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权属界定及“卡-梅框架”下数据保护利用规则体系构建

大数据时代,数据权益冲突不断升级,权属界定成为数据保护与数据利用的核心问题,而《民法典》《数据安全法(草案)》等现行立法均未对此作正面回应。立足数据处理过程,对数上权益进行识别和界分是数据权属界定的基础。基于不同分类数据之上所承载的权益不同,可区分为个人数据之上个人数据主体的数据人格权益,衍生数据之上数据处理者的数据财产权益以及公共数据之上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由此,采用法经济学中的"卡—梅框架",以数据权益保护的效果为核心构建数据保护及利用规则体系,包括确立数据财产规则,形成基于数据使用过程的权益分配机制;确立数据责任规则,设置数据征用权和数据求偿权;确立数据管制规则,实现行为规范、行为限制和处罚并行。

中国对外关系法论纲--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视角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亟须破解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研究中的国际法与国内法二分法思维。实现破解的一个制度抓手就是重视我国对外关系法的研究和法律体系建设。对外关系法是调整一国与外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境外实体、个人)互动关系的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对外关系法不是"国际法+国内法"。对外关系法重在研究国际法国内化过程中和国内法国际化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问题。我国虽然已有实质性的对外关系法,但存在理论研究不足、司法实践不足、立法不足等突出问题,不能适应百年未有大变局下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需求。为此需要廓清对外关系法的研究领域,重视发挥我国法院在涉外案件中的司法能动性并完善对外关系专门性立法,从而提升我国"内化"国际法的效益和"外化"国内法的能力。

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乡村全面依法治理是时代必然。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亦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有之义。我国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但这需要法治的保障。当前在乡村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生态立法不够完备,执法权责模糊,司法能动不足,监督体系不严等问题。因此,未来需要通过强化法治自觉,落实法治行动,深化法治担当,提升法治理念,来完善乡村生态振兴立法体系,严格乡村生态振兴执法规范,发挥乡村生态振兴司法能动性为乡村生态振兴注入新动能提供法治保障。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四重超越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产生根源、治理主体、逻辑思维和实践落实四个方面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生态观对先前生态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生态观的理论构建,增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促进美丽中国建设。

高影响因子法学期刊特征分析——基于“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引证研究

以"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169家刊物为统计源,可以客观统计出法学专业期刊、高校学报及综合期刊中发表的法学文章的引证情况。重点以20家高影响因子的法学期刊为研究对象,包括15家法学专刊和5家高校学报及综合刊,通过影响因子量化指标的数据统计和定量分析,可以分析出高影响因子法学期刊在期刊创办、栏目设置、选题策划、学术传播方面的特征,同时还可以发现法学期刊发文学科发展的不均衡性和零被引情况。20家高影响因子的期刊整体上在新媒体学术传播方面意识领先,具有新媒体影响力。

第三方数据共享中企业的个人数据保护义务构建

企业利用个人数据的技术不断迭代引发第三方数据呈现公共性和共享性特点,个人数据相关的隐私与安全问题在第三方数据共享下面临网络空间乃至于国家主权的挑战,国家需要创建数据管理机构统筹协调,应对数据安全问题。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关于第三方数据共享制度的分类规定,提出中介服务与委托服务两种类型,并将确保安全原则置于在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三个方面全方位考量,拓展并完善企业安全保障义务制度。企业为回应国家数据管理的需求,不断创新技术,以增强国家对高科技企业的信任。企业自我答责包括:增强透明义务、通知义务和风险管理义务等安保义务,通过技术确保数据保密的经济、完整和可用。数据企业应当自我完善并形成以技术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的第三方数据共享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论法律解释学的根本任务:尊重重构的综合——兼评伽达默尔与萨维尼的分歧

