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3.0版)遏华条文的霸凌色彩探析

《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3.0版)在政治、教育、人才、科学技术、贸易、空间与军事技术、专利和知识产权等各个领域专门针对并遏制中国,带有鲜明的霸凌色彩。这部法律对华特指化对象调整明显,相关遏华条文数量大、范围广,程度激烈,明显违背法理;语言充斥歧视、贬低、威胁、打压、编造等色调,违反了法律规范性和公平性原则和美国的宪法;对外贸易联合排挤、封锁中国,违背WTO规则;对华科技封锁,严禁航天航空和5G技术交流和合作,违背联合国宪章人类共同进步原则;对中国政府、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守法企业制裁,违背了国际法的国家赦免原则和尊重主权原则,是典型的长臂管辖。因此全面系统分析这部法律的相关遏华条文及其霸凌色彩,可以为我国政府及时制定反制裁的应对之策提供一定的帮助。

对于“长臂管辖权”和“双重犯罪原则”的反制路径研究--以孟晚舟事件为例

孟晚舟事件自美方对孟晚舟的指控伊始至孟晚舟最终回国为止的整体进程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抛开美方通过炮制该事件侵害我国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之政治考量不谈,亟待予以关注的应当是其中更为错综复杂的法律适用及程序选择问题。通过把握该事件的脉络走向旨在对其中所涉及的“人格混同”“长臂管辖权”和“双重犯罪原则”等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进而设法探索切实可行的反制路径以此应对产生的风险和挑战。

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困境与归责路径探究

跨国公司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数量大幅增长。跨国公司复杂的组织结构和特殊的国际法地位,使得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独具特点。虽然在针对跨国公司的气候变化诉讼中,以人权作为诉讼权利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人权法对健康环境权解释的局限性、诉讼可受理性争议、国际人权义务规范的不完善,以及跨国公司责任范围认定难、域外管辖权冲突、气候损害因果关系复杂等因素,导致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面临诸多困境。完善针对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实体法规则,有助于明确跨国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推动法院追究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积极性以及气候损害因果关系证明规则的创新,有助于完善追溯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司法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人工智能风险全球治理的国际法规制路径探究

2023年10月中国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提议各国加强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共同做好风险防范、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向善,开启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新篇章。鉴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呈现的跨国家、跨领域、跨文化等全球化属性,作为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基石的国际法由此成为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防范人工智能国际风险和伦理风险的重要力量。然而,目前国际法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依然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和挑战,其中主要包括:国际战略博弈加剧、人工智能算法独裁、人工智能技术垄断、人工智能规则霸权等国际政治安全风险;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结构性失业、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冲突等国际经济安全风险;人工智能军事伦理困境、人工智能战争人权侵犯、人工智能武器技术扩散等国际军事安全风险;等等。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软法与国际硬法协同共治、建立和完善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加强人工智能武器领域人权保护等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人工智能国际法体系,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国际法治保障,在安全稳定的前提下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视角审视国际法上的公平与正义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提出,不断丰富和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立论基础,为推动国际法治与国际法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价值指向和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法的制度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国际法治日益凸显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体现公平正义的国际法哲学原理。公平与正义贯穿整个国际法的体系和结构。公平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包括矫正正义、分配正义和补充正义。公平和正义在国际法律制度和国际司法实践中,被认为是衡量国际法治的黄金尺度。

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视角审视国际法上的公平与正义(续)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提出,不断丰富和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立论基础,为推动国际法治与国际法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价值指向和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法的制度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国际法治日益凸显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体现公平正义的国际法哲学原理。公平与正义贯穿整个国际法的体系和结构。公平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包括矫正正义、分配正义和补充正义。公平和正义在国际法律制度和国际司法实践中,被认为是衡量国际法治的黄金尺度。

论COPPA中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及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并不总是有权同意网络运营商处理自己的个人信息。原因是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网上个人信息处理风险和后果。“父母知情同意”规则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中诞生的。此规则设置了“通知-同意”模式:在使用儿童个人信息之前,网络运营商向父母们发送通知以获得其可验证的父母同意。但是此规则在具体操作中存在技术、经济以及法律问题。就法律层面而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立法、执法、守法三个层面共同发力,为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基础。

