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理论构造:安全与发展

全面发展数字经济的既定重大方针,已触发中国式数字经济刑法的萌芽与生长,也开启了传统经济刑法的数字转型。围绕传统经济刑法客体的讨论、分歧与共识,既凸显客体及内容的重要地位,也显示出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尽管可以吸取上述讨论中的“先见”,但更应扎根数字经济,经由数字经济刑法的前提设定新的犯罪客体及其内容。现阶段,侧重围绕数据犯罪的客体论争虽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却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特定性、整体性与周全性。全面兼顾安全与发展是数字经济的终极追求与价值根基,也应当是数字经济刑法的基本理念与一般规律。围绕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结合数字经济刑法的内外生态,可将安全与发展的保护内容予以具体化、类型化。

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

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及其法理研究,应在借鉴吸纳传统的立法事实论和法教义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转向金融领域刑法论范式路径。通过金融领域刑法论及累积犯论、集体法益论,可证立洗钱罪的不法实质是侵犯了金融安全和司法秩序双重保护法益。以“金融领域掩隐行为定型论”及其限定论的新法理塑造,能够有效解释洗钱罪不法的规范类型,合理确定洗钱罪与我国《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的不法竞合关系及其处断原则。

非法经营罪中的经营行为研究

针对非法经营罪的泛化适用,有必要严格界定其构成要件,并注重出罪机制的构建。经营行为系非法经营罪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界定,是关于该罪法教义学建构必须关注的问题。非法经营罪中经营行为有这些共性特点:涉及经济领域内的业务活动,指向的是业务内容而非业务方式;有直接或间接相对应的合法业务;行为蕴含的类型性风险具有“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经营行为本身构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罪中的经营行为应当体现经营性的面向。所谓的经营性,意指行为蕴含经济性利益,以出售商品或服务的环节为核心内涵,出于营利目的,并具有反复进行的意思。在非法经营罪有无未遂形态的问题上,司法实务界坚持的是否定论立场。否定论的立场缺乏合理性,是对经营行为过于宽泛的解读,是将该罪当作行为犯的结果。经营行为以销售环节为核心的特性,决定了非法经营罪存在未遂形态。

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的修正理路与理解适用——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二)》中的背信罪条文

我国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的修正历程,揭示出背后的立法逻辑从渎职到背信、从差异保护到平等保护的转变。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侵害的法益具有多元性,主要包括公司、企业的财产利益和特殊身份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前者是主要法益,后者是次要法益,经济秩序则属于附随法益。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都属于修正后“其他公司、企业”范畴,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主体范围的认定不能脱离前置法,但也不局限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侵害的主要法益,“公司、企业遭受重大损失”的判断标准只能是直接经济损失,但考虑到法益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就加重法定刑而言,对比国有公司、企业,适度提高其他公司、企业背信犯罪的损失数额更具有正当性。

数字经济背景下虚增信用行为刑法应对的反思

数字经济的虚拟性、无界性特点,造成交易参与者之间天然存在信任危机。信用评价体系作为危机解决方案之一,成为维系卖方、买方和平台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渠道。出于惩罚虚增信用的考虑,存在司法入罪论、立法入罪论两种对立的应对主张。但司法入罪论在违法构成和法益定位上不符合虚增信用行为;立法入罪论虽然在侵害本体结论上正确,但没有考虑到信用评价业务法益的自我保护能力和信用评价体系内在缺陷的救济容忍问题。考虑到互联网时代刑法控制论的变革和刑法的补充性原则,以刑法手段治理虚增信用不仅可能因无法化解遵守禁令与生存的矛盾而无功,而且可能会对社会子系统自我治理的积极性形成遏制。因此应特别慎重考虑虚增信用行为的刑法应对,将重心置于非刑事法律手段的完善。

论药品犯罪中“假药”的认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假药的概念之后,如何认定药品犯罪中的假药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该问题是一个典型的行刑衔接问题,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对其解决具有指导意义。违法相对论是对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最贴切的理解,因此,既不能赞成药品犯罪中的假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完全一致的观点,也不能肯定可以完全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独立认定药品犯罪中假药的观点,而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质危害性判断。一方面,只要某种药品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即使其对人体健康有实质危害性,也不属于药品犯罪中的假药;另一方面,若某种药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但不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实质危害,那么,也不能将其认定为药品犯罪中的假药。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司法适用特征研究——基于2021年度的有效应用案例

催收非法债务罪系《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罪名,通过对2021年度有效应用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热点性司法”、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导向、轻罪治理的司法适用表层特征,以及行为主体的复杂性、行为方式的多变性、非法债务类型单一性、罪名溯及适用问题广泛性的司法适用内在特征。了解新罪名的适用现状将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其应有犯罪治理功能的发挥。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的内涵及证明问题

