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隐性失地风险与制度应对

担心失地是制约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重要因素。基于制度文本和实践纠纷的解析,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失地风险主要为隐性失地风险——虽然在法律上享有收回土地的权利,但实际上难以收回、有效利用。其主要成因包括入股合同的约定欠周延,农地流转和土地股份组织制度衔接不足,政府投资建设的农业设施的处置规则不明,以及农地纠纷解决机制效能不高。在风险应对方面,不应固守单一的组织法视角,而是需要坚持系统性思维,综合施策予以现实应对,重点包括强化合同治理提高入股合同的周延性,深化农地流转和土地股份组织制度的衔接,健全政府投资建设的农业设施的处置规则,以及构筑更加便捷高效的农地纠纷调处机制。

土地经营权入股立法的反思与展望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以入股等方式流转,在政策与法律层面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迁过程。土地经营权入股在立法中得到确认是“三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有利于在流转中更好地实现土地经营权的价值。土地经营权入股现行立法表达不规范、不统一,且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冲突,导致立法预期的实现受阻。以立法的基本原理来审视,立法用语不规范只是表面现象,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不明才是立法困境的根源,对入股所致不利后果的担忧则进一步导致适用难题。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以租代转”、“名为入股、实为出租”现象表明,既有立法并不能有效满足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需求,反而徒增解释与适用的混乱。为了弥合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认知分歧,保持相关立法之间的协调,实现“三权分置”的立法目的,有必要在立法中统一相关表述,明确规定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移除土地经营权承载的不必要负担,让土地经营权真正成为“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进而以“作价出资”取代“入股”。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允许宅基地使用权适度流转有助于充分激发宅基地的财产价值,促进我国珍稀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动力支撑。构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前提是,以中央政策为指引,不断汲取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的鲜活经验,直面农民群体希望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流转的现实需求。在制度的构建中,一要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主体的适用条件,不能触碰宅基地社会保障的底线;二要鼓励农民群体配合政府部门完成宅基地的确权、登记工作,为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奠定基础;三要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规范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程序;四要完善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以不断完善的法律机制实现保障农民权益与节约土地资源的有效统一;五要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监管体制,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保驾护航。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的立法建构--以成员权为中心

农民集体作为集体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得到了普遍肯认,但是农民集体概念的模糊性、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张力,需要在“农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成员”三元分析架构中引入成员权进行联结。成员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构建的基础和核心,基于这一前提,需要在法人治理机制中体现成员权平等,内部治理机制中形成“权利制约权力”的局面,外部治理机制中尊重自治权的空间。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应当坚持权利规范范式的立法模式,接受成员权为中心的立法思路的审思和检视,同时要加大政府扶持的力度,创新政府扶持的方式。以成员权为基础构建要求以高于结构主义的立法思路对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进行立法建构,集中体现为股权安排机制、民主决策机制、民主监督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制度的目标变迁与规制革新

以宅基地“三权分置”为界分,宅基地制度目标从“居住保障”向“居住保障”与“财产价值”复合性功能变迁。政府规制从谋求二元目标异化为“财产价值目标”为主导的规制实践,并表现为政策执行异化下的目标混同、政府主导下对“财产价值目标”之偏执、市场有限理性下的目标悖离。宅基地制度目标具有公共性、复合性、超越性特征,宅基地流转市场具有创设性特征,分类规制理论与宅基地制度特征有效契合,构成宅基地制度规制革新的基础。集矢于特殊目的、具体目的干预的特殊性规制具有实现宅基地居住保障目标的优势,应配置新型居住权保障、包容性宅基地规划、底线性“户有所居”等法律制度。财产价值目标的实现仰赖于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一般性规制,致力于宅基地财产价值的释放,配置市场准入、秩序规制、价格规制、退出规制等法律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耕地保护制度的体系化

