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行政诉讼制度的历时性审视

俄罗斯的行政诉讼不是其本土化法制。它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历时性转变,通过对传统与西方现代法制思想的反思,以宪政基础为基石,强化了整个制度体系设计的逻辑性,从对诉讼价值的准确定位、适当扩大适用范围、明确举证责任和检察官的参诉制度,全新地设计了行政诉讼制度。关注俄罗斯行政诉讼制度是如何从传统走到现代,反思其面临的困境,对于构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将是有益的借鉴。

分合之间:俄罗斯行政诉讼的立法演变

如果以行政争议的司法解决来理解行政诉讼,那么俄罗斯的行政诉讼制度经历了沙皇俄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三个阶段。历史上,俄罗斯一直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审理行政争议,而缺乏一部真正的行政诉讼法。经过漫长的等待,2015年3月8日俄罗斯联邦行政诉讼程序法典在争议声中开始生效,此后又在争议中历经多次修改。但法典的多次、大量修改,以及法典在修改内容上的特征,都不能就此表明法典本身存在问题,而只是表明,俄罗斯行政诉讼在这段时期内的发展轨迹与方向,即在国家司法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与民事诉讼、仲裁程序的协调统一。

行政诉讼的诉的利益--以日本撤销诉讼为素材

狭义的诉的利益,一般是指原告的诉求是否具有发动国家审判力量加以审判的必要性或价值的问题。这种必要性或价值若存在,原告的诉求就会接受法院的实体(本案)审理并由法院做出实体(本案)判决,反之就会遭到驳回。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9条既是有关原告适格也是有关狭义的诉的利益的规定,因而两者面临着同样的课题——如何解释“法律上的利益”。狭义的诉的利益问题,大多出现于行政处分后的情况变更等场合。行政处分性、原告适格、狭义的诉的利益,归根到底属于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其不过是为了解决能否进入实体判决的入口问题而已。鉴于作为主观诉讼的撤销诉讼同样发挥着监督和督促行政正确运营之功能,在诉讼政策上,对于那些与自己利益相关且真心诚意提起诉讼者尽可能予以承认和支持方为上策。

“利害关系”的嬗变: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趋势

美国联邦最高院在马赛诸塞州诉EPA案中对原告资格在"事实上的损害、可追溯性和可救济性"方面的革新的解释,拓宽了温室气体排放诉讼的原告资格。但其后的AEP案、Comer案和Kivalina案又将温室气体排放诉讼的原告资格进行收紧。从当前的判例来看,美国温室气体减排制度未来仍将主要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范畴,司法审查将以减排的制定法为依据,主要审查EPA是否履行其职责,或排放企业是否遵守减排立法的要求。

美国行政程序法初探

一、美国行政程序法概述十九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各国对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加强,从而导致了行政权力的迅速扩张。行政权的扩大必然带来两个客观后果:一是行政效率问题日益严重,二是侵害公民权益的可能性增多,这就为行政程序法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行政程序法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说是本世纪行政法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各国行政程序法逐步向着法典化的方向发展,迄今大概经历了两个高潮:第一次是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第二次是在四十至六十年代。在此期间,西班牙、奥利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以及美国、德国等都先后制定了行政程序法;

美国行政程序法中的听证制度

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是英美普通法的一个重要原则——自然公正原则。在行政法上,这个原则表现为行政机关的决定对当事人有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能片面认定事实,剥夺对方的辩护权利。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被称为听证。听证制度不仅具有集思广益,维持正义,促进政治参与,提高行政效率的功能,更可以防止政治腐败,杜绝行政权力的滥用,所以一直是现代行政程序法中的核心问题。在美国,听证制度在行政程序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美国的行政程序法和廉政建设

美国国会于1946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目的在于防止美国行政系统一支独大,演变成脱离三权分立为基本构架的政治体系,成为不受美国宪法制约的第四权力部门。其强调的政府运作透明、公众参与以及司法复审,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美国百姓的基本权利,推动了美国廉政建设的步伐。然而,权力的腐蚀,对利益的追逐,驱使政府官僚利用该法的某些条文,千方百计藏匿情资。实践证明,落实廉政建设,要有行政程序法,更要有信息自由和阳光政治。

竞争政策实施中的程序和透明度

Douglas Ginsburg/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巡回法院今天我主要谈一谈美国在行政程序方面遇到的挑战,以及司法审查方面的工作。美国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进行行政程序方面的审查,当时颁布的一些法律规定了政府机关在做行政决策时应该遵循的准则。当时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所有的行政决策都要确保行政机关清楚地了解整个案件的事实,

印度联邦最高法院审理行政诉讼,催迫印度政府全球出击

在海外,人们对威胁印度产业安全的专利提出法律诉讼,这需要大量的官费、律师费、证据固定和翻译费等。私人机构一般没有承担这些费用的积极性;即使是受到海外专利影响的印度企业也不愿意出面,因为其他企业可能"搭便车"。因此,上述费用应当由政府"埋单"。一些行政诉讼已催迫印度政府对此"埋单",并全球出击,积极维护印度经济安全。

中日行政指导制度比较研究

行政指导已广泛运用到行政管理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由于行政指导的法律定性亟待厘清,致使行政指导法治化困难重重。相较于传统的行政行为,行政指导具有平衡协调、节约成本等独特的功能。文章通过比较研究,从创造实施条件、规范基本程序和完善救济制度等方面,对加强我国行政指导制度建设提出建议。

