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体清单制度对我国实体影响及应对策略--基于中兴、华为、联邦快递案的实证研究

美国基于技术霸权,利用实体清单制度等单边制裁手段对我国经济、科技等领域进行干涉,削弱中国的技术竞争力,触及中国安全。我国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积极应对美国制裁,维护国家安全。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大国博弈下,面临执行实体清单禁令和受到中国反制裁立法体系处罚的两难困境。基于此,我国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上,引入严苛的反制裁实体要件体系,并在逻辑上确立反制裁法律制度适用的平衡机制。我国在反制裁法律体系优化中应综合考虑行政救济机制的具体规则、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工作机制的程序性规范等因素,从而助力中国实体通过相关救济制度走出困境。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法律机制构建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国竞争激烈和地区冲突频发的背景下,加强中俄能源合作对于增进双方政治互信、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实现社会稳定和环保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举措。随着中俄能源合作从传统能源交易扩展至全产业链,现行法律框架已不足以支撑日益加深的合作需求,无法有效应对复杂局面和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亟须构建全面的法律机制,以深化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这需要坚持能源安全、能源主权、互惠互利以及绿色发展的原则,全面统筹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多重维度,完善能源对话机制,加强投资保护,建立价格协商机制,探索生态保护措施。

数据主权视阈下我国数据出境的法律规制及完善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数据大规模出境已成常态。为防范和应对数据出境中出现的侵害一国公民隐私、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各类风险事件,各国纷纷援引“数据主权”对之施以规制。其中,欧盟“以地理区域为基准”和美国“以组织机构为基准”这两种规制路径最为典型。前者重数据隐私之保护,偏向严格和保守;后者重数据价值之利用,趋于自由和激进。两者虽取向不一,但都在传统属人和属地管辖基础上引入了效果管辖原则,创设了数据立法的域外适用。我国目前也在主权语境下形成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足鼎立的数据规制体系,但其中涉及数据出境的规则条款仍显简单与粗糙,亟须微观上细化完善。同时,宏观上我国对外也应重视数据主权行使的整体考量,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先导,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积极推动双多边数据跨境合作规则的达成,从而内外兼修,构建一个既能维护我国数据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数据产业全面发展的数据出境规制体系。

欧盟推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立法:规范冲突与现实挑战

欧盟推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立法,将对国际经贸环境包括我国国际经贸活动产生深远影响。欧盟相关文件和立法提案,实质是“工商业与人权”规范的欧盟版,具有区域法治规范效果外溢化和人权规则工具化的双重意涵。在制定和实施上述法规时,欧盟应当信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尊重联合国相关倡议的宗旨和精神,履行WTO关于发达成员不实施贸易壁垒的义务。在实践层面,欧盟新法规将提高发展中国家进入欧盟市场和全球供应链的成本,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和就业环境,最终损害发展中国家劳工利益。对此,可采取以下对策:加强与欧盟沟通,要求欧盟克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避免将人权法规工具化;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深层次改革,持续扩大法治保障下的高水平开放;加强对企业的合规指导,引导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针对欧盟相关法规及其实施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做好务实管用的预案,以预防风险。

统筹视角下的《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问题及完善

《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制定和实施是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论述的重要体现。在统筹视角下,该清单既呈现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性,又反映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高水平开放我国跨境服务市场的试验性。在此意义上,现有文本注重开放和安全两个维度,但仍存在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一方面,该清单在形式上与国际经贸协定负面清单的格式编排不同,服务分类也不同于通用标准;另一方面,该清单“说明”部分的兜底条款存在过多不确定性,且模式四规制范围不清,可能削弱清单实际内容的可预见性,从而引起跨境服务提供者的关切并影响该清单的实际效果。在改进该清单文本和据此完善其他区域及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过程中,宜在留有防范风险必要空间的基础上,对现有清单的格式、分类标准及兜底条款进行重新设计和安排,充分实现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统筹协调,并为我国加入CPTPP奠定服务市场高水平开放的良好基础。

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论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冲突法基础