伽达默尔革命性地把解释学任务设定为黑格尔式的综合而非施莱尔马赫式的重构,由此引发了法律解释学要重构还是综合、要方法论还是本体论的争执。与施莱尔马赫及德国历史学派渊源甚深的法学家萨维尼开创了以重构为任务的方法论法律解释学传统。但由于该传统奠基于近代主体哲学而遭到伽达默尔存在论解释学的否定。伽达默尔的存在论解释学促成了法律解释学向本体论的转向,并有力地证明了综合作为法律解释学的任务,但由于有意忽视文本中介和解释方法而导致法律解释容易滑向主观主义。利科的反思解释学,特别是其借文本和方法的长程路径进行自我反思以及“说明和解释的辩证法”,为证成“尊重重构的综合”作为法律解释学的根本任务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尊重重构的综合”任务的提出,结束了法律解释学要重构还是要综合的争执,并推动法律解释学实现方法和本体相统一的再转向。

隐私计算的法理逻辑和法律的隐私计算评价

隐私计算在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和构建安全的数据确权、数据交易基础制度上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从隐私计算的合法性基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法律掣肘及其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所定义的安全概念间的关联等方面展开讨论,对隐私计算的安全技术措施法律定位、所涉及的算法监管等问题提出建议,并就隐私计算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计算法学:法律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

计算法学是随着人工智能在法学中深入应用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使用建模、模拟等计算方法来分析法律关系,让法律信息从传统分析转为实时应答的信息化、智能化体系,旨在发现法律系统的运行规律。计算法学的核心思想是计算思维与法学思想的深度融合,研究者通过主体的分布式实时计算来分析法律行为,从而发现法律发展的深层规律。人工智能等增强技术应用于法学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法学基础理论,提升部门法科学性及协调性,减少法律系统运行摩擦。计算法学对于提高立法与司法效率、应对和规避技术风险等均具有积极作用。计算法学涉及计算法学理论、立法实验、司法预测、法律的语义挖掘、法律逻辑分析、司法管理系统、司法证据等几方面研究。计算法学吸引着众多法学、计算机科学研究者的目光,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并有望孕育出一批新的法律职业群体。

从威慑到最优执法理论：经济学的视角

早期的执法经济理论,关注如何通过惩罚违法者威慑潜在违法行为。然而,考虑到执法本身的成本,特别是当法律本身非优化时违法行为带来的外部收益(或执法的成本),简单地威慑执法带来的成本可能大于收益。因此,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执法目标的最优执法理论认为,并非对所有违法行为都要实施威慑,只有当执法收益在边际上大于执法成本时,惩罚违法者才是有效率的。基于相关文献,本文试图梳理和介绍执法经济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和思想。

保护网络权优位于网络安全——以网络权利的构建为核心

网络权是人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其包含了上网权、网络言论自由权、网络隐私权和网络社交权。网络权是一个集合概念,其概念外延还在进一步拓展中。上述四种权利紧密相关,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网络言论自由权是核心;上网权是网络言论自由的保障和表现,网络社交权是网络言论自由的必要表达方式;网络隐私权既是网络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又是其权利边界。网络权关乎人权和民主,需要国内法的确认和保障。网络权优位于网络安全,打击网络犯罪应确保手段的精确度、合法性和正义性,以尽量少地侵犯公民的网络权为原则。平衡网络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前提是给予网络权利更大的保护。

并非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宣言——我们时代的法学为什么需要重视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各个时代的法学必须针对这些现象或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或解决方案。中国法学现今的问题是:对什么是法学之“学”,尤其什么是法学的性质和立场并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认识;知识生产无序化的现象;法学不能为实践提供智力支持。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的对策是:一是让法学的知识兴趣从政策定向转向司法定向;二是使法学视角返归实在法;三是法学向方法的回归。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从一个侧面为我们的法学建构提供一种观照的镜鉴,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和建立法学知识标准的某种进路。我们可以对一切缺乏方法论支持的所谓学术创造提出最低限度的质疑。