我国耕地保护的政策及法律制度较多且更新速度较为合理,但耕地保护的绩效并不理想。现有耕地保护制度数量多,但较为分散,没有产生耕地保护的制度合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体系化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化的耕地保护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当前,耕地保护制度体系化面临一系列问题,如耕地数量保护制度厚度不足、耕地质量保护制度呈现碎片化、耕地保护储备制度较为分散、耕地生态补偿制度不够规范及耕地保护救济制度力度不足等。因此,要明确耕地保护制度的体系化思维,以土地当量制度推进耕地质量与数量保护制度的落地,以构建体系化的耕地保护储备制度和耕地生态补偿制度为抓手,以耕地保护救济制度的体系化为突破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耕地保护绩效提升。

耕地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探究

我国现行的耕地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在防止耕地资源的破坏和流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存在不足,不能适应耕地资源保护的新要求。耕地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要从有效地保护耕地资源的基本原则出发,明确耕地征用范围,完善土地征用中的行政许可制度和补偿制度:构建和完善耕地租赁制度,完善《刑法》中耕地保护的相关内容,充分发挥刑罚对破坏耕地资源犯罪的预防功能,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耕地资源,保障我国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土地信托中地方人民政府的角色调适与制度回应

在农村土地信托实践中,基于不同的现实环境与目标考量,地方人民政府选择的农村土地信托流转路径不尽一致,其角色定位可能存在“失当”问题。为了调适农村土地信托中地方人民政府的角色定位,应当将是否有助于实现农村土地信托目的、是否有利于克服农村土地信托中的市场失灵以及是否有利于扩大农村土地信托规模等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角色定位的判断准据。从尊重和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意思自治、不应成为农村土地信托关系中任何一方当事人以及作为农村土地信托中“公共物品”提供者等方面入手,可以对地方人民政府的角色调适作出相应制度回应。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界定方法探讨--以一种方式论为视角

通过考察相关立法现状和司法判例,剖析界定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关键问题和理论依据,为体系设计提供必要的事实基础与理论指导。研究发现,现行立法中城市(国有)土地为其概念表达的主要客体,司法实践中存在“集体公共用地”“集体公益用地”表述混乱等情况,需要以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需求论、非商业利益论和公物所有权理论为基础,运用程序化思维,严格遵从建设用地到公益性建设用地,再到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分析步骤,建立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体系。研究结论能对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提供更为清晰的认识,进而助力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

论成片开发征收中的农民集体同意权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赋予了农民集体在成片开发征收活动中一项新权利一一对成片开发征收方案的同意权。该权利与一般性征收程序中的类似权利在意见表达的主体和方式、针对的内容、法律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同,具有独特的价值功能,可以对地方政府可能滥用成片开发征收权形成外部硬约束,有利于实现农民集体在成片开发征收中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并可为我国成片开发征收程序嵌入独具特色的协议购买环节。要充分发挥该项制度设计的效能,尚需从权利行使的主体和方式、权利行使指向的内容、权利行使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完善其运行规则,并在条件成熟时提升其法律位阶。

论《民法典》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制度的立法完善

土地经营权应属于租赁权,权利标的应为土地,而非经营权本身。一般租赁制度特有的租期限制、转租、买卖不破租赁、优先购买权等规则应适用于土地经营权出租,以充分保护承租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

专利恶意诉讼的认定及法律规制研究

专利恶意诉讼是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以不正当的目的起诉他人侵权从而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其恶意性在于,明知没有正当理由和侵权事实而故意以不正当的目的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其违法性在于异常的诉讼行为对于司法秩序和正常经营秩序的侵害,使得受害人名誉受损,同时破坏司法的公正形象,甚至影响了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如今不少国家对规制该行为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我国也有借鉴的必要。从实体法层面我们可以对专利恶意诉讼所依据的权利进行监管,从程序法层面我们可以对滥用诉权的行为进行遏制,最终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规制路径。

土地征收政府信息公开的现实困境与治理进路

通过对样本城市考察,当前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已陷入困境,不能满足被征收人知悉征地信息的需要。一方面,被征收人自身因多种因素无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现知情权;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怠于充分履行征地信息公开义务,甚至通过各种途径规避公开征地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效果不彰、维稳压力、行政主导型的征地模式是导致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为了纾解上述困境,有必要构建合理的征地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立法方面,可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或制定规章扩大主动公开征地信息的范围,规范征地信息披露流程,并明确制裁措施;执法层面,须设立征地信息依法披露系统,集中公布征地信息,供公众免费查阅;理念层面,行政机关应坚持将“阳光征地”作为构建征地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指导准则。