填补权利保护的漏洞——法国行政诉讼临时处分制度的晚近发展

法国立法和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展现了法国行政诉讼临时处分制度的沿革,法国行政诉讼临时处分程序有不同的种类。中止执行性临时处分和保护基本自由临时处分是使用频率最高、权利救济功能最强的两类临时处分。这两类处分具有独特的救济作用和适用范围,突破了"诉讼不停止执行行政决定"、"法官不得向行政机关下达强制令"等法国行政法传统原则,行政法官运用判例创建和发展了"基本自由"等新的法律范畴。

美国的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引发出应如何建构我国的信息公开司法救济与诉讼制度问题,并使我们多年来一直从事的对美国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研究兼有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借鉴意义。美国信息公开诉讼的主要原则有:穷尽行政救济、权利平等和利益衡量。其受案范围广泛,没有起诉资格的限制,举证责任由机关承担。重新审理、秘密审查、简易判决是法庭审判的几项重要规则。其对发展与完善我国的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具有参考价值。

法国行政诉讼法典化述评

共和八年(1799)雪月5日法国制定了首部有关行政法院组织的法律——国家参事院组织条例.二百年后,法国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典》,结束了行政诉讼相关法律规范零散分布的局面. 一个法律部门的法典化不仅直接关系到自身的的内部和谐连贯、结构完整,而且影响到法律能否得到切实遵守和执行.直到二十一世纪前夜,法国还在适用一些旧制时期,甚至是十六、十七世纪制定的法律……

诉讼权能与审查密度——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体关联性

诉讼权能与审查密度同属行政诉讼的关键制度,但我国学理却惯于对两者分别观察,有关这两个领域的制度实践同样分头进行,并无关联。与此相对,德国法中严格的诉讼权能与高密度的司法审查,却体现出行政诉讼制度间的相互配合与密切衔接。两国的差异一方面源于在制度建构中,行政诉讼是否首先被作为由诸多环节共同构成、紧密关联、配合作用的整体来对待;另一方面则源于作为制度建构基础的行政诉讼学理是否强调对逻辑一致的周密考虑和整体完整的反复锤炼。而本文的写作正是从诉讼制度的整体构成与系统作用角度出发,通过对照德国与中国在诉讼权能与审查密度两方面的不同处理,以及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尝试跳出以往对行政诉讼制度予以片断认识和分隔理解的视野窠臼,从整体上观察和把握不同国家行政诉讼的概观风貌;另一方面则希望在我国的行政诉讼的学理讨论和制度实践中,同样导入对逻辑一致和整体完整的思考与追求。

论法国行政合同纠纷的可仲裁性

法国法中行政合同纠纷的仲裁解决模式,明确规定适用两大类,即普遍性禁止和豁免性例外。法国法倚靠它独具特色的二元制司法体系,赋予行政法院和行政法官足够的裁定权与监管权。要求一切仲裁活动,不能存在明显违反法国公法的强制性原则,尤其是公共服务委托合同、PPP模式公私合作合同、政府采购合同等公共事业市场领域的行政合同(或行政协议),以及公共财产领域的行政合同。此举既尊重市场经济发展之客观规律,也切实保障行政主体之实际利益。

安全性行政判断的司法审查——基于日本伊方核电行政诉讼的考察

安全性行政判断是行政机关利用科学技术知识就风险设施是否安全所作出的判断,是面向未来的预测,具有专门技术性裁量的性质。核反应堆设置许可时的安全性判断是其典型。在日本伊方核电行政诉讼中,法院虽未就核电站安全与否代为实体判断,但对行政机关作出安全性判断的过程进行了合理性审查,看其是否设定了合理的审查基准、是否合理地适用了该审查基准。法院课予行政机关证明其判断具有合理性的义务,解决了案件证明的难题。不过,法院在撤销诉讼中用判决时的科学技术水准来审查安全性行政判断是否合理,虽然有助于缓解因诉讼长期化给风险设施带来的风险,但理论上存在难解之题。

行政诉讼中“受害者”原告资格之反思——以德国法作为比较

德国行政法上奉行"分立原则",民事纠纷中的一方当事人并不当然获得请求行政主管机关对民事纠纷的对方当事人履行监管职责的请求权。相反,行政执法首先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而非解决个人权利冲突,只有在具有明确的保护规范依据的情况下,才能认可所谓受害者的行政履责请求权。德国司法机关对于认可此类保护规范,也向来持相当严格限制的立场。然而,在我国行政法中"受害者"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却从请求公安机关保护其个人权益,毫无争议地扩展至了几乎所有涉及市场活动的行政监管领域。这种观念既非来自域外的经典行政法理论,也非来自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根源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利救济途径的不健全,实际上仍包含着"无限政府"的理念。这种观念在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后,因其具有行政机关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价值评判优势,不仅未受到必要的反思,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被不断强化。但是这种观念并不符合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的规律和发展方向,应当予以澄清并及时予以调整。

美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及其适用

美国行政诉讼中有三个证明标准:实质证据标准,专断、反复无常标准和重新审理标准,其选择适用遵循一种"二分法"的司法逻辑。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遇到混合问题和事实问题的多样性等难题之后,美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出现了汇合的发展趋势。美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在于:有助于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构建提供制度框架,并划定法官自由心证的适用范围;有助于防止法官混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有助于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差别适用提供新的区分标准;有助于我国法官在司法审查实践中进行自由心证提供一套可供参照的思维程式。

德国行政诉讼中司法权的边界及其成因

德国行政诉讼中法院的受案范围非常广泛;法院一般可以主动、全面、深入地审查案件中的事实问题、行政裁量权问题以及法律问题等,无须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不过,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有关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理论的发展,德国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进行强势监督与制约的格局有所松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院在判决与执行中恪守权力分立的原则。德国行政诉讼中司法权边界的形成,是与其宪政体制、法院分工格局、法定法官原则、二战后对公民权利的重视以及发达的公法理论等紧密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