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反应心理语义标记助力侦讯智能化的实现路径研究

在侦讯活动中,借助人工智能捕捉与识别嫌疑人的微反应,可以帮助侦讯人员及时获知嫌疑人的真实情绪及心理状态,从而判断嫌疑人口供的真假,为侦讯人员制订有效的讯问策略提供依据。借助微反应掌握嫌疑人的心理动态是侦讯智能化的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建立在人工智能对大量微反应特征样本的深度学习与模拟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对微反应特征的心理语义的理解上。因此,实现侦讯智能化的前提是对微反应特征进行广泛采样并建立精准的心理语义标记。

算法决策涉入下的法官法感研究

在数字化背景下,以算法为代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被引入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并拥有了合法化的外衣,对于作为传统法官裁决案件源点的法官法感产生了威胁与考验。法官法感的失位与演变是司法权面临算法决策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之一。长此以往,法官法感将失去其司法地位,司法权也将被算法技术所裹挟,必须对此趋势采取控制手段。应通过重构算法决策结果呈现、增强法官法感的价值认同度等手段,配合法官法律素养的提升以促进法官法感层次的上行,利用对通用算法和专业算法的重新构筑保障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感觉理性不被虚置或驯化性改变。

法律职业视域下司法直觉探究

司法职业场域下,直觉是一种被法律人频繁运用却又难以察觉并言明的思维认知方式。它直接跨过所有分析推理步骤,以直接、跳跃的方式直达问题核心,得出即时判断。借助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观察这种司法活动中的直觉思维,它最终都以直觉判断的方式呈现。司法实践活动中的此种直觉判断的显著特征主要体现在其内隐性、自动化加工与控制化加工的二重性以及同步并行性三个方面,同时受到信息量大小差异、法感差异以及认知加工方式差异三重因素的影响。

论权利思维的逻辑属性

权利的思维是以理性逻辑为指引的思维,它强调理性化的权利是法律的基石,权利的理性化要求法律不但要关注人,而且要因应人的全面自由与发展的理性需求。其思维的基本逻辑属性是,权利的思维是理性的,它是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权利的思维是合法的,是以法律为基本标准的思维;权利的思维是实践的,体现了法治实践理性的基本要求;权利的思维是属人的,是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法律思维模式;权利的思维是发展的,是体现人与社会发展的的价值导引。

试论高等法学专业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养

高等法学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法律人才的基本方式和重要手段。现阶段,在高等法学教育中加强培养学生“依法治国、执法为民、服务大局、公平正义、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培养高校法学专业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可以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这两方面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涉诉信访工作的困境与对策——以宁波市为例

近年来,涉诉信访案件虽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其总数仍旧居高不下,给法院系统带来了较大的压力;重复访、闹访及集体访等非正常访现象较为严重,不仅影响到社会稳定,还对司法产生了一定的损害。这些都使涉诉信访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文章通过全面调研宁波市两级法院的涉诉信访情况,指出了当前涉诉信访工作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涉诉信访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依据。

司法审判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存在一些误会。在当今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浓郁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的现实背景下,民商事纠纷案件审判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应用比较普遍,很多时候法院的调解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交织融合在一起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特点鲜明、适用策略多样、适用价值丰富。

司法过程的性质:卡多佐的心路历程

卡多佐对司法过程的理解以逻辑的方法为起点,关注司法中逻辑一致性,特别是普通法中"遵循先例"原则对司法平等与司法信仰的重要作用;历史与习惯的方法帮助法官解决逻辑思维的僵硬;社会学的司法方法运用客观的解释原则,探寻社会福利的现实意涵,赋予法官裁量权的同时也限制裁判者的恣意,最终通过发现与形塑的方法帮助法律成长。法律本质上就是一种过程。

对影响刑罚心理效应相关因素的分析

刑罚心理效应是刑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反映着刑罚目的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而刑罚积极心理效应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需要一定的生理、心理基础,又要具备相应的外部有利条件。这些外部条件主要包括刑罚的创制、刑罚的适用和刑罚的执行等几个方面,事实证明,这些外部条件对刑罚积极心理效应的产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影响刑罚心理效应的这些外部因素进行了系统地考察与分析,并提出了实现刑罚积极心理效应的有效途径。

