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管产品“资产分隔保护”之实现

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权属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是否由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使用了“委托给”一词,《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沿用了“委托”这一表述,但依然没有给信托、委托之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目前资管行业尚没有一部统一的上位法作为支撑且资管财产所有权规定不明晰的情况下,以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跳出“信托”和“委托”之争,明确“资产分隔保护”才是资管业务的核心所在。目前的监管要求或资管业务实践实际上已经或者着力打造了一种与受托金融机构、融资方均能实现破产隔离的载体,该载体持有特定现金流资产,并专属满足对投资者(受益人)的偿付,从而较为充分地实现了投资者(受益人)利益的保护。

中国式数据信托的生成逻辑、困境检视及优化路径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新经济形态,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数据信托并非个人信息保护或数据安全保障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种新型的数据财产管理机制,其对于破除数据要素流通障碍、促进数据价值创造、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有内在的生成逻辑。我国的数据信托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功能定位模糊、信托财产法律属性不明、信托当事人确定困难等诸多困境,严重制约了数据信托的探索和发展。应立足于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实践需要和现行信托法律制度,秉持以数据财产转移为基础的数据财产管理之功能定位,明确数据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厘清数据信托当事人,构建中国式数据信托法律制度,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论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依据、问题及规制路径

中国长期以来对民间借贷所持的简单压制态度使其脱离监管,在地下发展,给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良后果。民间借贷的存在有其理论和现实依据,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才是解决之道。中国目前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存在着体系庞杂、老旧过时等问题,监管体系也存在着主体缺失、过于严格等缺陷,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减了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未来应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民间融资体系,完善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加强民间借贷政府监管,引导和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中国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问题

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正规的金融形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突出,但由于对民间金融一直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监管,民间金融极易产生巨大风险,影响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民间金融的监管问题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完善应遵循适度干预原则、经济安全原则、平衡协调原则;采取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建立健全市场准入机制与市场退出机制,对民间金融实行分类监管等措施。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法律制度研究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但由于欠缺统一的制度,各省市的具体规则和操作模式五花八门,同时还存在担保标的范围小、融资比率低、时间短等问题。国外成熟的知识产权担保融资制度虽亦有欠缺,但都具有制度统一、基础制度完善和政府大力扶持等优点。我国应当构建和完善统一的知识产权质押基础制度并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配套制度。

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防范

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结束以后,世界经济处于一个低迷的时期,中国虽较之其他国家有所优势,但也始终未逃脱危机的枷锁。中小企业由于没有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金融危机的发生无疑给予他们致命一击,尤其在融资方面更是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中小企业便把求生的目光投向了不受地区限制的民间借贷。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扩大,形式多样,在金融机构之外,民间借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临时性融资的需求,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但长久以来,中国并没有对民间借贷形成统一的、明确的管理规范,更没有对民间借贷给予法律上合理的定位,这导致了有关民间借贷的纠纷不断增加,金融风险也频繁发生。因此,建设相关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我国绿色信贷责任实施模式的构建

绿色信贷责任是指银行企业等金融机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负有的促进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所应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绿色信贷责任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绿色信贷责任的新理论基础。不同国家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金融市场不同,其实施绿色信贷责任的模式和路径也不同,主要有"赤道原则"模式、政府责任模式和环境法律责任模式。随着各国在法律和金融领域的交流,绿色信贷责任实施的模式相互借鉴有趋同的趋势。我国绿色信贷的实施存在一些问题,绿色信贷效果并不明显。我国现行法律对于绿色信贷中的法律责任规定不足,绿色信贷责任的相关激励机制不足,同时我国目前缺乏"赤道原则"的自愿实施机制的基础。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绿色信贷责任的实施,我们应当建立一种综合的绿色信贷责任实施模式,即建立商业银行环境法律责任,完善政府行政权力激励机制,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社会多方主体参与的绿色信贷责任实施模式。

