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法官预判确定性的功用、契机及其困境

法官预判的相对确定性体现出司法决策背后的思维认知具有相对的稳定化、持续化特性,这对于穿越错综复杂的司法决策发挥着特定的功用。智慧法院建设下智能技术在司法审判领域中深度融合应用,使法官的智能预判具有相对确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更加精准高效的附加特质,当然也应警惕预判确定性契机中潜在的可能风险。法官确定性预判具有可废止性,其结论可得到复验改进,但试图改变预判背后的思维认知过程却是它遭遇的“虚假”困境。法官把确定性预判变得绝对彻底化,而智能预判更是直接转变为最终的裁判结论,这才是它遭遇的真正现实困境。真正的困境表征出法官“预判—证实”思维的单向推论特质,以及庭审程序一定程度上的虚化现象。困境生成的认知根源在于过度依赖卷宗笔录的审判认知结构,相应的纾解之道是重塑审判认知结构,渐进推动由侦查中心到审判中心的转变,发挥预判确定性的正向功用,从而逐步达致庭审证明过程的实质化。

判决书的意义

在一般的观念中,判决书所具有的意义不外是还当事人一个公正。然而,思想史上的几种典型理论却清晰地表明判决书具有比这丰富得多的价值面向:除了对当事人可能具有的诸多价值外,它对法官、对法律、对社会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现时中国司法改革的困境再去思考"判决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判决书可能是解决司法改革困境的一把钥匙。它在当下中国还具有特殊的意义。

法律推理前提如何获得--以法律心理学为考察视角

法律推理前提之获得又称为法律发现,一度被视为是心理学的研究议题。但是,实际存在的法律发现毕竟为法律证立提供了逻辑起点。而且,探究法律前提获得的机制还可以为人们提高在证成的脉络中提炼证成要件的准确性与效率。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法律发现的深入探讨。法律前提的获得虽然可以从思维与推理的双重加工理论这一新近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普通的阐释,但更要从能够体现法律领域特点的法律认知上进行解读。

回归价值本源:巡回审判制度的考证与思索

渊源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巡回审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衍生出剧场化、边缘化、庸俗化、无规则化等符号性特征,象征性意义远甚于其基本的司法功能。应当从便利群众接近司法正义的价值本源出发,契合现代司法的要求,重新确定价值功能、创新表现形式、明确适用范围、确立操作规则,以构建完善的现代巡回审判制度。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比较法考察——以适用范围与权利保障为切入点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打破了固有的刑事诉讼构造样态,对其适用范围应当作出严格限制,对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也应进行全面保障。就刑事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而言,基本上有三种模式,即仅适用于轻罪的缺席审判的模式、轻重罪皆适用缺席审判的模式以及完全禁止适用缺席审判的模式。尽管各国对刑事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形成了不同做法,但从诉讼价值的视角来看,各国刑事缺席审判程序都是以效率为导向的制度安排。在权利保障方面,各国对于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的知悉权、辩护权、上诉权、异议权的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比较法视角的考察可以为检视我国具有特色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发。

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

公正处置涉案财物是刑事司法领域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物处置依附于定罪量刑活动,对于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理,这一“合一型”模式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迫在眉睫。考虑到与定罪量刑程序的紧密衔接及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吸收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以及实践先行带来的启示,当前应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通过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接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争议及主张,决定是否开启针对独立性财物事实的专门审理,实现实质性审理。同时,应根据证明责任设置分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时进行必要的程序回转,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反思庭审直播——以司法公开为视角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行和各级法院的积极实践之下,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新路径并受到了广泛关注。无论是从域外经验还是本土实践来看,庭审直播都未成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从法理角度审思,庭审直播与司法公开的根本宗旨存在冲突,难以成为司法公开的适当路径。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准确把握司法公开的本质含义、价值界限的基础上,探寻一条更加合适、有效的司法公开实现路径。司法公开的价值不应挤压、侵入其他价值范畴。司法公开不得影响法官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也不得过分暴露当事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司法公开的根本宗旨,是在有限时空条件下针对特定主体的公开。司法公开主要应当以一种即时化、概括化、静态化的形式实现。将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存在潜在风险,可能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误区。其法理上也背离了司法公开的经典定义,可能影响审判公正和独立,不宜作为改革的目标而推广,只能作为例外的情形。

中国调解的未来:困境、机遇与发展方向

推动调解科学发展,是我国深化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调解面临着行政化色彩浓郁、自治性特色不强、解纷技能粗陋等诸多困境。现代调解全球化运动的出现,为中国调解走出困境提供了全新环境与重要启发,中国调解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在于:更新知识观念,淡化行政主控色彩,试行市场化商业模式,探索职业化独立发展路径。

诉讼视野下的瑕疵股权转让问题研究

瑕疵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多集中在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以及瑕疵股权转让后相关瑕疵出资责任的承担上.但因现行商事法律及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且各地法院的执法意见又不尽一致,导致执法不统一现象突出.本文以当前公司运营实践和商事审判实践为分析背景,侧重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瑕疵的视角,结合现代公司资本制度和现行商事合同效力制度,重点对前述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阐明了法院应遵循的审理思路.