域外管辖、“长臂管辖”与我国法域外适用:概念厘定与体系构建

域外管辖权是主权国家对其管辖范围外的行为或事项进行规制的权限,包括立法规制权、行政规制权和司法规制权,与域外效力内涵一致。当代国际法已形成判断域外管辖权是否合法的原则与标准。美国法律中的“长臂管辖”与国际社会诟病的美国“长臂管辖”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不涉及违反国际法的问题,后者则违反国际法。我国法域外适用包括三种具体情形,现阶段,中国学术界关注的我国法域外适用仅指国家权力机关对在域外发生的行为或事项在本国域内适用法律这一情形。当前,我国法域外适用体系已初步建立,未来应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优势,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维度统筹谋划、科学设计各项制度规则,为中国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的涉外法治保障。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寓意及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国际法思想和意识,聚焦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终极问题,反映了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共同期望和诉求,体现了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是重要的国际法理念,成为国际法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当代性中蕴涵着极为久远而深厚的历史维度,是人类社会东方大同思想和西方共同体传统思想在当代的一种延伸、拓展和新的突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法提供了正当性分析依据,对其创新与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补强的全球正义: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正当性基础

在重大公共危机背后,国际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正问题突出,一种“重复”波动失序状况已经向国际社会敲响警钟。在此困境下,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正当性证成,可以通过对既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探寻疫苗全球共享与公平分配正当性的有效理念。现实中,世界主义理论、国家主义理论、矫正正义理论都难以支撑起当下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所需的理论框架。相比之下,全球正义理论虽有瑕疵,但存在明显优势。经由对全球正义的再思考,补强的全球正义,这种问题导向的理念框架“破而后立”,在补充与修正中展现出对现有体系的超越。进而,补强的全球正义凭借合理的理念构造与疫苗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在逻辑自洽与实践自洽的论证中阐明,可以为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提供正当性基础。

GDPR的“布鲁塞尔效应”理论及批判——对立法域外影响力的分析

欧盟颁布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数据领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基石性立法,推动了全球各国在数据隐私领域的立法趋同化现象,显著影响了国际数据规则的制定。对《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所展现的欧盟立法域外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是美国学者Bradford提出的“布鲁塞尔效应”理论,即从“市场驱动”角度说明欧盟单边立法的域外影响力。但这一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法律现象的真实成因,有必要从社会资本理论等综合视角下对该问题进行法社会学分析,以求全面地理解立法域外影响力是如何形成、传播进而推动国际的立法趋同化,从而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整体性地反思我国新时代的国家立法政策。

论国际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的应对——以司法谦抑为进路

国际投资仲裁庭能动司法对国家规制主权形成的过度干涉,是导致投资仲裁制度“正当性危机”的重要因素。基于司法谦抑理念所具备的约束司法裁量权、调整仲裁庭和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功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引入该理念可以针对性地缓解这类危机。国际投资仲裁庭秉持司法谦抑理念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依据。司法谦抑应限定适用于公法性质的规制性争端裁决中,由仲裁庭依个案具体情况把控谦抑程度。实践中,仲裁庭可在管辖权认定、条约解释、审查标准选用、赔偿金额裁定等方面展现其司法谦抑性。

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历时和共时建构:以主体论为视域

任何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奠基于其范畴体系。在理性与感性知识、显性与隐性知识的互动下,基础范畴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为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形式逻辑,并通过相应的实质概念体系及其外延得以专业化和社会化。法学的纵向范畴体系和横向范畴体系均为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基本范式,而体现主体性的国家主权构成了两者辩证互动的共同范畴。国际法原始的基石范畴历时地形塑了国际法的规范体系,而其横向的基本范畴则共时地建构了国际法哲学的基本原理,其中主体论发挥了支配性作用,两者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共同构成了相对客观的国际法知识体系。在法教义学的框架下,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建构从法哲学转向了法理学。在主体论、价值论和本体论的辩证关系中,国际法学逐渐形成专业封闭和学科开放的知识体系,其专业性和体系性也相应地得以强化。

主权形象视域下的法律域外适用体系构建问题

法律域外适用体系分为被动的域外适用体系和主动的域外适用体系两种。被动的域外适用体系重在防守,难以主动出击保护自身海外利益。从未来战略转型需要出发,要主动保护本国在海外的国民和海外利益,我国就有必要构建主动的法律域外适用体系,体现我国积极进取的主权形象。要做到这一点,具体路径是充分发挥管辖权的功能。管辖权是解决国家行为合法性的主要工具。一方面,必须在立法过程中高度重视相关法律在国际关系中的功能与定位问题,赋予其以相应的域外可适用性;另一方面,还需要重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两种不同路径在立法中的应用及其价值,实现二者的对接和互补。同时,必须重视不同主体在法律域外适用中的作用,尤其是行政机关和个人主体的作用。

