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检察局对松井石根的检控决策及其意义

作为东京审判的检控机构,国际检察局自1946年初开始对甲级战犯嫌疑人松井石根展开战争罪行调查。检方最初试图建立松井在1933-1945年间的亚洲主义活动与日本国家的大东亚政策推进之间的联系,以此来指控他犯下反和平罪行(甲级战罪),但很快意识到这一指控面临证据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南京大屠杀一案相关证据不断涌现,松井犯有普通战争罪的证据日益凸显。国际检察局内部围绕着松井能否单凭普通战争罪而成为甲级战犯发生意见分歧。最终,检方取得了甲级战罪法庭被告的普通战争罪与反和平罪并重的共识,并将松井石根确定为二十八名被告之一。法庭对他的判决成为日军侵华战争中追责指挥官不作为的典型判例。而南京大屠杀这一日军代表性暴行也由此得以在战后国际法庭上进行审理。

论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网络间谍规制——以欧美跨境数据流动合作为视角

欧美两次跨境数据流动合作失败是基于欧盟对美国新型网络间谍行为的关切,但国际法缺乏对于网络间谍行为的有效规制,以欧盟法处理网络间谍问题也面临着说理困境与诸多批判。欧美两次跨境数据流动合作失败所揭示的境外情报机关向境外企业获取数据的问题对我国具有警示作用,我国也存在未能明确约束境外机构向境外企业调取数据的行为、追究境外机构法律责任的门槛较高、追究境外实体法律责任面临执行和国家豁免的障碍等问题。在国际法层面,我国可以考虑在国际条约中对于情报机关获取信息做出限制,在国际谈判中推广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模式,尤其注重涉国家安全数据的保护,并逐步推动国际法在规制网络间谍中的适用。在国内法层面,我国可以通过立法明确规制网络间谍行为的新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合理解释国家安全,采取出口管制和反制裁措施惩治网络间谍行为。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研究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以满足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需要。协议管辖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自然延伸,在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制度中至关重要。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制度设计相对保守,应立足司法实践并借鉴域外经验加以完善,推动国际商事法庭的专业化、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论国际法院指示的临时措施

国际诉讼中,临时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近年来,国际法院案件当事方频繁请求指示临时措施,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国际法院几乎都会指示临时措施,这使得作为“附带程序”的临时措施几乎成为国际法院的“标准程序”。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发展趋势背离了临时措施的初衷,成为案件启动国的诉讼策略工具。在此背景下,研究国际法院指示临时措施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诸如临时措施的具体过程、双重目的、管辖性先决条件、情形需要以及法律拘束力等,不仅可以加深理解国际法院临时措施制度的理论基础,而且可以认识到该制度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司法造法性与政治异化——以有关民族自决的咨询意见为例

国际法院是界定和解释国际法的权威机构,其咨询意见对民族自决原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面对民族自决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的潜在冲突,相关咨询意见的法律解释显示出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主权的实践,这种不确定性是咨询意见中法律与政治逻辑的外在体现。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在原则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它的司法属性与法律权威性不仅在事实上影响了国家行为,也进一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从而显示出一定的司法造法性。然而,在特定情形下,大国政治通过影响咨询请求的提出、国际法官的构成、法院咨询管辖权的行使等侵蚀了国际司法公正,使得咨询意见的司法属性发生消极的政治异化。作为和平发展的大国,中国应正确认识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软法化及其对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充分利用国际法院咨询程序进一步推动国际法治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CAS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司法审查研究

体育全球化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必然趋势。在国际竞技体育矛盾与纠纷化解中,CAS仲裁已成为最主要的途径之一,然而CAS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仍存在一定的障碍。我国《体育法》修订新增“体育仲裁”专章,体育纠纷的可仲裁性已从理论证成走向司法实践,《体育仲裁规则》的发布与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成立为推动我国体育仲裁事业的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基于此,有必要在我国针对CAS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审查中,进一步做好与国际体育仲裁的有益衔接,在司法实践中统一对体育仲裁管辖权、准据法确认、商事保留、公共政策、体育纠纷可仲裁性等问题的判定标准,明确体育仲裁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审查标准,为我国体育仲裁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切实推进我国矛盾与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的建设。

全球卫生治理视域下《国际卫生条例》中额外卫生措施之适用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额外卫生措施是为了最大限度防止疾病传播与最小限度干扰国际贸易和交通,为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缔约国提供额外的保护以及回应国家的主权关切。额外卫生措施具有例外性、补充性和较大自主性。为避免适用中引发的争议,缔约国应在全球卫生治理的视域下,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理念,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杜绝以保障健康为由进行政治经济博弈,以国际合作防疫为出发点,做到审慎、善意和合理适用。在采取具体措施时,以适度性原则为基准,遵守比例原则、善意原则等一般国际法原则,以及国际贸易、国际交通等领域的条约法规则,做到目的正当且与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防控需要相均衡。

在撤销程序中的基于条约的ICSID裁决的中止执行——一项实证研究(英文)

本文选取72项公开可知的在撤销委员会作出的有关ICSID裁决的中止执行的决定,并对撤销委员会对中止执行制度及其认为影响裁决被中止执行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此外,本文通过时间线分析总结了中止执行的历史演变,认为中止执行的法律框架已经发生变化并且得到时间验证。而在该框架下,新的要求中止执行的理由不断增多,给实践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最后,本文还考察了国内实践,发现撤销委员会与国内法院在ICSID裁决的中止执行问题上所考虑的情形存在细微差别。

