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多伯特规则及其前因后果

在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创建及发展过程中,多伯特规则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在此之前是弗赖伊规则和美国《联邦证据规则》(1975年);在此之后是锦湖轮胎案中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扩张和2000年《联邦证据规则》的修改。多伯特规则并没有简单取代弗赖伊规则而一统天下,其审查判断要素也不限于证据的可靠性,而是同时关注到了证据的关联性。

美国专家证言的可采性研究——以美国判例与立法的互动为中心

美国对专家证言的可采性经历了弗赖伊判例"普遍接受标准"的限定到《联邦证据规则》对专家证言"关联性"和"有用性"的立法扩张,催生了达伯特判例的"综合观察标准",又因"乔因纳"、"锦湖轮胎"判例对达伯特判例的冲击,引发了涉及科学、技术和经验知识专家证言可采性的多种判断标准的纷争,导致《联邦证据规则》作出了限缩性的修正。判例与立法的互动背后演绎着专家证言可采性的判断权由"科技社群"向"法官"移转,最终法官扮演了专家证言进入法庭"守门人"的角色。美国专家证言可采性判断标准迷失于判例促发立法的互动,为我国法官如何走出依赖原有内部设立鉴定人积习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可借鉴的经验。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定罪中运用被告人品格证据之思考——以U.S.v.LeMay案为例的分析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确立了被告人品格证据不得作为定罪根据的原则,同时第414条规定了性侵儿童案件中被告人先前类似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定罪根据的例外。U.S.v.LeMay案的审理过程与裁判说理论证了《联邦证据规则》第414条的合宪性并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呈现了如何在个案中权衡品格证据的证明价值与被告人所享有的公平审判权,分析了如何认定先前行为与被指控行为的关联性。我国司法实践中办理猥亵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往往面临证据短缺的困境,可借鉴美国规定与判例,确立被告人先前类似行为在定罪中的可采性,明确引入品格证据的一系列条件,并设立相应的程序保障。

美国证据法中事后补救措施规则的历史沿革和理论嬗变——基于相关性理论和公共利益理论的分析

美国证据法中事后补救措施规则是在多年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宗旨只有一条,就是消除给当事人带来之不合理偏见,维护社会公众之福祉,保障司法公正之实现。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涉及事后补救措施证据的案件时,通常以相关性理论和公共利益理论为依据作出裁判。相关性理论不足以保证在大多数案件中排除事后补救措施证据,而公共利益理论不足以限制事后补救措施证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这两种理论的结合,排除了事后补救措施证据并且诠释了事后补救措施规则的合理性。

美国司法实践中的CGA证据应用介评

随着时代发展,CGA证据逐渐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美国作为目前科技、经济、法律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对CGA证据应用已有不少成功范例。这主要集中于民事和刑事诉讼领域,法院对CGA证据是否具备可采性和证明力大小进行了判断。但美国现今CGA证据的使用尽管能更容易帮助查明案情,同时也存在着相关操作标准不具体和成本高之缺陷。

论美国证据法上的传闻证据规则

所谓美国证据法上的传闻证据规则,简而言之,就是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传闻证据不得采纳。传闻证据是指用来作为证据证明待证事项的真实性的陈述,但它不是陈述者在审判或听证作证时所作的陈述。传闻证据的规定适应陪审制度、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以及交叉询问的需要。当然,传闻证据亦有诸多例外。

论美国法科学争议中专家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由“孟山都草甘膦致癌产品责任案”引入

现代诉讼的特点之一是诉争焦点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争议。虽然棘手的科学事实认定可以推给陪审团,但法官仍然避免不了专家证据的可采性(admissibility)问题。多伯特(Daubert)检验似乎提供了一个方案,要求法官对专家证据承担起"守门人"的角色:对专家证据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进行审查。然而,"孟山都草甘膦致癌案"却提示我们,有必要对多伯特检验的适用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该规则的渊源、法理基础和目的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确立法官在筛选相关专家证据中的"看门人"位置,从而有效剔除不适当的专家证据。

英国原始审判制度

英国原始审判制度是英国审判制度的雏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中神示证据制度是宗教信仰和司法结合的产物,他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公平和正义。英国原始审判制度虽然简单,但却维护了社会稳定和裁判的正义,对当代中国制度相对完备的司法更好运行有启示作用。

英国法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与我国现行的证据规则相比，英国证据法有着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渊源不同。我国证据规则皆为成文法的规定，而英国的证据法则由判例法和成文法两部分组成；其次，分类不同。我国立法机构针对不同的诉讼设定了不同的证据规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电子邮件鉴真方法研究——以美国鉴真规则为视角