农地管制中的财产权保障——从外部效益分享看农地激励性管制

耕地抛荒现象暴露出我国现行农地管制制度中隐含的产权问题:农地农用所产生的环境生态、粮食安全等外部效益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公共利益",并理所当然地归属于社会公众所有,而政府更以此"公共利益"为由理所当然地对农户的土地使用权施以限制。此种财产权界定虽然保障了公众的需要,却忽视了农户的利益和感受;严重的利益分享不公,导致农地管制制度所应当具有的保障并促进农地外部效益供给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使得管制效率低下。因此,有必要在农地管制中引入激励相容的理念,在禁止规范之外建构一套合理可行的激励机制,透过法律创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并对此财产权及农地使用权给予明确的界定与保障,由政府代理社会大众进行必要的补偿或财产权交易,以真正达成农地保护的目的。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合法性探析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规定模糊,且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发生了误读。我国现有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试点既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暴露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在渐进式地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过程中,政府既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个务必准确定位的角色。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目标也是多重而复杂的,其中农民的利益是一切问题的起点也是归宿,所以改革应以保证农民意思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公平交易为准绳,伴随而生的是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与城市化的推进。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有限责任公司问题研究——以农民股东与非农民股东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为视角

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上的保障性,在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对农民股东与非农民股东实行区别对待并对其权利义务进行差异化配置具有现实必要性,但由此会产生农民股东与非农民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优先股作为股权配置的自治性安排,与农民股东的股权具有契合性,本文运用优先股理论对平衡农民股东与非农民股东的利益冲突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构想。

宅基地征收补偿类型化立法探析

宅基地征收属于土地征收的范畴,但因宅基地自身的特性,其补偿应做单独的规定。目前我国《土地管理法》等缺少对宅基地征收补偿具体范围和标准的规定,征地过程中集体和农民的利益无法有效保障。应在土地征收制度整体框架下,根据农地和建设用地的不同性质、功能、价值,对宅基地征收补偿进行类型化立法,重点明确宅基地征收补偿的范围、制定公平合理的宅基地补偿标准,并完善宅基地补偿分配制度。

农用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定主体正当性探析——以《土地管理法》第48条第3款为视角

《土地管理法》第48条将统一区片综合地价的标准制定主体规定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但并未明确该标准的制定主体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实践中,“区片综合地价”的制定均由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完成。在改造路径上,应该将农用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定主体进一步明确为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并对程序加以规范。从短期来看,应完善相关行政听证程序,提高公民在决策中的参与度,特别需要为公民在立法程序中提供参与渠道。从长远来看,土地征收事务属于中央事权而非地方事权,不应属于相对的法律保留范畴。由省级人大制定该标准仅是全国人大未进行立法之前的权宜之策,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标准相对统一以后,再上升为国家立法。为了增强农用地征收补偿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宜进行《土地征收法》立法。

论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程序控制——以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为视角

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集体所有土地通过国家征收的方式成为新的用地来源,而现行立法中对征地的前提——"公共利益"的抽象界定容易导致政府权力的失控及农民土地权益的受损。鉴于此,明确程序控制在界定"公共利益"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将"公共利益"纳入土地征收听证程序并且在"公共利益"的界定过程中实现司法机关的介入,完善相关立法是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

我国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功能审视与制度重构

我国政府优先购买权制度实效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功能定位有偏差。其核心功能本应是"辅助规划实施、实现公共利益、重置土地发展权以及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但现行立法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作为其要件,极大地限制了其作用空间。为充分发挥政府优先购买权特有的制度功能,应当在制度上转型和重构:建立特定规划发展区域的政府优先购买权;将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客体由土地扩展至不动产;放宽政府优先购买不动产的价格限定;优化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实施机制;强化对政府优先购买权的自由裁量约束和外部监督。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优先购买权与不动产征收、土地收回、土地收购等制度的功能互补,进一步健全我国土地利用管制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