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C可版权性认定的一般规则构建

以ChatGPT-4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普及,其“作品”的可版权性也备受争议。我国近期的AI文生图著作权侵权第一案,肯定了涉案AIGC“春风送来了温柔”的作品属性,无疑鼓舞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业态。但个案裁判与规则化的认定标准,在效力上仍然相距甚远,不应因此便盲目乐观。从制度上构建AIGC作品认定的一般规则,仍是新业态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在AIGC超强“智能性”旨在深度理解“人类指令”,并非缔造独立创作主体的逻辑前提下,还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型“人机合作”中的“工具地位”。以“提示工程”代表“自然人创作”的法律定性为逻辑起点,准确开展AIGC可版权性一般规则的构建,确立AIGC专门作品类型,避免出现提示词输入等于画家创作的常识性悖论。

网络著作权算法私人执法的异化及其矫正

经由算法赋能、私法制度提供合法性的网络著作权算法私人执法,借助公权力体系肆意扩张,正在架构新的社会关系和催生新的社会规范。算法的设计缺陷和法律规制的缺失使得网络著作权算法私人执法存在异化为私主体的利益实现工具的风险,可能造成对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的侵犯,具体体现为侵蚀用户表达权利、挤压公众合理使用空间、剥夺用户经济利益等。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应成为矫正网络著作权算法私人执法异化的规制目标,循着公权力合理限制私权力、增益私权利对抗私权力的规制思路,通过立法建立限权与赋权的制度体系,具体应建立算法审查制度、基本权利保护责任制度以及算法问责制度,配置用户算法解释权和申诉权等,可激发最大制度性合力,实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

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反垄断问题研究

在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中,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有义务保证所登记药品专利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具有市场优势地位情况下实施滥用药品专利信息登记权利的行为,有可能构成反垄断违法行为,需要进行反垄断规制。反垄断执法专门机构可以规范药品专利信息登记行为,仿制药企业可以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由此排除或者修正错误登记的药品专利信息。药品专利权人主观故意可以作为滥用垄断地位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防止不适当地扩大药品专利信息登记的专利权范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在修改或者删除错误登记的药品专利信息以及对仿制药企业进行损害赔偿等方面承担法律责任。

全球化叙事与汉学的问题意识

自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史研究于国际学界兴起之后,当代汉学与中国研究领域便对之做出了迅速的回应,并以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方式嵌入这场事关“总局”的研究进程中,不仅重构了人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也为全景式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颇具分量的侧角。为对这些持续呈现的论述做一系统化的梳理,有必要将之解析与提炼为两个有所分化的视角,即以西方全球化为主导的普遍主义叙述及带有泛亚化特征且“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叙述,就此可以见到,尽管后者也构成了与前者的某种互补与抵消关系,但也证明了在对待全球化与中国关系时人们持有的多重立场与态度。在此基础上,也需对一些新近出现的扩充性态势做出补充描述与评述。

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45份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服务在公共图书馆的各项职能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因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紧密相关,产生不少争议。利用345份生效判决文书,考察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图书馆级别,图书馆是否实施镜像搭载、链接提供两种行为模式,法院是否采纳事前审查、事中限制、事后补救、采购使用4种裁判根据,与裁判结果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为消弭公共图书馆与权利人之间的矛盾,公共图书馆自身应重视镜像搭载过程并加强意识转变,图书馆行业应将法律因素纳入评估定级的考量,法律层面应重视、修改合理使用制度,并完善和激活避风港规则。

著作权法视野下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行业不断地进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知识产权市场上频繁出现。然而现有著作权法无法为其提供合法的制度保护,生成物客体属性与著作权归属模式极具争议,相关法律纠纷的出现凸显理论证成与现实需求的矛盾。人工智能时代,应在认识和分析法律困境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并以此促进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发展。通过对现阶段人工智能与其生成物的界定,分析人工智能客体地位确认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意义,从而选择合理且可行的权利归属模式。

UGC模式下著作权保护困境与应对——以二次创作作品为切入点

为探究全民创造内容背景下著作权保护面临的困境,选取UGC中具有代表性的“二次创作作品”为切入点,对其侵权认定中的合理使用难界定、实质性相似难判定问题进行分析,并通过分析案例指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缺陷。UGC模式下著作权的保护,应从制度完善和使用新技术等措施寻找解决对策,在立法、司法上优化三步检验法的适用,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并以区块链等新技术赋能著作权集体管理。从二次创作作品问题切入,不仅利于UGC模式下的著作权保护,也可促进我国互联网著作权保护进一步发展。