论我国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制的完善

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授权和决定在全国10个省(区、市)50家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进程已经过半,上述50家法院在试点中取得一些有益的经验,显露出国民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认知度低,陪审制度的监督功能未得到有效发挥;随机抽选机制与人口管理制度之间存在矛盾,且陪审员名额确定基数缺乏科学依据、选任方式单一;随机抽选机制与任期制之间存在冲突;部门协调配合上缺乏依据等等问题。建议从以下途径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机制,即提高陪审认知度,充分发挥陪审制度的作用;采取区分普通陪审员和专家陪审员的选任方式,根据地域、人口特点合理分配随机抽选名额,采取随机抽选为主、推荐与自荐为辅的选任方式,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有效实现随机抽选等多样化选任方式;缩短陪审员任期,改人大任命制为备案制;加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配合等。

缺席审判抑或独立没收:以“追赃”为基点的程序选择

在反腐、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严峻形势下,2012年和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两次修改,分别增设了独立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两个程序的相似性,导致实践中办案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时面临程序选择的难题。在明确独立没收程序与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条件、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的基础上,通过“三步走”的方案,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推动我国的追逃追赃工作进一步深入发展。

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融合背景下中国行政审判模式的重构

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大模式不再截然分野,走向互相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模式融合的大背景下,我国现行的强职权主义行政审判模式日益显示出与生俱来的弊病,必须加以抛弃。我国未来的行政审判模式既不应是当事人主义,也不应是职权主义,而应选择职权—当事人主义,并按照此种模式对我国行政诉讼有关制度进行重新设计。

刑事陪审团制度价值的再思考

由于陪审团分割了法官的审判权,陪审团代表的民主主义正义观与法官代表的法治主义正义观有时就存在着冲突,二者的冲突通过合理配置陪审团的权力解决。刑事陪审团在个案中的无罪裁决具有终局效力,有否决法律适用的功能,使法治主义在个案中让位于民主主义,防止法律在个案中变成危害公民自由的恶法。但陪审团作出的有罪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需要经过法治主义的检测,这样可以防止危害公民自由的民主暴政发生。从陪审团的权力配置可以看出,陪审团制度虽是一项民主制度,但却以保护公民自由为优先价值目的,而并非司法民主。

审判中心模式下庭前会议程序的再造研究

本文以审判中心模式为视角审视庭前会议程序的制度状态与绩效,对其价值理念进行再平衡;从法律明确规定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优化庭前会议的启动主体、赋予庭前会议的程序性效力、强化庭前会议的诉讼权利保障机制,对其实践进路进行合理的再构建,目的是将有损庭审顺畅展开的障碍性程序问题于庭前排除,确保集中审理和庭审实质化。

论审判公开的障碍及其克服——以刑事审判为视角

审判公开是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审判原则,但由于存在诸多立法或制度上的障碍,以致未能真正加以贯彻落实。审判公开障碍的长期存在,有着多种复杂的原因。要有效地克服审判公开的障碍,既需要对审判公开进行理论重构,也需要决策者敢于正视问题,对现行立法进行修改完善,并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与创新。

论审判公开的理论基础

审判公开作为现代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的。从民主治国理论上来讲,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审判公开;从人权理论上来讲,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要求审判公开;从诉讼法理论上来讲,现代刑事诉讼的诉讼目的和诉讼公正的实现以及诸多诉讼原则的贯彻实施要求审判公开。

民事审判范围的扩张与限制

在诉审分立的制度中,民事一审法院审判范围应坚持诉审一致原则,包括诉讼请求在内的诉的要素决定着法院审判的范围。但在诉讼实践中,无论是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法院审判范围存在必要的超越诉的要素范围的合理扩张,包括法定的合理扩张和为实现诉权目的而作出的法理性合理扩张。即便如此,法院审判的范围不能随意逾越诉的范围自由审判,在诉权制约审判权的制度框架内,自然事实说的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的裁判主题,对审判范围具有约束和限制功能。

缺席审判制度正当性原理

当事人基于私法自治可以缺席庭审。立法就此设置的缺席审判制度需要获得正当性依据。缺席审判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正义,具体通过赋予缺席当事人有效的诉讼通知、审理过程中的单方辩论以及特定情形下的事后救济作为保障。

我国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研究

我国民事案件的爆发式增长加剧了"案多人少"的司法顽疾,繁简分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当下繁简分流改革在我国法院系统如火如荼地展开,民事案件分流的顶层设计与"地方经验"并进,但作用远未达预期,主要困境在于:繁简分流的标准不明、诉内程序运作失范。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之构建需以案件的繁简甄别标准为前提,并沿此搭建出分层递进、层层筛选的分流漏斗。前者要求法院综合考虑标的额、案件类型、案由、当事人合意等要素合理确定案件的繁简标准;后者则需对诉内简易程序、督促程序、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优化改造;此外,亦应注重诉外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使更多纠纷消解于法院外。

刑事二审程序“虚置化”的迷思与匡正

作为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环节,刑事二审程序既要有效监督刑事一审程序的运行,也应当实现对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救济。然而我国刑事二审程序的"虚置化"早已为学术界所诟病,从制度层面来看,案件请示报告制度、侦查案卷裁判主义以及发回重审扩大适用是刑事二审程序"虚置化"的内在成因;从实践层面来看,多组数据的复合考察业已表明,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并不足以充分、有效发挥监督、救济职能。刑事二审程序的实质化应当遵循整体视角下的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和独立视角下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完善相结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