科学技术与新疆域国际法:演进、挑战与因应

科学技术水平的日益精进,使得深海、外空、极地和网络等新疆域被开拓出来。如今,新疆域成为当前大国角逐的战略制高点,亟须新的国际法加以规制。基于对科学技术和国际海洋法协同演进的历史分析,可以探索出科技发展与新疆域国际法演进的内在联系。虽然联合国框架内已形成了国际海底区域和南极的国际法治理体系,并开始外空国际法立法的初步尝试,但现行国际法滞后性问题突出,拥有先发技术优势的国家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碰撞频仍,科技发展对新疆域国际法治变革带来了严峻挑战,也为它提供了立法动力和发展机遇。我国应积极参与当下新疆域内软法治理机制的完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主权、普惠、共治为治理原则来应对国际法面临的新挑战。

法治中国的话语表达

对于法治中国进行高水平的话语表达,不仅是中国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关涉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法治观念和传统总体淡薄、民间对法治话语表达存在一些误解的情况下,推动法治话语的建设和高水平的表达,能够回应和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的深刻变革,助力民族振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前,中国法治话语的核心要素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坚持人民的主体性与主导性、体现知变应变求变的革新精神、彰显理念确立与规范完善的进程、体现法律与道德对治理结构的融合、展示法治中国的全球理念与世界担当。为了有效地向国内和国际社会表达包含上述核心要素的中国法治话语,需要强化中国法治话语表达的生动性,凸显表达的受众友好性,注重话语表述的适当态度,尤其是要通过完善法学教育培养表达中国法治话语的人才队伍。法治话语的高水平表达是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它不仅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而且有赖于各专业领域的通力合作。

涉外法治:属性解读与完善进路

涉外法治是我国法治体系中的“弱项”,其属性的明确无疑是推进涉外法治的基础和关键。涉外法治具有混合属性,在不同属性之下,涉外法治的完善路径和完善内容亦不相同。国内法治属性立基于国内层面的法治运行,国际法治属性侧重于国际层面的法治活动,交叉属性强调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对外关系法治属性则集中反映了涉外法治的主要内容。不同属性汇聚于涉外法治一身,看似矛盾,但辩证地看,这恰恰反映了涉外法治的混合属性。只有基于混合属性、兼顾不同路径,才能构建完善的涉外法治体系。

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中国国际法学发端、奠基于武汉大学。百余年来,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始终引领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周鲠生创立国际公法学、李浩培创立国际私法学,具有开山启林之功;韩德培创立大国际私法学,姚梅镇创立国际经济法学、国际投资法学,梁西创立国际组织法学,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深化国际法学科建设的代表;曾令良、黄进、余劲松分别主编《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三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为构建21世纪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因具有追求国际法治、注重体系构建、秉持公平正义、站稳国家立场、提炼中国实践的鲜明特质,被誉为珞珈国际法学派。在进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珞珈国际法学派应勇担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构建具有理论吸引力、制度塑造力与实践公信力的国际法知识体系为目标,通过设置国际法一级学科,打破学科界限、践行问题导向、遵循“两个结合”、坚持“三个面向”,为中国国际法理论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作出新贡献。

全球风险治理视域下联合国大会的软法建构功能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

单向度全球化的负外部性导致了全球安全风险和逆全球化浪潮,国际硬法的实效性有所削弱,全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和国际法的价值变革都为全球风险治理中的软法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联合国是全球的主导性政治组织,其社会人格的主体性和派生性分别构成了国际软法创制的道德性与合法性渊源。联合国大会是各国追求实质平等的全体代表机构,大会的国家意志协调和机构决策是联合国进行软法建构的主要路径。单向度全球化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催生了人类主体性和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应运而生,而联合国大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软法建构提供了政治动力、价值渊源和组织机制。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实质平等和大多数决策制度为基础,在中国所推动的大国政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软法化有利于联合国通过其决议践行国际软法的建构。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国际法治演进与中国机遇

近现代主权理论的产生使传统的抽象主权概念发展衍生出行使实在性权力的管辖权,陆上主权向海方向的延伸催生了国家管辖海域的出现。国家海上管辖权早期主要呈现出海上主权的特性,在其制度化后主要服务于国家海上主权和主权权利。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在海洋领域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发展趋势。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相关活动仍要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基础之上,通过推动符合全人类共同体利益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理念导向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促进基于国际法的全球海洋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有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