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贸港通关便利化制度创新初探

通关便利化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实现贸易便利化、法治化的关键任务之一,对海南自贸港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我国当前通关便利化的主要制度范式包括全国通关一体化、关检融合以及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通关等,这为海南自贸港通关便利化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可选择的参照和要突破的具体方向。域外典型自贸港如新加坡港、鹿特丹港、迪拜港以及中国香港等成功的通关便利化制度实践也为我国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海南自贸港应在创新完善"一次申报、分步处置"通关的基础上,有特色地创新港区通关法规政策清单公示制度,有特色地创新以海关为统率的"口岸+港区内"单一窗口制度,有特色地创新港区经认证经营者制度,以将我国对标国际的海南自贸港通关便利化制度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国际贸易法律探讨

中国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政府在中国主权下对中国领土的自主安排,自由贸易是中国海南自贸港的核心,其性质属于世界海关组织定义下的境内关外自由贸易区,并且必须遵守WTO规则。中国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国际贸易法律规则构建有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在国内法层面应尽快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在行政法规方面则是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和海南省制定相应法规和规章。在国际法层面,中国承担的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条约及协定的义务也要履行。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贸易规制体现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上。2025年前还应继续维持或建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便对国际货物贸易实行便利化海关监管,并对国际服务贸易实现自贸港内的开放。从2025年到2035年海南自贸港建设第二阶段将重点构建和完善相关的国际服务贸易规则。

论高水平开放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特色功能的法治实现

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不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不仅具有贸易、保税等传统功能,还承载了先行先试、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复制推广等特色功能。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要实现这些特色功能,在法治上还存在授权法律依据未解决,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立法碎片化与外资立法缺乏衔接,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协调机制缺失,评估、决策、反馈机制的法治化未实现等一系列法治问题。因此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法治建设应坚持法治定位与问题导向相结合,进一步明确高水平开放条件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的法治定位,加强国家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立法的顶层设计,制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的基本法,从内部差异性立法到“一带一路”衔接立法,规则导向、公平本位以及评估决策反馈的法治化,从而分层次、按步骤、有重点地实施和推进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法治建设。

海南自贸港自由贸易账户制度构建法治化路径研究

法治化路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账户制度构建的关键因素。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账户制度法治化路径探索在实践中存在国家事权交叉难以下放、自由贸易账户制度属于中央立法权范畴以及账户监管制度欠完善等主要难题。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账户制度构建应坚持"事权法治制度环境一体化"的方略和路径、"为改革调法"的核心理念、"立改废释并举"的方法论,破解上述难题,培育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建议采取创新机构以明确事权分配、特别授权以完备法律体系以及强化监管以实现风险管控等具体法治化路径。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论价值在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精神、"行政合法性"原则和"依法治国"方略,实践价值在于顺应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负面清单"内容的重叠繁杂、不够开放透明,梳理了该模式存在法制保障不充分、监管力度薄弱和纠纷解决机制缺位等现状。通过调整"负面清单"内容、完善法制保障、规范监管机制和完善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行政管理模式,丰富上海自贸区的理论研究,为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并向全国复制推广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基本法模式”探究

探索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基本法模式"应当紧紧围绕为何构建"基本法模式"、如何构建"基本法模式"以及如何实现构建"基本法模式"这三大哲学提问展开。从"事权分配(赋权)#法治保障(调法)#制度创新(建制)#营商环境(营商)"4个维度进行分析,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基本法模式"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同时,考察当前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采取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的5个国家和地区自贸区(港)的立法实践情况,并提炼其有益法治经验,结合《京都公约》等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特色自贸区(港)"三层次联动推进模式"和"特别授权法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能为明确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基本法模式"的构成要件和制度内涵提供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经验借鉴。在此基础上,紧紧围绕立法原则、法律效力、管理体制、法律地位("治外法权")以及政策和制度体系(核心领域)5个方面的立法框架内容,对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基本法模式"的构建开展深入探究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建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贸易港法"为核心的法治体系(法律法规体系),进而打造接轨国际并符合国情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立法与经济特区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阐述1992年国家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特殊的立法权后,通过立法建立起市场主体规范,市场规则规范,市场秩序规范和培育要素市场的各种规范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立法形成的各方面体制创新使深圳成功地闯出了一条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为深圳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加强高新技术区立法初探

本文通过借鉴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区立法的成功经验,说明了加入WTO后我国加强高新技术区立法的重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对于我国正在建设发展的高新技术区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借鉴意义。

论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的法治化

设立经济特区并授予其特别立法权是我国的一次重大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和法治试验。历史地看,中央与经济特区关系演变的过程也是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的法治化过程,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和经济特区发展需要的相结合催生了独特的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法律上看,改革开放政策、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为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调整提供了法治化基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和《立法法》中授权立法的规定,为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提供了法治化的路径。实践上看,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法治化取得了巨大社会效果,蕴藏着巨大的制度优势。因此,经济特区不仅仅是制度创新、法治先行区的成功样本,更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样本。

作为“试验田”的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浅谈四十年来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变迁

我国的经济特区制度已走过了近四十个春秋,为经济特区发展提供重要动力和活力的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制度也已存在了近四十年。作为一项颇具特色的立法制度,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制度也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诸多变化。从20世纪80、90年代的五个授权决定(议)到新世纪《立法法》的出台,再到2015年《立法法》的修订,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制度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逐渐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过程,其性质、效力、权限范围等都在不断摸索中走向完善。可以说,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制度的发展过程正是我国法制化进程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