论通用航空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建构

在通用航空井喷式发展的同时,威胁航空安全的负面作用也日渐显现。本文结合通用航空面临的安全危机和安全监管的属性,从本体论、衍生论、比较论、职能论和调和论五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探究通用航空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建构,强化监管主体的监管实效,调和通用航空监管体系内部之间以及内部与外部运营环境的冲突。

贫铀武器合法性的国际法考量

贫铀武器作为一种穿甲性能突出的新式武器,自海湾战争后得到持续使用。贫铀武器可能会给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损害,但这种损害不是即刻而是长期的、潜在的并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其因果关系和损害程度。贫铀武器不受已有的禁止使用特定武器的国际公约调整,使用贫铀武器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中的区分原则、军事必要原则、不必要痛苦原则和比例原则,违反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法确立的采取预防措施规则,应当禁止使用。

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初探

中国解决国际争端大体上运用外交方法,而没有利用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去解决重大的国际争端。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的综合运用外交和法律方法解决与中国有关的重大国际争端。

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权研究

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权不同于其诉讼管辖权,它意在对有关法律问题做出权威性的解答,澄清和消除疑义,而非直接解决争端。但咨询意见的权威性,特定情况下争端当事方试图以咨询程序来代替诉讼程序等,使得咨询管辖成为国际司法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案件不但多,且大部分涉及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国家也很少质疑其咨询意见的效力,使得其咨询管辖实际上更接近于诉讼管辖。国际法院由于其《规约》限定咨询事项为"法律问题"而不包括"争端",其咨询案件相对数量较少,其咨询意见的效力也受到质疑,对常设国际法院确立的"东卡累利安原则"基本上是否定的。国际海洋法法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最初《公约》将咨询管辖权赋予了海底争端分庭而非法庭本身,但《法庭规则》补充了法庭这一职能。目前海底争端分庭已有实践,法庭本身未来也会出现此类案件。我们应认识到,国际司法机构的咨询管辖在阐释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有独特优势,且这种职能有发展、强化之势。

论“战后法”视野下战后责任机制建立的标准

战后责任被新正义战争理论作为实现战后正义的方式被提出,逐步发展为一种法律责任,并表现为战后责任机制的建立。随着战后责任机制的多样化,并向民族化的方向发展,国家和国际社会在选择适用何种机制实现战后责任时,应特别考虑冲突后阶段的特殊地位、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国际法制等因素。这些新标准的提出有助于国际社会在处理战后重建问题上摆脱权力政治的影响,也有利于"战后法"规则的发展和完善。

国际能源投资争议的解决机制研究——以《能源宪章条约》为例

《能源宪章条约》中关于国际能源投资争议的解决机制,对缔约方与投资者之间争端的解决以及缔约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做了相应的规定,它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保护外国人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对国际能源领域的投资人的贸易与资产保护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对中国在该领域的立法和法学研究提供了有相当价值的参考。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法治驱动的三个进路

2013年以降,从顶层设计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然而,为了缓释沿线经贸高风险,降低文化法律差异导致的高制度成本,回应美国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需借鉴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成功经验(缘于政治动议,成于条约治理),全面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从“政治驱动”向“法治驱动”升维,实现倡议的法治化与机制化。概而言之,进路有三:一是构建协同、完善的条约网络体系,为倡议的法治化奠定条约基础;二是形成多元、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为条约实施和区域治理装上“牙齿”;三是创建“一带一路”常设协调机构,为法治化进程提供平台依托。

美国、欧盟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规范

主要对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盟的转基因食品的基本规范和管制机构进行了比较 ,对完善我国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规范提出了启示。

论国家适当顾及义务在新型私人公海活动中的适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私人资本的积累,私人公海活动的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增加。以海洋清洁计划为代表的、不以船舶为基础的新型私人公海活动可能与他国公海权益产生冲突,而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对此缺乏规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第2款要求公海自由的行使应当适当顾及他国公海利益。然而,该义务约束的是国家,并不直接约束私人公海活动。基于《公约》和国际司法实践,各国有确保本国船舶行使公海自由时适当顾及他国权益的义务,但这一义务无法涵盖此类新型私人公海活动。为此,荷兰与海洋清洁计划组织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了该组织进行公海活动时顾及他国公海利益的具体要求。除了这一方法,各国亦可将有关设备登记为船舶,或者寻求国际司法机构发表咨询意见,以达到相同目的。从晚近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实践来看,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是强化私人公海活动中的国家监管义务,以使各国有责任确保其管辖范围内所有类型的私人公海活动都遵守适当顾及义务的要求。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嬗变的法律分析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论和历史渊源。前期以高关税为主要贸易政策工具;后期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要政策工具。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其政策的根本取向。这与其大力倡导并推动的贸易自由化看似相悖,究其实质仍是以新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作为出发点,以便实现其全球利益。美国的这种做法不利于建立全球公平、互利、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司法监督的发展趋势

仲裁与司法追求的价值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国际商事仲裁立法的国际比较来看,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的范围有逐渐缩小的趋势,这无疑有利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

武装冲突法的新发展:“战后法”法律问题研究

冲突后阶段作为武装冲突的特殊阶段已为人们所认可,正义战争理论关于"战后正义"的讨论为"战后法"提供了理论来源。事实上,传统武装冲突法不能涵盖冲突后阶段的所有内容,当前武装冲突法中调整冲突后阶段关系的实体规则需要加以完善,"战后法"应作为其独立分支调整该阶段的特殊法律关系,以保障从冲突到和平的实现。此外,国际上处理冲突后重建问题的其他机制,如"联合国建设和平计划"、"保护的责任"等,也为"战后法"的建立及完善提供了实践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