帮信罪的主观“明知”存在“先天性”的证明难题。司法人员往往采用“推定”的证明方法,而“推定”不可避免地以“经验法则”为依据,这导致此罪名“明知”认定泛化、模糊化,有突破法定证明标准的风险。传统理论及司法实践将帮信罪的“明知”内涵及证明问题混同,实际上,对“明知”的宽泛化理解都是指向降低证明难度和证明责任。从一般的认知主体出发,司法人员与犯罪人在认知、推断事实时具有逻辑同构性,应承认司法人员认知的有限性,在程序上对“推定”运用进行限制,保障司法的正义。

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罪研究——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在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犯罪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探究其不断增多的原因,有利于完善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政策,不断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力度。从法经济学角度,利用成本与收益理论进行分析,得出相比于传统侵犯著作权罪,利用信息网络手段侵犯著作权罪受到侦查困境的影响,其预期惩罚较低,导致理性犯罪人认为实施该行为能够获得巨大收益的结论。可以通过设立有偿检举制度、完善其定罪标准以及设立禁止从业资格的方式,提高犯罪成本,使得利用信息网络侵犯著作权罪的潜在犯罪大大减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视角转换——“存款流动性风险说”之提倡

以法益一元论为立场,从保护公民个人权益的角度出发,针对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界分,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限缩,根据质量区分说认为该罪实质侵犯的是当非法吸收的资金被用于非法经营存贷业务时所产生的存款流动性风险。从该法益出发,“存款”应当被解释为商业银行意义上用于存贷业务的资金,该罪应当被解释为准抽象危险犯,应将“扰乱金融秩序”的实质理解为将投资人存款流动性置于非正常风险,因此应当允许行为人对并不存在非正常存款流动性风险予以反证。

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著作权法》第53条第(六)项与《刑法》第217条第(六)项规定的内容均涉及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其中,《刑法》第217条第(六)项存在限缩规制规避行为类型,无法规制帮助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以及极易陷入“刑优于民”或“刑不依赖民”的不平衡困境。《刑法》之款项看似在“优化”,但实际上仍未解决问题。为解决规制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入罪的刑民统一性问题,需正视《刑法》与《著作权法》在保护技术措施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强调《著作权法》是《刑法》将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入罪的规范基础,入罪须建立在《著作权法》相关概念基础之上,同时要综合考虑规制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目的、入罪条件及其法定例外情形等方面。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及批判性反思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合规守法经营”的最新要求。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行至今,理论与实践均暴露出诸多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单位与个人的责任承担方式仍需明确,未来可采取分案审理的方式作为单位犯罪双罚制法律障碍的程序纾解;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仍停留在事后合规层面,未来应由事后合规转向事前合规,明确合规改革意于帮助企业预防犯罪的制度设计。从实践层面来看,案件多集中于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适用范围问题、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度捆绑等启动阶段难题亟待优化;“有效合规”标准失灵、“二次合规”之定位等验收阶段衍生问题也需进一步关注。立足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认真厘清相关理念,系统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之策,将会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纵深发展有所裨益。

证券操纵犯罪的法益侵害界定与定量标准审视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新型证券操纵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对刑法规范的体系化阐释带来挑战。证券市场管理秩序并非证券操纵侵害法益的本体,秩序法益也难以发挥犯罪构成界限定位的作用,且证券发行注册制等资本市场改革对秩序法益产生消解效应,需要重新定位证券操纵犯罪的法益侵害。证券操纵行为的危害主要在于破坏了证券市场正常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损害了证券市场效率。将证券市场效率作为刑法规范保护的法益,符合证券操纵行为的危害特征,对新型操纵行为也具有涵摄性。在证券市场效率之法益侵害视野下,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证券操纵犯罪定量标准存在形式化判断的问题,可考虑借助大数据等金融科技将“引起市场波动程度”作为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实质判断标准,这样更能契合证券操纵犯罪法益侵害的界定。

非法添加类食品安全犯罪侦查难点及对策

食品安全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打击和防范非法添加类食品安全犯罪是食品安全治理的重中之重。非法添加类犯罪具有隐蔽性强、危害大、数量多、处罚轻等特点,不断完善的刑法规制体系是避免刑事打击滞后与绵软的关键。根据非法添加类食品安全犯罪的特点,系统分析非法添加行为的侦查难点,从而有针对性地探求非法添加类食品安全犯罪的侦查对策,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安定和谐。