学术期刊著作权保护问题探究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著作权保护在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健全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完善学术期刊著作权保护,应通过强化版权意识培养、完善法律保护机制、加大侵权惩处力度、深耕作品优化读者服务、建立合作与共享机制、强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职能等措施,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有效调动知识创新者的积极性,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与治理路径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法律风险。语言模型训练中的风险主要包括侵害个人信息与作品著作权风险,内容生成过程中的风险则体现为人工智能“幻觉”导致的错误信息风险、算法偏见风险、“涌现”导致的算法失控风险以及人机互动中的算法滥用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供基本的治理框架,但部分条款设置与具体治理方式上存在不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性能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与质量,模型训练中的数据治理需要尊重其技术逻辑,实践中应拓展公共数据中著作权数据与个人数据的合理使用边界。内容治理可以借鉴“宪法人工智能”的基本理念,构建动态的内容反馈评估机制。

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损害的赔偿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确立了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但并未明确规定应予救济的损害类型。当个人信息泄露并未实际造成次生损害时,其侵害后果具有无形性、不确定性、风险导向性,统一损害概念难以完全涵盖,有必要重构原生损害概念及其赔偿责任。个人信息泄露原生损害赔偿对象并非计算差额或个人信息的市场价值减损,而是面向未来的实质性风险。风险损害应采用动态体系的评价方法,落实于第三人动机、信息敏感性、安全技术措施、滥用证据等要素,其结论取决于诸要素协动后的综合权衡。风险损害的赔偿范围包括风险预防费用、使用利益丧失、内心焦虑损害、维权合理开支等,应建立其数额量化的酌定因素和区间。

NFT的法益识别及保护路径

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类型,NFT属于民法和刑法共同保护的对象。NFT民事权利性质的确立,为刑事法益的识别提供内在依据与外在边界。在民事权利性质的讨论中,新型权利说的分离视角导致NFT的权利内容和边界不明;债权说将NFT作为网络技术服务合同的客体,但NFT与债权客体在管领支配、转让规则与救济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信息化时代的物权客体不局限于有体物,权利人对NFT具有排他性支配力,属于物权的客体。NFT具有经济价值性和事实上的支配可能性,属于刑法保护的财产性利益。NFT是数据的功能性体现,非法获取NFT的行为未侵害数据安全法益,不构成数据犯罪。NFT是知识产权的价值载体,区别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客体。非法获取NFT的行为排除原权限,建立新支配状态,符合财产性利益盗窃的构造。

个人信息泄露次生损害的赔偿责任

个人信息泄露不仅可能导致受害人遭受风险与焦虑等原生损害,还会因侵权行为人实际滥用被泄露的个人信息致使其受到次生损害,具体包括算法歧视、关系控制、信息监控、身份盗窃等类型。次生损害的归责应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并在因果关系意外中断时免除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赔偿责任。在第三人滥用被泄露的个人信息导致次生损害的场合,个人信息泄露的侵权样态可分为“处理者过失+第三人故意”“处理者过失+第三人过失”“处理者故意+第三人故意”三种情形,在具体场景中分别适用补充责任、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等责任形态。次生损害的赔偿范围包括积极损失和消极损失,可采用净利润标准和拟制的许可使用费标准计算获益赔偿,并在实际损失和获益数额难以确定时由法官酌定其赔偿数额。

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的版权风险与化解路径——以ChatGPT为例

生成式人工智能拓展了文本生成的方式,提高了内容的产生效率并促进了专业知识的可及性,具有被制度鼓励的技术正当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需要复制大量作品作为训练机器学习的材料,但此种复制目前并不受我国著作权立法的豁免。文本与数据挖掘过程中对作品的利用不以欣赏表达或获取信息为目的,不会对著作权人的市场产生替代,具有被作为权利例外的理论基础。域外版权立法也承认文本与数据挖掘中作品利用行为的合法性。未来著作权立法的修改,应当在合理使用条款中增加文本与数据挖掘利用作品的权利例外,对使用目的、使用行为和使用结果作出具体的规定。为应对立法权利例外规定的缺失,应充分利用著作权内置的私人自治、利用默示许可、探索与出版商合作和构建共享数据库等替代性措施来规避当前作品利用中存在的风险。

论通知规则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中的适用

通知规则是归责条款,而非免责条款。这决定了通知规则可以直接适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而非类推适用。反通知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中的缺失不足以成为否定通知规则可适用性的充分理由。通知中“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信息”可通过对话记录和截图的方式提供,且通知人可以不是权利人。传统通知规则中的“必要措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中发生了诸多变化,包括直接避免损害扩大的措施从处理已发生的侵权转变为预防侵权再次发生,警示性措施从警示实施了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转变为警示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者,担保性措施无法适用、限制乃至停止提供服务的措施从针对网络用户转变为针对诱发致害内容生成的使用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负有避免致害内容再次生成的义务,但该义务的边界须根据个案中的具体商业模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状况等因素综合判断,且应有期限限制。在致害内容无法再次生成时,服务提供者负有告知义务。