信托之困境抑或信托业之困境——论我国《信托法》下的资产管理市场

我国《信托法》只能规范以信托投资公司、基金公司为主体的信托关系,却无法涉及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的信托关系,是目前资产管理市场上的不正常现象,并带来了市场竞争规则不一状况和要求修订规则的呼声。本文基于信托法理分析了多家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认为均符合信托法律关系特征并应受到我国《信托法》的规范。《信托法》宜尽快从法律关系的性质着手而不是仅仅从主体着手来进行完善,以便使各个金融机构在混业趋势下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监管机构亦能抓住风险源头,在保证市场公平的前提下实现《信托法》对资产管理市场开放和发展的促进作用。

开放银行模式下个人数据共享的法律规制

开放银行作为新兴的业务模式,在数据共享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给个人数据保护带来多重挑战。结合国内开放银行发展现状,法律规制当在厘清各方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事前阶段针对数据共享授权规则的不足进行相应优化,以确保个人的知情权和同意权。事中阶段通过数据共享对象的筛选规则设计与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则细化,来保证数据得以合理共享与使用。事后阶段则依托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各方责任的类型化,为个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

中国式信托登记的困境与出路——以私法功能为中心

我国《信托法》第10条对信托登记的规定一直无法付诸实施,实践中采取的替代措施存在明显缺陷,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国性统一登记平台出现,其主要职能只是信托产品登记与受益权登记,强调监管功能,依旧无法实现我国《信托法》对财产的信托登记要求。目前信托登记的主要困境表现为生效主义的立法规定不合理、登记范围被泛化理解、登记类型定位不清、无法与财产登记对接等。破解困境,首先需要结合上述问题对我国《信托法》进行适度的修改和准确的解释,然后依托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构建一种全覆盖、多效力层次的财产信托登记模式。在改革的过渡期还可以利用信托产品登记辅助实现财产信托登记的部分功能。

英国法传统中信托受益权的性质

源自英国法的信托受益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权、债权,而非对世权、物权。从传统角度看,在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双重所有权理论、分割所有权理论均是对信托制度的误读。信托受益权的物权化也是一个伪命题:无论从破产与执行豁免,所有权基本要素的分离,抑或财产取得权的角度均无法得出此结论。在英国法中,受益权不具备作为物权的普遍可诉性,不能直接对抗任意第三人;衡平法在历史上并未改变英国财产法体系或带来一套新的关于财产权取得和保有的规则;受益权也并不是通过对所有权要素的保留和分离而被创设,它只是一个加于所有权上的对人负担。

论我国《信托法》对信托有效要件规定之完善——以英美信托法信托有效设立的“三个确定性”要件为借鉴

信托有效设立除了须满足行为能力要件、设立方式要件、形式要件及合法性或公共政策等要件外,还须满足设立信托意图的确定性、标的确定性、受益人确定性要件,这"三个确定性"要件对信托的有效与无效以及法律关系的定性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信托法》缺失对设立信托意图的确定性要件的规范,其对信托标的确定性和对象的确定性要件虽有原则性规定,却没有对这两项要件的判断规则。我国信托法应增设信托意图的确定性要件,并借鉴英美信托法的经验,构建设立信托意图的确定性、标的确定性、受益人确定性的"三个确定"要件的相应认定规则,以便实现其规范效应,保障委托人的意图得以实现,从而维护信托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信任与物业管理

从法律和信任两个维度,运用比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当前居民小区物业管理纠纷频发的原因进行研究后不难发现,在物业管理中大量地存在政府行为被市场行为的不当替代,以及政府行政管理退出后,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供给呈现严重不足的情形;而当代中国社会所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使得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难以摆脱"维权难"、"治理难"的双重困境;同时,由于市民资本运作意识缺位,进一步加剧了物业管理中信任危机的频度和力度,进而阻碍有效的沟通与合作。要建立顺畅的物业管理秩序就必须尽快改善法律的制度供给,重建各方信任关系。

