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制血亲亲子关系司法解除的困境因由和路径优化

拟制血亲亲子关系与自然血亲亲子关系承载相同的法定权利义务和社会期待的养老育幼功能。然而,不同于自然血亲亲子关系,拟制血亲亲子关系恶化到父母子女无法共同生活时,可以通过诉讼解除关系。当前拟制血亲亲子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关系和继父母子女关系,其规制的理论依托体系欠缺,内容抽象零散,导致司法实践处理养父母子女和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时无据可依、无章可循,类案异判和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当前纠纷主要集中在子女成年后,可分为三类:养父母子女关系解除、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关系解除后的经济补偿的标准。婚姻、收养、继承等相关规定法典化后,亟待在体系视域和家庭价值引导下,就拟制血亲亲子关系的诉讼解除及其引致的身份和经济纠纷形成指导原则、价值导向和具体规则,优化司法解决路径。

家事诉讼多元化证明标准反思与层次性构建

家事案件纷繁复杂。有学者提出扩大现有特殊证明标准的适用范围,在家事诉讼中建立以高度盖然性为基准、以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为辅助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不管域外还是国内,主流观点均认为家事诉讼不宜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出于对真实利益的追求、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道德的指引,对家事诉讼中一些特殊事实有增加或降低证明强度的要求无可厚非。但提高或降低证明标准缺乏理论依据,也容易造成法官恣意裁判,有架空实体法之嫌。家事诉讼不宜在与高度盖然性平行的第二层次抽象证明标准上构建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而应明确以高度盖然性为统一证明标准,并辅之以第三层次具体证明标准,进一步对特殊事实的证明力度和强度提出具体的适宜要求,才是合适之选。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家庭代际交换与老人健康

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运用混合调节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发现:中国式家庭“互惠性孝道”代际交换关系,对于改善老人主客观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健康有重要作用;子女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情感慰藉三类代际交换,通过老人“逆反哺”中介机制非对称影响老人健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同时以直接机制与对“子女代际交换-老人代际交换-老人健康”路径关系的混合调节中介机制,非对称影响老人健康。应多路径强化家庭代际交换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嵌合匹配性,优化家庭代际交换关系。

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类型、理论和影响因素

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是指在原生家庭中,夫妻间或亲子间的攻击行为传递到子代,并在子代成年后的新生家庭中表现出继续侵害或者遭受侵害的现象。家庭暴力代际传递存在不同类型。研究者从社会文化、社会学习、社会信息加工和依恋理论出发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从人口统计、社会环境、个体心理和生理因素等方面考察了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应扩展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内容,深化该效应的研究分类、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并进行跨文化考察。

从特殊群体生育权看代孕部分合法化

独生子女的父母都为血缘延续风险担忧。代孕可使其获得保险。但卫生部禁止代孕又使他们绝望。换位思考,我国理当建立理性的代孕伦理和人工辅助生殖法;重罚非补充缺陷的代孕;扶助自然灾害灾民、错误司法行政受害者和独生子女父母补救性代孕;严控普通患不孕症夫妇代孕;应当实行对婚姻家庭关系无任何伤害的亲属代孕、对等互助代孕和志愿者无偿代孕为主的政策,使双方尊严和利益在人伦中平衡。

论夫妻单方举债的定性规则——析《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

《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不涉及共同财产处理的夫妻单方举债引发的外部债务纠纷,该条与《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并不冲突;该条的适用基础是《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该条的"夫妻共同债务"与《婚姻法》第41条中的内涵相同,判断标准一致,两者并不矛盾;该条的适用前提是债权人在债成立之时无法确定债务是举债人的个人债务,法院对没有对价所得的夫妻单方举债不能适用该条规定而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未成年人意定监护立法研究