我国法治进程中法官思维方式的变迁与完善

法官思维方式作为法律思维方式的一种,不仅具有法律思维方式的一般性特征,更具有法官因其职业身份所独有的特性,即程序性、逻辑性、独断性、反省性。我国法治建设经历了从形成到发展再到深化的发展进程,与这一科学化进程相适应,法官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变迁,这是从传统向现代甚或是后现代的转型。制约法官思维方式有政治考量、民意舆论、专业教育程度、民俗习惯等诸多因素,因此,应以当前我国法治进程进入新时代为契机,完善法官独立审判制度,实行精英化教育,并处理好法律和政治的关系。

紧急状态下的守法难题——以决策心理为视角

法治社会具有日常状态与紧急状态两副面孔。当社会进入紧急状态,公民的行为策略会改变,遵守法律将变得困难。这是由人类的思维机制与认知倾向决定的。人类拥有快速但不准确的"系统一"与缓慢但可靠的"系统二"两套决策机制,在面对紧急状态时大量的情绪刺激会让"系统一"控制决策支配权,而信息过载也会限制"系统二"的监督与预警作用。因此,紧急状态下的个体决策者总是运用"系统一"进行行为选择。"系统一"采用启发式判断,有限时间内的决策往往存在各种认知偏差,导致人的行为与守法的要求背道而驰。正视这些违法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通过事前建立完善应急措施与事中规范宣传报道,按照认知规律办事能够较好地减少违法行为。

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关系的失真与还原

法律的自治性、司法与民主的纠葛以及精英主义思想，造就了法律人思维与大众思维的不同。其差异主要体现于思维焦点、思维背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但当前学界夸大了两者的区别，使得其失真。这些差异并不当然意味着两者的不可共存。事实上，在法治社会里，它们在诸多方面是相互联系和融通的。就中国当下情形而言，须还原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本相，并在尊重两者区别的基础上，以法律程序来沟通彼此的联系。

我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探究

法律意识在公民意识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是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集中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法律的根本立场、根本态度和根本看法。我国公民应该具有的现代法律意识集中体现为公民意识、法律至上、人民主权、权利本位、人权保护、权力监督意识等。强化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化进程中的一项基础工程,是推进法治国家进程的关键,也是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促进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

论心理学视角下的法学研究

法学与多门学科都有交叉,并都有很多相关研究,但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并不多。二者的交叉研究在两百多年以来,经历低潮与和解,期间产生了彼得拉日茨基的心理学法学,犯罪心理学也迅速发展起来,同时有小部分心理学家坚守于证人证言的心理学研究,并产出了许多优秀成果。随着心理学与法学交叉研究的增多,有学者也将目光转向司法决策方面。心理学视域下的法学研究开拓了法学研究的新思路,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

行政诉讼撤诉中不良博弈产生的后果及克服——以涉税行政诉讼案件为样本的考察

随着法治中国的进步,中国各领域的司法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但在行政诉讼撤诉中存在相当比例的官民不良博弈问题。此类案件撤诉比例相当高,并且背后的撤诉原因呈现出多样化以及主体身份的复杂性。这种不良博弈会导致公共利益在司法协商博弈过程中的私人分割,同时也不利于社会舆论的评价与监督,甚至导致法院审理提供的平台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从而影响到司法的公信力。因此在对待这类案件时,需要处理好其中存在的公民的非理性诉求,同时也要防止公权力机关对司法诉讼的干预,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根本上完善司法机关撤诉审查制度,切实维护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制度,从而真正全方位解决行政诉讼撤诉中存在的不良博弈问题。

2001年婚姻法增补内容研究综述

我国于2001年修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我国自建国后第二次修改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增补的内容有深刻的立法背景及原因。但尚存争议,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不断地完善。

司法调解中的法官修辞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司法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言辞说服艺术的调解,离不开修辞技巧的使用。法官在司法调解中合理使用各种修辞方法,既能够有效说服当事人顺利接受调解结果,又能够有效执行法院的社会治理功能,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但法官掌握调解和修辞技巧的能力,只是影响纠纷能否有效解决的一方面因素,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法官运用修辞调解纠纷的主观姿态。当务之急是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法官人格,确保每个法官都能秉承善意运用修辞调解纠纷,才能真正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