生态民间借贷制度研究

民间借贷是一种相对于官方的正规金融和银行组织处于金融管理部门监管之外的一般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非正规金融。金融资本天生的风险性、趋利性以及非规范性造成了民间借贷制度的双刃剑性质,其一方面是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特别是对民营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因无合理的规制制度,一旦发生危机则可能导致区域甚至全国经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民间借贷制度应当从引导与规制两个方面来预防和控制风险,充分发挥其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政府角色与制度回应:以民间金融的法治化路径为视角

政府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制度供给和市场监管等作用。受传统"金融抑制"、"重官轻民"观念的影响,中国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主要针对正规金融,忽视了民间金融的相关立法,存在制度供给失灵:法律制度缺位、配套制度不完善、经营活动缺乏有效监管等。民间资本固有的高效率与低门槛使其存在巨大的需求市场,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利弊共存。现实亟需政府作出制度回应,引导民间金融逐步走向规范化,破解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法治化路径难题。

地下借贷市场去影子化:法与金融的视角

民间(非正式或地下)借贷市场是影子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式贷款市场通过服务低端市场,对传统的金融体系加以补充,同时,由于处于监管范围之外,并且与正规银行之间的勾连,给金融市场带来潜在的风险。民间借贷市场处于金融监管范围之外,法律和监管无法发生有效作用,将民间借贷市场纳入正规银行体系的去影子化路径,在去除监管套利和监管真空方面有所帮助,但是也会增加监管成本和监管失灵的可能性。法与金融理论认为,法律制度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民间借贷市场活跃的关键原因是金融排斥和金融抑制的金融市场特质没有得到改善,因此,民间借贷市场的去影子化治理的关键是改善正规银行体系的普惠性。

条款增补:我国信托法中的重要创造性规定的完善

关于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将信托合同定性为诺成合同、确认委托人享有因其重大侵权行为而变更受益人或解除信托的权利和确认受托人可以向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行使报酬权和补偿权的规定,为我国信托法中重要的创造性规定,对它们需要通过增补关于遗嘱信托的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益人享有、委托人负有交付信托财产义务、受托人因不同意而辞任与解任和在特定情形下权利归属人可以拒绝满足该报酬权和补偿权的规定来完善。

《征信机构管理办法》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监管部门在《征信机构管理办法》执行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征信机构"衡量标准难以把握,告知并引导征信机构审批备案缺乏有效监督手段,审核征信机构备案材料仍然缺乏详细的参考依据。建议尽快出台《征信机构管理办法》配套说明以指导工作落实,建立征信从业人员管理和考核机制,把好审批或备案时的业务合规性检查关,拓展征信业务宣传的领域。

我国信托管理人制度完善的法律思考

关于信托法的基本原则,在学界也是存在有一定争议性的话题。若结合信托结构、特征基本界定进行分析,保障信托目的实现应当是信托法最为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原则。由此,信托管理人在信托结构中的法律定位,以及该制度的建立、健全,则成为保障信托目的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信托管理人法律地位界定问题,应结合我国信托立法与实践予以分析。将信托管理人定位于信托财产的受任人,既符合信托结构与学理要求,又能够保持法制适用的统一性需要。在明确信托管理人法律地位之后,本文主要从信托实体、程序以及功能优化等角度对信托管理人法律制度进行阐释与探讨,进而提出我国信托管理人法制完善的相关思考建议。

论网络借贷机构退出机制的构建——以契约理论为视角

由于网络借贷机构与出借人难以在事前就退出方案达成一致,出借人数量众多且存在利益冲突,网贷机构与出借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网络借贷的退出危机本质上可以视为不完全契约引发的非效率问题。现有的退出机制过于强调"维稳"目标,缺乏有效的出借人协作机制,制约与保障机制,未能改善契约的不完全问题。应当以解决网贷机构与出借人的契约不完全问题为目标,着力降低缔约与监督成本。通过建立出借人委员会构建完善出借人协作机制,提高出借人的谈判能力与重新磋商的效率。同时,需制定并完善制约与保障机制,重点防范欺诈与胁迫等机会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