为预防消除垄断行为,维护美国正常经济秩序,反垄断法逐渐在域外适用,美国法院在确定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范围时积极寻找冲突法理论的支持。在“既得权学说”的影响下采取属地原则,否认反垄断法的域外性;根据“本地法”理论确立了效果原则,认可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正当性;从“最密切联系”原则中寻找衡平原则的来源,在域外适用反垄断法时考虑国际礼让。这些冲突法理论使得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美国法院的实践,对于我国判断何种情况下可以域外适用反垄断法以及如何域外适用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与应对

近年来,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经济、科技崛起,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断强化外资审查制度,限制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围剿之势愈演愈烈。由于国家安全的涵义模糊,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此类措施远超国家安全范畴,呈现保护主义倾向,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和扩张等活动,危害了中国海外投资利益安全,已成为遏制中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以及市场竞争力的投资壁垒。考虑到中国与大多数实施国家安全审查的西方国家签订国际投资协定,并在其中设置了投资仲裁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投资仲裁的方式挑战东道国的安全审查措施,依据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保护条款主张违约责任,从而制约东道国的保护主义政策。

论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及其管控路径

碳定价是气候变化治理的一种市场化手段。当前关于碳定价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个具体的碳定价机制,较少从宏观上考察碳定价的发展态势。在宏观层面,全球碳定价总体上呈现多层次、无中心、少协调、弱连接的碎片化发展特征。从生成机理上看,这种碎片化发展状态是碳定价机制差异化发展的结果,若不加以有效管控,可能会减损全球减排效率、破坏全球贸易体系。当前,管控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有四条可能路径:碳定价机制连接、碳市场单边延伸、“气候俱乐部”和多边主义路径。国际社会应坚持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治理进程为内核的多边治理理念,运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治理思路,采取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法,进一步完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

《国际商法》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及实施

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施,基于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章主要从课程思政引领下的教学目标、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并给出了实践路径,总结了初步的实施效果及改进方向,以期对同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及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与中国法治化实践

当前,中国已明确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进入数字化时代,世界银行开创性地将“数字技术指数”设置为《宜商环境报告》跨领域评价指标,将数字立法融入各一级指标测评。这些动向表明,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法治化水平已成为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的重点评价环节。尽管中国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成果丰硕,但是在对标以宜商环境数字指数、数字营商指数等为代表的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指标上仍有不足,尚需提升数据治理法治化、平台治理法治化、数字市场监管法治化和立法数字化能力。为此,中国应以完善数据治理规则为核心,加快数据治理法治化进程;以数字平台融合建设为重点,提升平台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以激发数字市场竞争活力为要义,推动监管数字化转型;以建立数字法治体系为目标,加快数字立法进程,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论美国跨境电子取证与我国数据安全立法的冲突与对策

美国跨境取证与他国主权的冲突,在数字时代聚焦为跨境电子取证与他国数据出境管制之间的冲突。在跨境电子取证当中,电子证据同时具有证据与数据双重特性;而对美国实践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既无视作为证据的数据背后的他国司法主权,也无视作为数据的电子证据背后的他国数字主权。鉴于当前国际社会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司法机关直接向他国网络服务提供商取证,我国不宜固守司法协助渠道的唯一性。但在接受直接取证或特派员取证时应坚持本国主管机关的审批前置;同时以数据分级分类为基础区分设计各类电子证据出境审查标准。我国阻断法律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美国跨境电子取证,但仍可以用于阻断美国授权下对我国当事人的制裁行为。

国际投资法视阈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从《公司法》第20条展开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其内容自产生以来即缺乏统一认识,然而国际社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规则与“硬法”规则体系趋于完善,且企业社会责任替代性概念亦日益丰富,企业社会责任条款与环境保护责任条款的分立与交叉模式已成为一些国家国内立法和国际投资条约的发展趋势。我国最新修订的《公司法》第20条易产生理解歧义,特别是要求公司“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将企业社会责任涵盖于“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这一表述既不符合现行法律确立的企业环境保护的法定义务原则,也混同了社会公共利益主要维护者——政府的基本职能。因此,采取系统、目的方法论解释《公司法》第20条,既顺应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与环境保护条款国际立法趋势,也有助于厘清企业、政府、社会组织间的社会责任问题。