未成年人意定监护是指在未成年人不处于父母照护权之下时,由未成年人的父母双方或一方通过委托或者以遗嘱方式为其设立监护人,并将对未成年人的照顾与保护委托给监护人代理行使的制度。它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具体体现。未成年人意定监护具有自身的特征,它体现的是作为法定监护人父母的意思与意愿,意定监护人履行的是类似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与保护的义务与责任,保护的是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为法定监护的补充,我国相关立法规定了委托监护和遗嘱指定监护两种意定监护形式,但从立法本身及其适用效果来看,我国的意定监护还存在着立法体系不统一、内容不够完善和监护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因此,建议由民法典来统一规定意定监护,明确规定意定监护的适用条件、意定监护人选任资格、意定监护人的职责与权利等内容,并建立健全意定监护的监督机制。

论家庭精神赡养

家庭赡养内在地包含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两个方面。家庭精神赡养是指赡养人对被赡养人在感情、心理等精神上给予关心和帮助的行为。相对家庭物质赡养 ,精神赡养具有恒久性、先导性、宽泛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人的需要理论与我国人口、家庭职能、家庭观念的变化是重视家庭精神赡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实现家庭精神赡养 ,需要依靠立法、司法、守法、道德等综合手段 ,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规范下调整家庭关系 。

亲子关系诉讼中的血缘鉴定之强制性

在亲子关系纷争中,以血缘亲子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为其主要争点,而这种真实性的确认通常需借助于血型或DNA等血缘鉴定等科学方式。然而,血缘鉴定需要相关当事人配合以提供血液或毛发等为科学鉴定之样本,如此就牵涉到当事人的人格权保护、血统真实主义、裁判公正需要等价值权衡下的选择、取舍。参仿国外并立足国情,以子女最佳利益保护为根本,适应诉讼上的真实发现与裁判公正之需要,对血缘鉴定于具体个案实践中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两方面结合为考量,可以采用强度程度不一、具体方式多样对血缘鉴定对执行以灵活处理。

证据法视角下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从证据法角度来看,现行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实践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推定规则除外情形限缩不当和推定效力过高。与此相适应,现行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的完善方案也必须将扩展除外情形方案和减轻举证责任方案结合起来,即一方面扩展除外情形,至少应增加"该举债没有经过举债方配偶事前同意并且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一应当认定为举债方个人债务的情形;另一方面,应减轻举证责任,即将现行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由转移客观证明责任的推定改为强制性仅转移主观证明责任的推定。

重构侵害配偶权的权利救济制度

我国现行婚姻法中的权利救济制度只要求在离婚时适用,其自身存在的不足,客观上削弱了该制度功能的最大发挥,背离了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有重构之必要。一是建立我国婚内损害赔偿制度。二是完善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制度,取消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享有和行使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性的规定,赋予受害方配偶选择诉权的权利。三是拓展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及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

成年人监护法的理念和立法课题

文章提出并分析了我国现行精神病人监护制度面临的问题,介绍了我国三种典型立法模式;面向我国立法归纳总结了成年人监护法的三大新理念和我国的五大立法课题,即尊重本人的自我决定权、重视身上监护、维持本人生活平常化等新理念和制度的利用对象、立法模式的选择、法定监护的方式、意定监护、构建国家社会支持体系等五大立法课题。

女性主义转向:成年监护制度改革应有之义——兼评《民法总则(草案)》相关规定

新近《民法总则(草案)》的出台并未撼动中国父权主义成年监护制度基础。女性主义理论认为,传统家父制监护忽略了被监护人的"女性化"事实,将被监护人排除在"理性人"范围之外,否认其存余的意思能力,以便对其进行"控制管理"。因此应将女性关怀伦理引入到成年监护改革中,设计更加合理、公正的"情境化"功能性意思能力评价方法,以"关怀"被监护人的理念矫正传统的父权主义监护措施,以支持型的决定模式取代传统的替代型决定模式,更好地保障被监护人的自由意志及各项权益。

论德国家庭法上的家务劳动及其启示

德国家庭法依据公平原则,在婚姻的一般效力上将家务劳动与职业生活居于同一层面,并明确规定在婚姻家庭生活范围内家务劳动是一种职业。家务劳动的职业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典型的表现是在与税法的配套实施上。在婚姻关系解除后,家务劳动的职业性的继续延伸,德国家庭法上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德国家庭法关于家务劳动的职业性规定,表达的是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对完善我国婚姻法或家庭法极具借鉴意义。

