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美国判例法的新近发展及其经验借鉴

美国是世界上首创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国家,其判例对该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判例法在诉讼目的的实现途径、原告的范围、起诉权的要件、法院的受案范围、诉讼的请求、律师参与诉讼的支持机制等技术层面具有一定的发展和变化。相比之下,中国的相关立法则很不发达。发展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在法律体系方面,不仅应修订《宪法》、《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还应当修订单行环境立法,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在具体规定方面,要明确规定环境公民诉讼的受案范围、主体要件、前提条件、程序规则、诉讼请求、举证方式和条件,不仅应承认公民的环境权,扩展环境损害的范围,扩大社会团体以及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起诉权的案件范围,还要建立介入诉讼、环境公诉制度及有利于律师参与和代理诉讼的收费标准。

刑事案件陪审员制度实证研究--基于J省、C市部分基层法院的考察和分析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实证考察表明,自《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实施以来,人民陪审员队伍结构渐趋合理,试点法院在参审机制与参审职权改革方面也作出了积极探索。但是,试点单位的陪审员参审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根据陪审员制度的价值取向以及提高司法信力的总体改革要求,应当适当限定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的案件范围,完善陪审员参与刑事案件的程序和相关机制,如进一步放宽对陪审员的资格限制,积极推行大合议庭参审模式,构建需要陪审员回答的问题清单列表制度等,以全面推进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适用“双重犯罪原则”新论

双重犯罪原则能否适用于我国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存在着否定论与肯定论之争。完全的否定或肯定都不可取,肯定的限制论是一种更容易被我国四法域所接受、灵活机动的态度。即,对于诸如刑事诉讼文书送达等狭义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不适用双重犯罪原则;但对于区际逃犯移交、刑事诉讼移转与被判刑人移管适用双重犯罪原则,同时允许就区际逃犯移交商定特殊类型犯罪作为双重犯罪原则的例外。

西方两大法系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比较与借鉴

西方两大法系均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其国内存在的环境侵权问题。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当突破传统诉讼理论,拓宽原告资格;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设置诉讼前置程序和保证金制度;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和诉讼激励机制。这对解决当前国内环境行政侵权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涉网络合同案件地域管辖法院的确定——从传统理论与现实规范出发

涉网络合同案件仍然可以继续适用现行合同案件特殊地域管辖规范与协议管辖规范,只是需要针对合同的涉网络属性,结合网络空间定位规则与现实空间定位规则,对法律事实发生地、标的物所在地等管辖连接点进行解释,以便重新建立案件与法院辖区间的关联。在规范解释的过程中,对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等的确定,应当参考实体法的规定,适度限制网络空间定位,否则将会导致管辖法院的确定过度繁复。

流程图法在非诉讼法专业课的推广应用

流程图法是指将诉讼法学课程内容按照程序规范编制成相互关联的、体系化的流程图,使学生在流程图中理解并掌握诉讼程序的教学方法。流程图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等特点,可提高诉讼法教学的整体效率,因此在三大诉讼法的教学中已得到了应用,且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有些非诉讼法中也包含了程序性的规范,如破产法等,因此,在这些包含了程序性规范的非诉讼法的教学中也可以采用流程图教学法,以此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法律援助制度应当纳入司法改革的大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问题虽有所触及,却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援助制度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法律援助尽管具有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一般属性,就其核心部分而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却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一环,必须将其纳入司法改革的大局予以一体化考虑。如果缺乏健全、成熟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支撑,仅仅着眼审判权、检察权的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根本无法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最终目标。

论法院退补权与疑罪处理方式

若法院享有退回补充侦查权将会导致破坏"法官中立、控辩平等"的诉讼结构、有违疑罪从无原则的要求、有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目的观等弊害,因而不能恢复法院退回补充侦查权。应当针对我国法院在立法、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等三个层面处理疑罪的三种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三题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能成为排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理论依据,惟应明确检察监督的判准并非"可以确证的正确性"而是"可认为正当";基于当事人诉讼能力普遍较弱及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国情现状考虑,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与检察监督可以并存,但须强调检察监督的重点应立于保障当事人主义确能发挥作用之上;应肯定判决的既判力以维持其社会功能作用,故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可以说是反向划定既判力作用边界的制度安排。

案结事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案结事了"要求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时,既要实现法律内的正义,又要实质性地化解矛盾和纠纷,是对司法审判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更严标准。案结事了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要求,有现行法律的规范依据,也回应了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问题。当前亟需处理好审判与调解的关系,贯彻调解自愿原则,建立健全诉的合并规则,完善诉讼中的释明机制。