论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措施方案

为对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正在讨论的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措施方案进行评判,通过分析归类的方法,将各种方案划分为税费机制类方案、排放交易机制类方案、混合机制类方案等3类。借鉴IMO专家组在前期讨论中提出的多项评价标准,从便利监管、实施效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CBDR)”原则的落实等3个方面对这些方案进行评价。得出以税费为基础的混合机制类方案具有一定优势,我国提出的方案相对更加契合各项评价标准。

RCEP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条款析解与因应

RCEP首次在国际贸易法域提出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方案,被视为生物技术勃兴背景下“可持续化”国际贸易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此国际法进展基于东盟内部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多边交流协作以及中国与东盟在该事域长期的坚持和努力.通过寻绎条文缘起,结合总则、其他章节条文做体系观察,与CPTPP相关规定作对比方能更好地进行宏观剖析.透过微观释义,RCEP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条款大致可分为“适当保护”“来源披露”“在先技术”三个部分,适用绝大多数生物贸易类型.上列条款整体呈折中主义表述风格,虽数量尚待增加、内容尚需改进,但无法掩盖其作为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国际法律保护的前瞻性、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一方面,中国应追踪履约进度;另一方面,应对配套机制进行完善.

跨境存款保险协作:国际实践和中国选择

在银行跨境经营的背景下,为了解决各国家/地区存款保险制度间的差异对存款人保护、行业公平竞争和金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跨境存款保险协作机制必不可少。欧盟基于互认原则在较大程度上协调了各成员国存款保险制度,并致力于推动建立统一的欧洲共同存款保险机制。其他国家/地区主要通过监管机构间签订谅解备忘录实现以信息交换为主要内容的跨境协作,但在决定是否允许境外银行分行参加存款保险问题上的做法差异较大。目前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吸收的存款既不受港澳存款保险保护,也不受内地存款保险保护,加之三地存款保险协作机制的缺位,可能成为内地与港澳跨境金融安全网的短板。为了实现内地与港澳存款保险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应允许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加入内地存款保险,建立以三地相关机构间谅解备忘录为基础的内地与港澳存款保险协作机制,并借助联合公告等多种途径提高公众认知。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我国海员福利供给主体研究

海员福利供给对海员队伍稳定及海上安全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下,我国海员福利经历了由单一主体供给向多元主体供给的转变,但存在国家(政府)相关立法和政策支持欠缺及未完全履约,市场积极性不足且供给水平不均,社会组织力量薄弱,供给主体之间协同乏力的问题。为优化海员福利供给主体的功能,国家(政府)应坚持主导,完善海员福利立法,强化海员福利供给的政策支持;市场应转变海员福利供给的理念,丰富海员福利供给手段;社会组织应完善岸上福利供给,为福利建设奠定文化基础;各供给主体之间应协同配合,共享资源,加强交流,实现优势互补。

相互依赖的主权——网络空间治理的应然之道

网络空间主权争论已久,主权否定论被驳斥,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国家主权得到普遍认同。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受到互联网无边界性、多中心性以及互联互通性的冲击,以领土为中心的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内日渐式微。相互依赖的主权具有国际交往的多主体化、政府关注问题的无等级化以及解决问题的弱军事化的特征,这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内在属性具有高度适配性,因此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应然之道。相互依赖主权下的网络空间治理应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各国在行使主权时要恪守谦抑性原则,允许数据自由跨境流动,各国应积极凭借国际组织的平台与他国达成多边协定,对网络空间进行区域协同共治。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中的适用研究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存在条文模糊等法律问题,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实践中适用于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法性、合理性仍然值得商榷。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经常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提出抗辩,或将国家安全作为限制数字贸易的理由。面对国际经贸领域逐渐出现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泛化适用倾向及我国企业遭到不合理制裁的问题,我国应重视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于数字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明确我国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理念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理适用标准,积极推动国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发展,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谈判过程研究——基于戏剧化建构主义的视角

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MC13)取得谈判成果,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电子商务、发展等议题的部长宣言或决定等。本文基于戏剧化建构主义视角,对MC13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MC13谈判成果是WTO成员互动与交流的结果,体现了WTO成员身份和利益的易变性,并充满了戏剧化。中国未来应积极参与WTO改革和争端解决机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