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进行研究,探究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的运行规律,从整体上把握该国或该地区的法律特点和法律发展方向,进而探寻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念与契合点。区域国别法学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外交思想,服务于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并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作出贡献。该学科的人才培养,要打破常规,走跨学科、跨院系的协同创新之路,构建国别法律人才“双协同”培养机制。

《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3.0版)遏华条文的霸凌色彩探析

《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3.0版)在政治、教育、人才、科学技术、贸易、空间与军事技术、专利和知识产权等各个领域专门针对并遏制中国,带有鲜明的霸凌色彩。这部法律对华特指化对象调整明显,相关遏华条文数量大、范围广,程度激烈,明显违背法理;语言充斥歧视、贬低、威胁、打压、编造等色调,违反了法律规范性和公平性原则和美国的宪法;对外贸易联合排挤、封锁中国,违背WTO规则;对华科技封锁,严禁航天航空和5G技术交流和合作,违背联合国宪章人类共同进步原则;对中国政府、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守法企业制裁,违背了国际法的国家赦免原则和尊重主权原则,是典型的长臂管辖。因此全面系统分析这部法律的相关遏华条文及其霸凌色彩,可以为我国政府及时制定反制裁的应对之策提供一定的帮助。

大空间秩序视野下的国际公法——从欧洲国际公法到全球国际公法的梳理

国际公法秩序在现时代所遭遇的危机使得必要从大空间秩序的视角去重新思考国际公法秩序的基础和本质问题。施米特基于大空间的视野对欧洲国际公法秩序的讨论构成了国际公法演化历史的独特解释范式。基于施米特的大空间的视角,可以辨识出国际公法秩序发展的三个阶段:欧洲阶段、实证阶段和全球阶段。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空间概念也表征为政治的、规范的和思维的。基于此,政治地理学从物理空间的范畴走向了想象空间的范畴。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公法秩序的历史发展表现为从欧洲国际公法秩序向全球国际公法秩序的典范转移,其表现形式是人权法的强行法化。

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博弈态势、共识分歧与中国“话语势能”建构

当前,大国激烈争夺人工智能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博弈经历了萌芽期、快速发展期和爆发期三个阶段,总体呈现碎片化、阵营化、“软法不软”和规范性权力失衡等特征。各国对国际法适用性、透明度等治理核心、隐私安全等治理底线以及敏捷治理等基本模式存在高度共识,但也对致命自主武器的禁止与管制、人类控制标准等议题存在较大分歧。为提升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文章引入并完善“话语势能”理论,提出从创造话语联系、构造主体关系和塑造平台机制三个维度建构中国的“话语势能”,充分发挥国家“用势”和“造势”的能动作用,打破美西方的话语霸权。

中国国际法哲学的自主建构及其规范化进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国际法的法哲学建构成为国际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的基本前提。自近代以来,以殖民体系和单向度全球化为背景,西方国家建构了非正义的国际规则体系,其引发的全球治理问题呼唤负责任大国积极引领国际法的理论和规范重构。为此,横向的范畴体系及其互动功能有利于通过社科法学的路径自主建构中国的国际法哲学。当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和开放性使主体论和价值论构成国际法基础理论形构的主导性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主体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推动了国际法主体论与价值论的互动,沿着秩序正义化和广义法律体系的逻辑形塑了国际法的宏观体系,也微观地促进了国际法原则和具体规则的规范建构。

对于“长臂管辖权”和“双重犯罪原则”的反制路径研究--以孟晚舟事件为例

孟晚舟事件自美方对孟晚舟的指控伊始至孟晚舟最终回国为止的整体进程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抛开美方通过炮制该事件侵害我国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之政治考量不谈,亟待予以关注的应当是其中更为错综复杂的法律适用及程序选择问题。通过把握该事件的脉络走向旨在对其中所涉及的“人格混同”“长臂管辖权”和“双重犯罪原则”等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进而设法探索切实可行的反制路径以此应对产生的风险和挑战。

