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底层制度”冲突及消弭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为一项新兴的、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举措,是司法制度上的一项重要进步,同时也由于其仍在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疏漏。目前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法律规定不够细化,同时与我国的档案制度及《公务员法》、《兵役法》等法律存在冲突,未能衔接。但目前的研究均未能揭示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冲突、以及这些明显的冲突为何在现阶段未能得到解决。本文引进社会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力图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底层制度"设置来解答这些问题,在对制度实施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犯罪记录制度、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社区矫正制度、从业禁止制度以及社会综合管理制度等"底层制度"之间的冲突,并通过分析这些制度存在的价值以及运行方法从而为冲突的消弭提供参考。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权保障制度构建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保障律师辩护权具有特殊必要性,这是履行国际公约、保护人权的要求,也是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是贯彻有效辩护原则和更好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当前,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及律师辩护权保障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复核程序行政化,复核审理书面化,律师辩护权虚置化,律师诉讼主体地位模糊化,律师辩护权救济缺失化,法律援助缺位化。要想充分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作用,更好地保障律师辩护权,必须推进复核程序诉讼化改造,进一步明确律师辩护权的行使,扩大指定辩护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尊重和保障辩护律师诉讼主体地位,建立律师辩护权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