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家庭共有财产制度再探析

传统的家庭共有财产制度在现代社会正逐渐走向式微,但因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与个体选择的不同,该制度在我国广大农村家庭与部分以家族式生产为主要收入形式的城市家庭中还占有一定比例,其作为一种社会现实,也是我国法律特别是民事法律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题,然因现行法的缺位与其他部门法律的冲击,该制度在我国面临着在民法中体系定位不清晰、制度规范不完善、判决结果不统一的法律困境。因家庭共有财产制度项下的各具体规则在现代社会的法律性质转变和矛盾纠纷的紧迫性不同,必须选择一种适合家庭共有财产制度的修法路径,给予该制度在民法体系中妥当的安置。

英国的子女抚养费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根据英国法,父母无法在子女抚养费问题上达成一致时,通常应向儿童抚养机构提出申请,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两种申请所适用的法律规则在实体与程序上都不相同。多数情况下,子女可以通过儿童抚养机构申请子女抚养费,由儿童抚养机构根据法定的数学公式并考虑其它特定因素以确定子女抚养费数额;特殊情况下,子女须通过法院申请子女抚养费,由法院通过制作有关指令以自由裁量的方式确定子女抚养费数额。英国法的有关规定在子女抚养费的权利人和义务人的范围、子女抚养费的计算方式、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方式、子女抚养费数额的调整等方面对于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民法典》监护人责任规则的解释论——以《民法典》第1188条为中心

我国立法机关和民法学者对于现行法上的监护人责任规则的认识和评价并不完全相同。通过解释论途径消除此种评价上的差异,有利于促进立法与学说之间的良性互动,确保监护人责任规则在司法适用中取得应有成效。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最新的立法理由,将《民法典》第1188条第1款和第2款定位为“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可为该条构建一个更为妥适的解释论方案和教义学分析框架。依此定位,《民法典》第1188条第1款对被监护人的责任能力和监护人责任的基本规则作出了一般性规定,通常情形下应予优先适用;第2款则适用于非常例外的特定情形,即只有同时满足被监护人拥有价值较大财产和监护人为非亲属监护人这两项要件,方可予以例外适用。这样,《民法典》第1188条第1款和第2款之间的规范逻辑和法律适用关系可以厘清,潜在的体系冲突和价值评价矛盾可以避免,而法律适用的安定性和妥当性亦可实现。

反家庭暴力中的国家责任——以适当的注意标准为限

传统国际法与现代人权法的日益融合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家责任制度的再思考。通过在反家庭暴力的司法实践中适用适当的注意标准,国际社会逐渐建立起一套新的国家责任理念,即国家不但需要为侵害妇女人权的"国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还应为没能以适当的注意防止、调查及惩处对妇女施加的家庭暴力等私人暴力行为承担国家责任。适当的注意标准不仅打破了国际法中的公私领域划分,也为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实现性别平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事实收养研究

事实收养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要件,在法律的形式要件或实质要件上有所欠缺的收养。事实收养由于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而广泛存在,同时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法律效力难以确定。在事实收养的法律效力上,可以分为无效和有效两种类型。在事实收养瑕疵的解决路径上,应当放宽收养条件,认可共同生活5年以上的事实收养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类似于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效力,并赋予法院对事实收养效力的司法审查权力。

探望权的制度判断与对策探析

2001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新增加探望权制度,目的在于保护子女和非抚养方父母正常行使亲权。面对当今日益复杂的现实生活,这项新制度已经显示出诸多不足。探析探望权制度的主体方面和执行方面的具体规定,可以发现我国现行探望权制度存在主体范围过于狭窄,执行规定不够明确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和国外制度经验,建议未来制度设计中可以在扩大探望权主体范围,明确执行过程中的规定等方面加以完善,以期达到维护亲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