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困境与归责路径探究

跨国公司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数量大幅增长。跨国公司复杂的组织结构和特殊的国际法地位,使得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独具特点。虽然在针对跨国公司的气候变化诉讼中,以人权作为诉讼权利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人权法对健康环境权解释的局限性、诉讼可受理性争议、国际人权义务规范的不完善,以及跨国公司责任范围认定难、域外管辖权冲突、气候损害因果关系复杂等因素,导致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面临诸多困境。完善针对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实体法规则,有助于明确跨国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推动法院追究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积极性以及气候损害因果关系证明规则的创新,有助于完善追溯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司法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人工智能风险全球治理的国际法规制路径探究

2023年10月中国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提议各国加强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共同做好风险防范、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向善,开启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新篇章。鉴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呈现的跨国家、跨领域、跨文化等全球化属性,作为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基石的国际法由此成为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防范人工智能国际风险和伦理风险的重要力量。然而,目前国际法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依然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和挑战,其中主要包括:国际战略博弈加剧、人工智能算法独裁、人工智能技术垄断、人工智能规则霸权等国际政治安全风险;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结构性失业、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冲突等国际经济安全风险;人工智能军事伦理困境、人工智能战争人权侵犯、人工智能武器技术扩散等国际军事安全风险;等等。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软法与国际硬法协同共治、建立和完善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加强人工智能武器领域人权保护等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人工智能国际法体系,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国际法治保障,在安全稳定的前提下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电子传输关税征收谈判策略及中国因应——基于法经济学的考察

数字产品一般以电子传输的方式予以交付。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之中,中国就电子传输关税征收问题目前存在两种策略:一种是延续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MC13)既有的暂免关税策略(Moratorium),为未来中国调节数字经济发展留下关税政策空间;另一种是关税为0策略。那么,中国在两种谈判方案中的成本收益究竟如何?本研究运用法经济学善用的博弈分析方法,以Stackelberg和Cournot博弈模型为基础,构建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的分析模型,并以中国和美国为例,研判中美两国在不同互动关系下,中国在电子传输关税征收问题中选择不同策略下的综合关税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中国而言,在中国数字产品竞争力落后于美国阶段,中国选择关税为0策略可以占据一小部分数字产品市场,但是关税暂缓策略可用作对美谈判筹码;从追平阶段到超越阶段,中国都应该选择关税为0的策略。但是当处于追平阶段时,这一策略的收益并不显著,较易受到非关税因素的影响而失去最优性,当处于超越阶段的时候,关税为0策略的收益相当显著,可以视为是稳定的最优策略。

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视角审视国际法上的公平与正义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提出,不断丰富和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立论基础,为推动国际法治与国际法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价值指向和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法的制度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国际法治日益凸显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体现公平正义的国际法哲学原理。公平与正义贯穿整个国际法的体系和结构。公平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包括矫正正义、分配正义和补充正义。公平和正义在国际法律制度和国际司法实践中,被认为是衡量国际法治的黄金尺度。

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视角审视国际法上的公平与正义(续)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提出,不断丰富和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立论基础,为推动国际法治与国际法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价值指向和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法的制度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国际法治日益凸显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体现公平正义的国际法哲学原理。公平与正义贯穿整个国际法的体系和结构。公平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包括矫正正义、分配正义和补充正义。公平和正义在国际法律制度和国际司法实践中,被认为是衡量国际法治的黄金尺度。

人工智能武器对国际人道法的冲击与回应

21世纪以来,军事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新型武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工智能武器具有智能性和攻击性,在法律上可被认为是具有一定自主决策能力并辅助人类进行攻击的工具。人工智能武器的出现对国际人道法的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马尔顿斯条款造成了冲击,给国际人道法的归责原则带来了挑战。为保证人工智能武器的合理利用,国际社会应强化事前审查制度,构建事中执行标准,完善事后追责机制,避免人工智能武器带来巨大法律风险和伦理危机,捍卫人类社会的和平、安全和尊严。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适用要件的情境分析

外国制裁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情境有初级制裁、非典型初级制裁以及次级制裁三种情境,产生影响的方式共有七条路径,《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不同要件在不同路径中的适用结果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追偿主体“我国公民、组织”适用于绝大部分路径,但并不适用于非典型初级制裁情境中的两条路径。索赔对象“任何组织和个人”意味着中国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的“适当联系”对位于海外的外国组织和个人行使管辖权,但应受到外国国家豁免的限制。阻断对象“歧视性限制措施”虽无需以行政认定为前提,但也需加强法院与外交部门的信息共享。至于“执行或协助执行”,应当将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纳入考量范围,重点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正当商业理由。

