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为例

中国三个地区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处理情况的调研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其中有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原因,因此,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不能仅限于证据规则层面的努力,而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改革,以推动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我国司法体制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研究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基于我国的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而设立的,有自己的特色: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主要集中在庭审阶段,同时贯穿于刑事诉讼的主要程序;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含义,是指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特定的非法合同证据及实物证据,而其中的非法合同证据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也包括证人证词和被害人陈述。我国不仅重视排除已经形成的非法证据,而且还注意遏制非法证据的形成。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要注意解决几个现实问题,即我国审判程序的庭前会议中是否应当排除非法证据,法庭审判中对非法证据是否应当"先行调查"、先行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与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适用与协调。

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难以激活的原因与对策

尽管越来越多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过程中采取程序性辩护的策略,要求法庭排除控方非法证据,但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完善的证明责任分配机制,以及辩护方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缺乏程序性诉权制约效果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往往因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而难以被启动。为了激活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进而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不仅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辩护方的证明责任和提高辩护方的举证能力,而且应该从程序性诉权的角度来看待辩护方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和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程序的立法构建

基于电子数据的特殊性,电子数据搜查扣押多采用"二阶段搜索模式"进行,首先搜查扣押电子数据存储介质,然后在存储介质内搜索电子数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电子数据可以作为搜查扣押的对象,实践中多以勘验、检查、鉴定等方式来收集电子数据。从权利侵害的角度,于存储介质内收集电子数据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公民的隐私权和财产权,成立实质意义上的搜查。有必要从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的对象、范围、程序的启动、搜查的程序和方式、违法搜查扣押的救济等方面构建我国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程序,规范电子数据搜查扣押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正本清源

目前,我国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错的制度",或者说,立法因出于某种所谓"循序渐进"的考量而任意篡改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背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然原理与规律,使现在的规则变形为一个"非法证据几乎可以不排除的规则",导致规则失去实效。为此,立法者应当洞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精神主线与内核,整套引进该规则,以保全其完整的结构与功能,否则,就仅仅是一场"立法秀"。

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证明责任研究

排除犯罪性事由在犯罪论中的体系地位不同,使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公诉事实的范围存在明显差异;而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案却十分相似,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证明责任原则上都由控方承担,被告人只承担主张责任或提出证据的责任。这种趋势的出现具有深层次的原因,随着规范罪责理论和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刑事诉讼逐步从私法残余中摆脱,形成了契合自身特色的证明制度。相似的分配方案既能适用于德日三阶层体系、英美两阶层体系,也就能适用于中国的犯罪构成体系。证明责任的分配与犯罪论体系的选择没有必然关联,中国对排除犯罪性事由的证明责任分配也应当建立在两大法系的共识之上,并进一步细化程序规则。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若干问题思考

在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我国"两高三部"于2010年5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反响很大,其中有不少质疑之声。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此进行研究与评析,厘清其中的立法与司法的冲突原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证据立法提供可资借鉴的意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适用辨析

2012年修订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遭遇了诸多困境。究其原委,既有司法体制机制的制约,又有司法人员的观念素质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混淆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违法证据的界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遭遇司法机关追诉犯罪与诉讼监督、放纵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职责冲突;非法证据证明手段作用受限,举证责任落实不够,证明标准把握不严;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实体、程序问题一并审理,裁决时机颠倒实体结论与排除结论的先后顺序等等问题需要从理念、规范和制度运行规则上予以解决。

试论刑事诉讼瑕疵证据及其证明力

本文通过对狭义瑕疵证据及其证明力的辨析,反驳了在此问题上的许多片面观点和认识,强调了现代社会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对人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对瑕疵证据一律不得采信,瑕疵证据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

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探析

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技术和专门性知识,诉讼当事人和司法人员不能对刑事诉讼鉴定意见进行科学评判。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鉴定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但目前法律对专家辅助人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粗糙,缺乏具体程序规范,这必然会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本文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功能为逻辑出发点,探析了该制度的基础理论、运行规则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

法理学视角下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立法问题研究

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立法存在问题是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的最主要原因。从法理学视角来看,这些问题表现为违背法制的统一性,法律的调整机制远未建立,立法技术欠缺科学性等,因此必须在刑事诉讼法再修订时予以完善,使证人愿意出庭作证。

从中美比较法视角检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程序性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新近《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之立法难免受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本文以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为视角,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关于证据排除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规定的立法内容,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内容进行准确认识和解读,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法医DNA证据的诉讼法视野研究

目前我国法庭对于检察机关提交的法医DNA证据,基本上"照单全收",视之为"铁证",法庭极少组织对该证据进行质证,辩护方也难以对该证据进行有力的反驳。但在实践中,因为法医DNA鉴定结论而导致错案的报道却时常出现在报端。如何从诉讼程序上避免法医DNA证据运用的失败?文章以诉讼的视角,从程序上考察法医DNA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全过程,探讨确保法医DNA证据可靠的程序保障之路。

冲突与平衡: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诉讼价值研究

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及应用都以实现一定的价值为基本点和归宿,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亦莫能外。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刑事诉讼需要实现的正义、秩序、效率等价值,也正是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所追求的价值。从法的价值冲突与平衡理论为视角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诉讼价值进行分析,有助于这一制度在立法上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试论侦查策略与欺骗取证的界限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发现客观真实;侦查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欺骗成分;应当以归责思想和被害人信条学为基本原理,建构欺骗取证的法律界限。

催眠术在太极拳中的应用

当今社会,催眠术已经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并且催眠术早早的运用在了体育训练中。

略论构建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当今日益复杂的犯罪形势下,污点证人提供的证据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较为完善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结合我国诉讼的实际情况,在我国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试点探索,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贯彻和坚持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助于消除"标定理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影响,保持与国际条约的精神相协调,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具体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法律效力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我们期待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社会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论刑事诉讼“两个基本”的证明标准

"两个基本"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定证明标准并不矛盾,没有降低证明标准,二者在实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应当长期坚持。基本事实清楚,要求定罪量刑的案件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则是指基本事实有合法的证据予以证明,且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两个基本"符合认识论基本规律,与我国现实的司法能力现状是相符合的,也为实践经验所证明是科学的。在适用"两个基本"的过程中,要理清与排除合理怀疑以及差异化证明标准的关系。

论侦查中冤假错案的遏制——以侦查讯问为视角

近年来,冤假错案吸引着人民的注意,刺痛着人们的神经,人们在谴责公安司法机关办案不利的同时,也开始质疑司法的公信力。通过对冤假错案的综合分析来看,其产生与刑讯逼供密不可分。因此,对刑讯逼供能否有效遏制,成为能否减少冤假错案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