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追赃挽损机制探究——以涉众型非法集资案件为视角

近年来,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呈现出多发、高发的态势,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刑罚的同时,追赃挽损工作是否高效到位也成为衡量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因素之一。因此,完善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追赃挽损机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目前,在涉众型金融犯罪的追赃挽损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对赃款赃物范围的界定还不明确,相关立法不完善,“先刑后民”的刑事处理原则影响追赃挽损效果,涉案财物保全、保值、增值难,涉案财物冻结工作复杂,跨部门间协作机制配合不到位等。为此,应该加强顶层设计,从立法上完善追赃挽损机制,注重涉案财物的保值增值,加强相关部门的衔接,贯彻落实相关的刑事司法政策、制度,真正实现追赃挽损工作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行政犯违法判断的中国方案

我国行政犯违法判断的侧重点和问题点与德日刑法理论无法完全契合,基于各自立法体例和研究目的的国外刑法理论在我国不能直接适用。具有本土特色的相对从属性说与相对独立性说在理论发展中逐渐趋同且均具有缺陷。存在论层面的法秩序统一性理论以及缓和违法一元论均无法有效支撑相对从属性说,行政犯违法判断应坚持相对独立性的立场。其中,法秩序统一性不是合法或违法概念的统一,而是在同一宪法秩序之下基本良善价值的统一。只有符合基本良善价值的行为才具有法域兼容性,当且仅当行为属于前置法所鼓励和倡导的模式,具有前置法层面的价值善时,刑法才不能认为其违法,否则刑法将保留独立评价的空间。法秩序统一性与违法评价多元性应是分属不同层面的问题,逻辑内涵并不矛盾。基于我国行政犯刑事立法的特殊性,违法判断的相对独立性应是指违法范畴的相对和判断标准的独立。

论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与利益盗窃的实质认定

对于使用盗窃、盗窃欠条、勒赎盗窃等行为人所获利益和物本体价值不同的场合的定罪处罚,一直是理论与实务中的难题。目前的探讨大多从非法占有目的角度展开,形成了“综合说”“排除意思缓和说”“利用意思缓和说”的观点。但在我国的立法背景下,现有学说要么在理论上不自洽,要么在处理结论上会出现处罚漏洞或罪刑不均衡,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没有完全摆脱德日盗窃罪构成要件框架的思维束缚。我国盗窃罪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利益)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应当基于法益的要保护性和盗窃罪的本质进行实质化判断,该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无须诉诸主观构成要件。

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语义边界与行为评价

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认定,已经形成许多学说,其中物质毁损说、有形影响说、状态改变说和效用侵害说四种学说为学界所熟悉和推崇。这四种学说各有短长,但它们共同面对着是否构成毁坏财物的两个实践难题:改变外观与侵害效用。可以说,这两个实践难题是检验既有学说的尺度。改变外观与侵害效用分别从形式与实质两方面揭示了毁坏财物的核心要义。形式方面,“毁坏”的结构是直接针对财物本体施加作用力,行为样态则是足以给财物造成物质毁损;实质方面,“毁坏”侵害的法益是财物的客观效用。在逐渐发展过程中,既有学说暴露出某些偏颇。物质毁损说和状态改变说过分倚重毁坏的形式;有形影响说和效用侵害说过度重视毁坏的实质。在既有学说启发之下,总结优劣得失,应当提倡毁损危险说,即毁坏行为必须针对财物本体,通过足以造成物质毁损的方式侵害财物的客观效用。

自贸试验区企业有效合规标准研究

企业合规改革不仅应当注重涉案企业的整改,还应当关注事前的自我管理,将个案经验推广到有相似风险的行业、区域。自贸试验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和锚点,有必要结合其优惠政策、企业特点,探索企业有效合规标准。从合规计划的制定来看,自贸试验区企业应当针对出口管制、海关、税收等特定领域的风险,建立风险识别机制和专项合规计划,并考虑长臂管辖可能造成的影响。从合规计划的执行来看,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特点,设立独立的合规管理组织和人员,建立体系化合规流程,并针对不同员工设置个别化措施。从合规计划的效果来看,自贸试验区企业通过实施合规计划识别风险后,内部调查可以由熟悉国际业务流程、国际规则的人员或外部律师进行,注意个人信息和其他各种数据在境内外流转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同时,还需要将合规融入企业文化,重视商业合作伙伴合规文化的共享,密切关注国际合规环境并适当借鉴以适应国际化要求。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信访处置问题机制探索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多发,与此类案件相关的信访案件面临总体数量大、集体访占比高、重复访比例高等问题,而且存在闹访、缠访风险,如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产生信访处置问题,既有案件以及案件办理中的原因,也有信访本身的原因。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信访处置机制,做好前端监管和涉众型经济犯罪预防工作,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做好中端打击犯罪、追赃挽损和投资人权益保障工作,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做好末端信访接待工作,多措并举化解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