民事送达引入“委托当事人送达”机制探析

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在民事送达实务中的种种非理性行为,根源在于其固有的思维偏见导致了外部行为的偏差。透过送达难的表象深刻剖析,职权主义色彩浓厚、送达方式适用混乱、诉讼角色心理定式、法律意识相对淡薄是造成当前民事送达认知"共情断裂"的主要原因。在立法层面突破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应对我国现行的民事送达制度进行"微调",即通过构建法院职权送达为核心、当事人辅助送达的民事双轨送达制度;建立法院送达为主、当事人送达为辅的民事送达原则;确立当事人送达优先、法院送达兜底的民事直接送达顺序三个维度增加各方诉讼参与人的送达活动参与度,奠定民事送达"共情认知"的制度基础。在实践层面可采取"当事人申请→法院审查→法院授权当事人送达或法院兜底送达"的委托当事人送达运转模式,同时,将智慧办案系统与司法送达系统的开发运用等技术支持作为委托当事人送达流程设计的根本保障。

行政诉讼对适用调解原则的排斥探讨

在当前的《行政诉讼法》修改意见中,引入调解的审判和结案方式似乎成了主流思想。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调解型"审判却带来了诸多弊端,"调解型"审判本身也成为了改革的对象。与其引入调解方式,还不如固守和回归立法的本意,继续沿用既有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排斥适用调解原则。

对审判管辖中级别管辖的反思

审判管辖中的级别管辖解决的是上下级法院在受理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级别管辖制度存在一些现实的缺陷,具体表现为管辖的标准过于抽象、客观上导致中国被告人和外国被告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法院的功能过于复杂。有许多学者和专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修改意见,其中认为取消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审管辖权是十分恰当的,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标准应当以法定刑格来确定。

论诚信原则与诉讼欺诈的法律规制

在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是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过头之势的克服,也是支撑整个社会诚信价值的根基。诉讼欺诈以欺诈公权方式危害维护诚信价值根基的司法体系,具有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规制对象,构建诉讼法、侵权法、刑法三层立体的法律规则体系,以有效遏制诉讼欺诈现象的发生。

陪审制的功能、机制与风险防范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量"上的增长,在陪审员的社会代表性和参加审判的实质性等"质"的方面,人民陪审员制度仍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要通过资格条件、遴选机制、法庭配比、表决规则方面的改革,扩大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社会基础,提高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实质性,同时防范民众参与审判可能带来的风险。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研究

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地为所有公民所共享,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行政权存在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行政功能日益突显,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利益已经成为社会群体的必需。我国应该立足于现有的法制资源和现实需要,理性的批判、吸收国外的经验,整合并表述民众的意愿,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立法,积极构建并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民众和公益性社会团体通过诉讼的方式,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提供一种有效途径,以确立"以诉讼推进民治、以民治实现公益"的模式,有力规范行政权的良性运作,推动行政权与司法权、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保障我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论司法公正与行政诉讼管辖改革的方向

现行的行政诉讼管辖原则,使得行政案件的审理遇到很多干预,影响了司法公正。作为应对之策的“异籍管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样的局面,但同时也使管辖的常规功能丧失,并且这一改革又逐渐异化并催生了新的腐败。治本之策是推行整体性的结构化改革,推进司法独立。

论美国衡平禁反言的适用

在禁反言规则中,最能表现出禁反言表面意思的部分为既有行为禁反言规则,也被称之为衡平禁反言规则,即说过的话不准反悔,在实体法的关系以及诉讼程序中则体现为禁止当事人否认已作陈述与行为。这样的规则背后的含义是对于诚实信用的追求,而表现形式却十分具体。对美国衡平禁反言的要件进行归纳,对于我国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具体实施规则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野生动物保护之环境公益诉讼路径探析

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危害野生动物保护的行为时有发生,考察野生动物保护传统路径,发现集强威慑性和轻刑化为一体的刑事制裁手段和"名录制度+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模式下的行政规制手段在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诸多不足。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具有的补充性、预防性和修复性价值与功能,为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从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诉讼形态出发,对野生动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性、修复性和赔偿性责任承担方式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重点关注侵害行为类型、重大风险界定以及禁止令、替代性修复和惩罚性赔偿方式的适用。在野生动物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中应当赋予社会组织提起野生动物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资格,并兼顾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以行政主体是否具有野生动物保护职责为基础明确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行为要件。同时,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应扩大到野生动物保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领域。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的司法适用--基于347篇裁判文书的样本分析

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已经成为环境公共利益损害救济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创新出了一系列的相关责任承担新形式。但是,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也存在着责任认定及执行等多方面的困境。为发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制度价值,实现司法适用的规范性和妥当性,应从完善修复责任承担、丰富环境修复方式、探索以修复为目标的诉前磋商机制和建立修复生态环境的长效监测机制等四个方面,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机制的健全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