“软法”及其概念之证成——以公共治理为背景

“软法”是缺乏“国家法”的拘束力,但却意图产生一定的规范效果的成文规范。复杂、多元和速变的当代社会,要求政府转变角色:从“管制的主导者”走向“公共治理的辅助者”。“软法”是公共治理的主要凭借。“软法”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一方面,卢曼的系统论可以为它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看成是“国家法”概念的类比用法。

算法歧视的宪法价值调适:基于人的尊严

算法歧视性后果的发生得以让人们重新定位算法并找寻新技术背景下人的尊严与价值。保障人的尊严从道德哲学的要求转变为法律体系的基础规范,蕴含着立宪者对人作为终极目的的肯认与推崇。人的尊严可以为抵制算法对人性的蚕食提供最高价值指引,并应进入到算法应用的正当性论证之中。过度依赖算法决策系统和将人数据化违背了人是目的这一道德哲学伦理要求,削弱了人的主体性,算法歧视缺乏对人的多样性的包容,背离了人的尊严的价值内核、价值目的和价值意蕴。治理算法歧视、规范算法的运用,应强调人的尊严的价值归依,要求把维护人的尊严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强化国家对人的尊严的保障义务,制衡算法权力对人的尊严的侵蚀,在特定重大领域审慎使用算法决策系统。

行为法律经济学:新知还是旧论——波斯纳与桑斯坦等的论战及其意义

行为法律经济学的新近崛起挑战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公设,拓宽了法律的经济分析的研究领域,但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学者如波斯纳等的诘难。双方在理性概念、经济学行为研究方法的证据支持、"互惠人"模型及其法律应用等论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从整体上观察,论战各方其实只是名义之争,相互融合的趋势显然。作为这次学术论战的潜在影响,国内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将会获得相当程度的促进功用。

威慑效应、声誉机制与文化市场执法的优化

繁重的执法负荷、稀缺的执法资源以及不完善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构成了我国文化市场执法的多重约束,产生了文化市场执法威慑不足的困境。以威慑理论为基本视角,采用博弈分析框架,分析了威慑不足困境产生的原因及其突破方向。强调声誉机制的引入能够促进良性均衡产生,执法机构树立严格执法声誉有助于增强执法效能,文化生产经营单位提高声誉有助于强化自我约束。因此,建议促进形成声誉机制、连锁经营机制以及社会治理机制,实现文化市场执法的优化以提高威慑水平。

法律技术的内涵及其范围

法律技术是法学方法论体系中,围绕法律的适用所产生的技能、手段,它不同于法学研究方法,也无法涵盖法学方法论的全部内容。法律技术是传统性与正当性相结合、理性和经验相统一的具有专业性的法律适用方法和手段,既具有科学的特质,又体现人文的精神。在法律技术的范围上,可以分为“文本分析技术”、“事实发现技术”及“法律适用技术”三个层面。

现代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法学方法论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与法律实务最密切相关的部分。但是,中国法学界对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没有清楚的认识和界定。应当说,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法的渊源、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解释、法律漏洞的填补、法的体系等。

论传媒和司法的差异与互动

传媒与司法在价值、思维模式和语言风格等层面都存在着一些不同,对二者的关系需要进行全新的认识。传媒只是公众知情权的集中表达,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传媒对司法具有监督作用的定位也不够准确。尽管如此,在权衡传媒介入司法的风险和价值之后,我们选择倾向于传媒自由。但是,对于传媒介入司法的方式和尺度仍需斟酌。在审判前、审判中和审判后,传媒介入的尺度应当有所差别,司法也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应对传媒的介入,这样才有利于最终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法律何以能被信仰?——兼与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商榷

法律信仰是信仰者结合超验体验和理性确信、穿越精神虚拟和物质现实,强化主体意识和工具价值的一种超现实的精神活动。当代中国必须建构实在法、伦理法和自然法三位一体的法律信仰的理想图景,以解开僵化的"制度之网",弥合法律文化的断裂和混乱,进而发挥法律信仰的精神激励、文化整合、凝聚和约束功能,至此从根本上验证了为现实功利所累,站在此岸看彼岸的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的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