AIGC大模型数据训练版权规制的终端转向

如何协调作品版权保护与AIGC大模型数据训练间的关系,已成为实现AIGC大模型高质量迭代更新的“阿克琉斯之踵”。“权利范式”下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的前端规制路径各有缺陷,难以达致平衡AIGC大模型产业发展与版权人利益保障的制度目标。着眼终端输出管控的“关系范式”,因贴合产业演进动态治理要求、适于调整作品数据所涉双重交互关系、兼容既存制度环境以及存在成熟规则借鉴范例,足以成为中国规制AIGC大模型数据训练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当用户利用AIGC大模型实施版权侵权行为时,如果大模型提供者无法证明其在数据训练过程中实际履行防输出抄袭和制止重复侵权的注意义务,即应承担针对版权人利益减损的第三方侵权责任。

规避技术措施型侵犯著作权罪的法教义学构造

《著作权法》反技术措施规避条款的刑事责任经《刑法修正案(十一)》得以落实,但立法对行为类型的结构完整度关照不足,加之侵犯著作权罪本身的罪量配置失衡,如何通过法教义学构造的揭示澄清规制范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侵犯著作权罪的保护法益是著作权人与邻接权人的特定财产权利。规避技术措施型侵犯著作权罪系侵害他人基于法益的正当利益而对法益完整实现造成现实危险,是具体危险犯。直接规避的内涵是令技术措施之于行为人无效化的纯粹结果不法,避开、破坏只是行为方式的修辞而非举止不法的表征;在此前提下,向他人提供规避手段可以通过证立行为人基于先行行为的保证人地位,为本罪的正犯归责奠定基础。同时结合本罪的行政犯属性,应将欠缺保护有效性以及针对非关联利益的技术措施规避行为过滤出罪,以兼顾前置法立法目的与刑法实质合理性的整合需求。

电子游戏规则著作权属性之否定与司法应对

游戏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对电子游戏规则是否可进行著作权保护被视为游戏商家经济利益诉求法律化表达引发的讨论,在广泛论证电子游戏规则著作权属性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著作权属性的否定性理由进行关注。实然层面,国内外立法均将规则排除在著作权客体之外,国内外司法也鲜有直接对电子游戏规则进行著作权保护的案例,随着思想与表达区分技术的转向,电子游戏规则退隐到电子游戏整体保护的背后。应然层面,为了实现保护公共利益、保护市场竞争、保护思想自由的长远价值,应该否定电子游戏规则的著作权属性;涉及电子游戏及其规则的案件,司法应坚持规范导向,采用正确的法律适用方法和事实发现方法,以实现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影视二创短视频版权治理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利益博弈视域

影视二创短视频的版权治理是数字时代大众参与内容生产所带来的重要话题,也是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一环。从影视二创短视频版权问题所涉及的利益博弈主体入手,剖析长视频平台、短视频平台、用户创作者三大主体在影视二创短视频版权问题中围绕版权、营销流量、大众表达产生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合作关系,厘清不同主体博弈决策的逻辑。同时,对利益主体两两间的博弈策略组合效用进行分析,发现各主体间合作协同疏通版权利益交互通道是当前现有制度和文化环境下版权治理的整体最优解,为短视频版权困境的突破提供思路。最后,从健全版权交易机制、探索授权合作机制、明晰法律解释层面提出版权治理的具体建议。

版权“算法过滤”的中国选择

基于算法过滤的原理,一般性过滤义务的设置必然会影响用户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不当地加重网络平台的经营负担,甚至阻碍网络市场的公平竞争。同时,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算法过滤的全面推行存在较大社会风险,过滤算法将严重侵蚀公有领域。从版权制度的本意出发,我国不宜全面推行算法过滤,而应将其作为主观过错的认定依据,推动具有管理能力的平台对具有流量价值的作品实施过滤保护。同时,基于技术向善的理念,应从规范算法设计、强化算法监管、优化事后救济等方面着手,最大程度降低算法过滤的负面影响。

关于快速消费品实现知识产权快速保护的探讨

快速消费品研发周期短、市场转化速度快,我国外观设计专利制度中存在保护空窗期,恶意竞争者利用保护空窗期大量模仿、抄袭、制造创新企业的智力成果,而创新企业基于目前的专利保护制度无法维护自身权利。文章一是探讨通过著作权法中对美术作品的保护是否能对保护空窗期形成补充保护,二是希望通过对外观设计专利目前的保护制度进行探讨,引起业界人士一同关注、探讨,在未来我国外观设计专利制度改革中,针对目前所存在的法律问题能否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弥补,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提升外观设计专利在快速消费品市场中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