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撤回公诉的司法误区与立法重构

撤回公诉是检察机关对国家赋予其刑事追诉权的反向变更。它涉及国家刑罚权的放弃或调整,关系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职权配置与相互关系,影响被告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直接相关。但是,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中施行的撤回公诉的实践活动存在三大误区。为此,应当在总结两高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正反两方面情况并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在立法上重构撤回公诉制度。

通过试点与实践推进制度创新——以L县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的试点为样本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现代性制度正在实践中艰难形成。L县检察院关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便体现了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式与实践创新。地方性司法机构的"试点性改革"与"试错性试验",无疑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应保持一种开放的胸襟与开放的心态,通过实践中的不断试点改革来确认与完善新的制度设置,以走出一条推进中国式法治建设有效、成功的道路。

论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先行,从而引发了争议。文章在探讨暂缓起诉制度的现状和法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基本图景。

能动检察视野中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检察机关能动地运用检察权,可以适应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更好地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为能动检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基本目的和自由裁量权方面,和能动检察有着相当的契合。目的刑论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正当基础之一。总结司法实践,可以从适用条件和附加条件两方面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加以构建。为了防范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有必要从决定程序和救济程序的角度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加以制约。

诉权视角下的民事起诉条件

诉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核心理论,民事诉讼中设计的许多规章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当事人的诉权能够得到顺利的实现。起诉条件和诉讼要件与诉权有实质的联系,对它们进行分析,有利于掌握立法者的意图,在理论上为起诉条件的设立找到根据。同时,从比较法视角观察我国的起诉条件能够更加直观地发现现行规定的缺陷,有利于提出改进建议。在实践中发现立法缺陷,并最终在理论的指导下修改法律,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起诉条件的最好的途径。

从诉的利益理论反思我国民事审查起诉制度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案件的实质审查阻碍了公民诉权的行使。诉的利益是确定民事事实能否进入救济领域的评判标准,因而以其为思路规制民事审查起诉制度,是解决"起诉难"问题的重要路径。

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制度框架及对我国的启示

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在促进公司与股东和解、实现纠纷诉讼外解决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由公司治理结构和社会传统所决定,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内容架构具有明显特色,并对该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公司法》有必要从中借鉴合理成分,以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促进其诉讼外纠纷解决功能的有效发挥。美国的股东派生放讼前置程序制度框架对我国诉讼外纠纷的解决有重要启示:重视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平衡作用,确定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合理请求对象,增加法院对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审查,以及强化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程序法地位。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直接起诉权研究——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92条的考察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认为属于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是否可以直接起诉?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对此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法理基础上对此问题缺乏足够的研究。尽管,理论研究不意味着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但是,有价值的研究必然会影响到今后刑事诉讼法的发展。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缺陷、当前司法资源的严重匮乏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需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来解决;另外该制度与我国的传统诉讼文化相契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其提供了政策依据以及域外成功的做法为其在我国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因此,在我国确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既有必要性,也具可行性。

以当事人管辖选择权为视角探析行政案件跨区域管辖改革路径之完善——兼论山东法院改革方案的具体构建

本文结合行政诉讼管辖改革的学术观点、国外经验、顶层设计以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实践中的探索改革成果,梳理分析我国当前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改革的现状,并针对改革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讨论当事人(原告)管辖选择权视角下的改革路径之完善。通过对行政诉讼目的、诉权理论、审判规律、司法民主的研究,从价值层面、理论层面对当事人管辖选择权进行可行性论证,尝试提出山东地区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制度的构想方案。

从辩诉交易看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兼评我国第一起“辩诉交易”案

“辩诉交易”是盛行于美国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我国也在刑事诉讼中开始了这一制度的实践。然而,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辩诉交易并不是解决公正与效率之间冲突的最佳途径,我国还不具备引进该制度的条件和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滥用诉权的认定探析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施行将相对人申请信息公开的申请权与行政诉讼的起诉权有效地衔接起来。近几年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由于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对立案登记制的误读和原告资格的宽泛在客观上造成政府信息公开诉讼领域滥诉案件频发。加之司法在对滥用诉权认定的过程中实质审查原告先前行为、主动调取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关的证据和不当限制原告权利的做法致使审判权超越了裁判空间。因此更为合理的应对方式是行政机关先行认定和处理,之后再由司法进行事实审查、职能宣告并构建严密的认定标准。

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适用研究

就我国的青少年犯罪而言,未成年人犯罪率越来越高。由于未成年人具有自己独特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质,未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构建上也应区别对待,突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帮教。附条件不起诉规定在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特殊程序中,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同时扩大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环节的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应当寻求特殊审查起诉方式,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专属刑事诉讼程序。随着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应用,法律实务界普遍认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关于不起诉案件听证会的几个问题

举行不起诉案件听证会是检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听证会的程序应由侦查机关提起或当事人申请而启动,不应由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听证会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公开性原则、公正性原则,以保证不起诉权的正确行使。

赋权与规制:我国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制度之构建

撤回起诉虽然不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必经程序,但它确是一种诉讼的过滤机制和补救措施,也是终止诉讼的特殊方式。现代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立法上规定了撤回起诉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权力,并构建出具有我国特色的撤回起诉制度,使检察机关名正言顺地行使撤回起诉权,并保障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制度公正、规范、统一的实施。

审查起诉中有关证据问题的探讨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审查判断证据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检察机关要遵循正确的方法与步骤审查证据的本质和证据的充分性,以辩诉方法审查起诉,排除非法证据,预防和正确对待翻供翻证,从而保证司法公正、公平,提高司法效率。

刑事反诉制度初探

刑事诉讼中允许反诉具有多重价值,尤其是与刑事附带民诉制度设立的立法初衷高度吻合。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能否提起反诉以及提起反诉的相关程序如何等,现行立法并未规定,且理论上对此也鲜有论者。立法规定的阙如以及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不仅使刑事反诉实践缺乏应有的指导与依据,而且还直接导致了法院对刑事反诉问题的普遍漠视。在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的宏观背景下,应当如何建构我国的刑事反诉制度无疑是必须正视与解决的问题。

我国刑事起诉程序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刑事立法中自诉案件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自诉案件范围过于宽泛,自诉与公诉转换条件模糊,因而自诉程序的价值难以发挥。应当限制自诉案件的范围,对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权。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和证据运用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控辩双方要直接向法庭举证,这要求相应的证据规则。在采取证据规则时应充分体现证据运用的一般规律,应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用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作到有法可依。证据规则的确立与运用必须由证据标准来检验。而证据标准的确立应结合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注意到刑事诉讼的目的,适应庭审的方式,转变观念,加强对证据标准的审查与评价,使公诉的证据标准同于或基本同于判决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