电子邮件属于电子数据证据的种类之一,但在司法实务中作为证据使用存在一定的困难,主要是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进而不能实现电子邮件证据价值。因此,通过对电子邮件鉴真可以保障电子邮件在从获取到提交至法庭的阶段,其真实性没有发生改变。美国鉴真规则中针对实物证据鉴真概念、鉴真方法为我国电子邮件的鉴真研究提供有益指引,同时,电子邮件基于自身的特点需要采用独特的鉴真方法。基于此,文章从技术和司法实务的角度研究电子邮件的鉴真方法,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证据规则的法典化--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制定及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启示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是法典化运动背景下制定的一部成功的证据法典,其法典化的基础是存在着区别于其他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的独特证据规则: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该法典体现了韦伯所说的法律的高度形式理性化,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在法律的统一性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些成就激发了中国的法学者在证据规则法典化方面的努力。

品格证据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的运用——美国的立法、判例及启示

美国近年来在"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妇女利益"的社会政策的影响下,品格证据的使用规则在立法方面出现了向受害人一方倾斜的趋势: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禁止使用受害人的品格证据,允许使用加害人的品格证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1—415条确定的品格证据使用规则通过判例法进一步精细化,力图在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平衡原、被告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我国在对待性骚扰案件中的品格证据的问题上,也可借鉴美国的经验。品格证据的使用应当严格贯彻"关联性"、"相似性"、"有限性"原则,同时应加强品格证据使用的程序保障制度的建设。

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

自愿性取代可靠性成为美国口供规则的指导原则,体现了对人性尊严和人类意志自由、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政府守法等一系列现代价值的追求。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更使被告在监禁下供述的自愿性获得了程序保障。尽管在自愿性的证明和判断上存在某些主观色彩和困难,自愿性原则仍然是贯穿美国口供规则的灵魂,是理解美国口供规则的钥匙。在完善我国口供规则过程中,应该围绕自愿性原则,借鉴美国的做法,在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之间保持适当平衡。为此,应当以确立自愿性原则为最终目标,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以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人权保障精神。在现有排除刑讯逼供手段获得口供的基础上,排除以威胁和疲劳审讯手段获取的口供。以欺骗和引诱手段获取的口供,只要真实,可不予排除。废除对有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的规定,以避免在看守所之外出现变相的第二羁押场所。

论美国法上的证明责任——以诉讼程序为视角

我国现有研究并未区分大陆法系意义上的证明责任(Beweislast)和美国法上的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美国证明责任中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概念及其关系与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之间有十分重要的关联。如果以德国法为参照系,那么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概念在逻辑起点、适用对象和结构地位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而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方向,美国证明责任理论对改造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在制度上和理论上的独特价值。

美国对质权条款与传闻证据规则关系之考察

作为美国联邦宪法基本条款的对质权,与作为英美证据法基石的传闻证据规则,虽然在要求证人亲自出庭提供证言并接受质证方面具有一致性,但由于纷繁复杂的传闻例外规定的存在,二者在适用中又常常发生矛盾,折现出刑事司法过程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多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着力寻求解决二者关系的最佳方案:从蕴含多种可能性的含混期开始,到将对质权条款与传闻规则进行联姻的一致期,再到将二者截然分开的分离期,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完成了一次重大转身。尽管目前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质权条款与传闻规则关系的界定符合历史事实和立法者的本意,但其内部仍然存在的重大分歧依然能够体现出来,这并不是一个追求事实真相的过程,而只不过是不同时期、不同立场下的价值权衡和选择。

也论美国的审前证据开示制度

审前证据开示是指一方当事人在审前从对方当事人处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与信息,以助于准备庭审的一种制度。审前证据开示在美国运用最为普遍。美国单方面实行域外审前证据开示遭到其他国家的普遍反对,为了对抗美国式的审前证据开示,许多国家制定了障碍立法或保密立法。为减少各国之间在审前证据开示方面的冲突,《海牙取证公约》对审前证据开示作了规定,公约第23条允许缔约国对审前证据开示予以保留。但是,公约制定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审前证据开示方面的冲突依然存在。为解决各国之间在审前证据开示方面的冲突,国际社会还需进一步努力。

诉讼角色视域下的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

在美国,控、辩、审三方的诉讼角色不同,对待"善意例外"的立场也并不一致。控方希望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的适用范围,因为"善意例外"激励警察"善意"地执法。而辩方对"善意例外"持排斥立场,希望尽可能排除非法证据。但"善意例外"并不阻碍辩方寻求违宪救济。作为中立机关的司法机关立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希望通过"善意例外"采纳非法证据并查清事实,打击犯罪;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严格把握"善意例外"中"善意"的客观标准,警惕以"善意例外"之名放纵违法取证的行为。

美国证据法中事后补救措施规则的历史沿革和理论嬗变——基于相关性理论和公共利益理论的分析

引言证据制度乃实现司法公正之出发点和归宿,更是法治建设之基石。证据制度的内容合理和体系完善成为一国法律制度健全与否的标志。在我国,证据制度的构筑与发展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要真正实现一部理性且合乎准确、公正及效率的证据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