“一带一路”下我国海外劳工权益保障风险及其化解路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劳动力跨境就业已成为一种全新的就业模式。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正稳步前行,我国对外劳务合作迅速崛起,并在政治、社会等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我国海外劳工权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侵害。为保障海外劳工权益,我国采取了积极措施予以应对。目前我国存在领事保护实施机制不健全、缺乏立法保障、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亟需推动相关立法、机构的完善与设置,加强劳工福利、教育培训、劳工信息等辅助平台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涉外工作与合作向纵深发展。

论COPPA中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及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并不总是有权同意网络运营商处理自己的个人信息。原因是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网上个人信息处理风险和后果。“父母知情同意”规则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中诞生的。此规则设置了“通知-同意”模式:在使用儿童个人信息之前,网络运营商向父母们发送通知以获得其可验证的父母同意。但是此规则在具体操作中存在技术、经济以及法律问题。就法律层面而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立法、执法、守法三个层面共同发力,为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基础。

域外管辖、“长臂管辖”与我国法域外适用:概念厘定与体系构建

域外管辖权是主权国家对其管辖范围外的行为或事项进行规制的权限,包括立法规制权、行政规制权和司法规制权,与域外效力内涵一致。当代国际法已形成判断域外管辖权是否合法的原则与标准。美国法律中的“长臂管辖”与国际社会诟病的美国“长臂管辖”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不涉及违反国际法的问题,后者则违反国际法。我国法域外适用包括三种具体情形,现阶段,中国学术界关注的我国法域外适用仅指国家权力机关对在域外发生的行为或事项在本国域内适用法律这一情形。当前,我国法域外适用体系已初步建立,未来应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优势,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维度统筹谋划、科学设计各项制度规则,为中国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的涉外法治保障。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寓意及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国际法思想和意识,聚焦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终极问题,反映了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共同期望和诉求,体现了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是重要的国际法理念,成为国际法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当代性中蕴涵着极为久远而深厚的历史维度,是人类社会东方大同思想和西方共同体传统思想在当代的一种延伸、拓展和新的突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法提供了正当性分析依据,对其创新与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论国际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的应对——以司法谦抑为进路

国际投资仲裁庭能动司法对国家规制主权形成的过度干涉,是导致投资仲裁制度“正当性危机”的重要因素。基于司法谦抑理念所具备的约束司法裁量权、调整仲裁庭和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功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引入该理念可以针对性地缓解这类危机。国际投资仲裁庭秉持司法谦抑理念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依据。司法谦抑应限定适用于公法性质的规制性争端裁决中,由仲裁庭依个案具体情况把控谦抑程度。实践中,仲裁庭可在管辖权认定、条约解释、审查标准选用、赔偿金额裁定等方面展现其司法谦抑性。

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历时和共时建构:以主体论为视域

任何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奠基于其范畴体系。在理性与感性知识、显性与隐性知识的互动下,基础范畴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为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形式逻辑,并通过相应的实质概念体系及其外延得以专业化和社会化。法学的纵向范畴体系和横向范畴体系均为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基本范式,而体现主体性的国家主权构成了两者辩证互动的共同范畴。国际法原始的基石范畴历时地形塑了国际法的规范体系,而其横向的基本范畴则共时地建构了国际法哲学的基本原理,其中主体论发挥了支配性作用,两者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共同构成了相对客观的国际法知识体系。在法教义学的框架下,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建构从法哲学转向了法理学。在主体论、价值论和本体论的辩证关系中,国际法学逐渐形成专业封闭和学科开放的知识体系,其专业性和体系性也相应地得以强化。

GDPR的“布鲁塞尔效应”理论及批判——对立法域外影响力的分析

欧盟颁布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数据领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基石性立法,推动了全球各国在数据隐私领域的立法趋同化现象,显著影响了国际数据规则的制定。对《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所展现的欧盟立法域外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是美国学者Bradford提出的“布鲁塞尔效应”理论,即从“市场驱动”角度说明欧盟单边立法的域外影响力。但这一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法律现象的真实成因,有必要从社会资本理论等综合视角下对该问题进行法社会学分析,以求全面地理解立法域外影响力是如何形成、传播进而推动国际的立法趋同化,从而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整体性地反思我国新时代的国家立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