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背景下经济犯罪的新变化及其侦查对策

数字人民币支付方式给经济犯罪带来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使得传统经济犯罪手段变得更加容易被发现,从而有助于遏制经济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分子并不会坐以待毙,由此势必催生经济犯罪相应地发生变化,衍生出一系列新型犯罪手段。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查办此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优势,又要根据新变化采取新的侦查对策,提高侦查的科技水平,加强对资金交易的基础事实的侦查。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农村老年人邪教犯罪及其治理实证研究

邪教犯罪治理效果关乎社会秩序稳定和公民生命健康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邪教犯罪治理问题应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加以重视。老年人是农村邪教犯罪的主要群体之一,其产生的传播效应更不容忽视。农村老年人邪教犯罪呈现出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女性犯罪占比高、有违法犯罪记录占比高,与家人共同实施散发、传播邪教宣传品占比高、临近居住地实施非组织性邪教活动占比高等特点。邪教传播内容的迷惑性,加之老年人群体自身的被害性、农村邪教传播的便利性、刑罚打击效果的局限性,引发老年人群体从事邪教犯罪。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各方力量要完善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提升反邪教宣传效果、提高邪教犯罪侦查能力、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功能,以此消除犯罪内生因素,切断邪教传播外部条件,真正推动平安乡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我国电信诈骗治理的体制体系和执法绳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回应性探析

专项立法是完善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体制的有力举措,整合各方资源形成预防性治理合力。从治理的现代化与科学性角度来看,《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体现了对社会变迁的维度与治理体系应变性的有机整合。从现代法治的角度来看,对本法的理解与适用既要注意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扩张,认领本法的抽象性与有限作用力;又要确保充分施展其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预防、打击功能。这意味着,摒弃将法律适用平移为管理技术的简单化逻辑,警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贯彻实施中的过界与异化,思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中的定位,是当前该专项立法实施后的重要命题。

电信网络诈骗的叙事分析框架及特点实证研究——以某城区派出所电诈案件统计样本为例

本文截取某二线省会城市城区派出所半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笔录文本,采用叙事研究分析的故事框架,分析不同类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特点、情节节点及发展历程。利用文献法归纳电信网络诈骗的五种类型,对截取的小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质性研究采用“角色-情境-问题-行为-结果”的叙事结构框架,旨在深入还原并解构电信网络诈骗警情的特点和发展路径的差异性,分析电信网络诈骗发生的情境因素,提出反诈宣传策略。

回顾-反思-展望: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践犯罪学研究——以十年间582份判决书中2008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为样本

我国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义学的层面,有关犯罪学层面的研究相对缺乏,但犯罪学研究能够为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实招”。通过对2011年至2021年十年间582份判决书中2008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实证分析,探寻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核心要素。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呈现犯罪主体特定化、获利方式多元化、关联犯罪复杂化等特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针对性防治应当从特定人群的精准控制、特定手段的技术加持、特定财物的全面处理、特点行业的重点关注四个方面入手。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成因及预防——以“紧张理论”为视角

紧张理论为弱势群体犯罪社会原因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在紧张理论的视角下,刺激我国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包括主流价值观念带来的目标阻塞、贫富差距带来的相对剥夺感以及弱势群体自身脆弱性造成的心理崩溃。通过树立正确的社会观念、完善相应的分配和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可以有效地从源头化解“紧张”,从而预防弱势群体基于压力和焦虑产生的犯罪。

当前我国有组织犯罪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统摄了恶势力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犯罪三种不同的发展形态,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当前,我国境内的有组织犯罪基本得到控制,但其安全威胁已经从传统的经济、社会领域延伸至政治领域,动摇党的执政基础,造成政治权力异化,冲击先进民主制度,背离主流意识形态。为将其正本清源,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为遵循,构建新型反有组织犯罪理念,创新网络群众路线,推进基层反腐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健全反有组织犯罪综合机制。

走私珍贵动物及珍贵动物制品犯罪的情境预防研究

走私珍贵动物及珍贵动物制品犯罪多发生在边境地区,对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相较于案发后补救性的惩戒措施而言,开展案发前的预防介入可以有效地降低发案率、减轻侦查压力。放眼于长远,前端预防更能迎合生态文明理念。如何在走私犯罪前期进行干预介入,开展有效的预防是立法者、执法者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当思考的问题。情境犯罪预防理论作为犯罪预防领域的重要理论在国外已经获得了较为成熟地运用,近年来我国也在进一步探索该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在对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类案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情境犯罪预防理论的相关原理,提出此类案件侦查预防的可行性措施,在犯罪前端进行预警拦截或可成为与新形势相适应的侦查应对策略。

中国省会城市的交通肇事犯罪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交通肇事犯罪是造成道路人身伤亡事故的重要原因,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方法,分析中国F市2014—2018年5年间交通肇事犯罪的案件情况,发现F市交通肇事犯罪者以中青年低学历为主;对其时空分布特征剖析可知,在空间上,交通肇事犯罪存在一定路网依存性,以主干路网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周边路网递减。以三环内主城区和周边县城为主,主要集中在人口活动区,且在工业区和船舶码头存在一定聚集性,具有沿海区域特性。从时间上看,夜间为主要犯案时段,醉驾、私改机动车和飙车超速等为肇事犯罪的主要诱因。早高峰、上午和晚高峰时段,则与职住分离导致的人员流动有关。基于此,应充分运用“日间警力驻点值守”和“夜间多点巡逻”双模式,引导高聚集区向低聚集区借鉴有效监管经验,以期降低这一区域总体肇事犯罪水平。该研究可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提供理论指导。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罪犯间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构建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有益经验。监狱作为我国的刑罚执行机关,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特殊战场。当前,监狱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存在源头预防管控缺位、纠纷化解能力不足、跟踪反馈力度不够等现实梗阻,据此,可汲取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源头化解、柔性化解、协同化解的思想精髓,通过加强源头预防管控、打造立体化解格局、持续跟踪反馈巩固化解成效等一系列举措,探索构建“全周期”闭环解纷模式,加快推进新时代监狱罪犯间矛盾化解机制建设。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传销犯罪防控难点及对策探析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传销犯罪组织利用互联网,演变出金融投资传销、虚拟货币传销、商城返利传销等多种模式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使得网络传销犯罪行为呈现出更强的迷惑性、虚拟性和传播性。网络传销犯罪防控,存在着主动介入难、收集线索难、人员资金查控难和打击追责难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公安机关应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探寻对策,对网络传销犯罪预警监测、主动出击,完善数据驱动侦查模式实现精准查控,围绕电子数据建立证据体系,积极开展协作构建相关机制,以提升网络传销犯罪的打击防控效果。

高校“校园贷”乱象及治理对策

“校园贷”①既不属于金融领域严格的专业术语,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独立罪名,而是一系列、一大类涉及校园金融领域乱象行为的总称,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新型金融违法行为。乱象治理的困惑主要集中在因个体的差异性导致预防难、因手段的欺骗性导致发现难、因监督的被动性导致控制难、因组织的严密性导致审讯难、因行为的软暴力导致处理难、因流程的复杂性导致追赃难等。为此,“校园贷”的蔓延和趋势亟须引起关注和重视,可采取建立重点区域高校引导宣传机制、建立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和帮扶机制、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审查机制、建立最早最先发现的受理机制、建立公检法办案单位的会商机制、建立快速反应的追赃挽损机制等治理对策。

漫谈铲除滋生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土壤

近期,邯郸初中生被杀一案,引起社会震惊,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小人儿”的成长,是一个由“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缓慢转换的历程,也是由“动物世界”向“人类社会”长入的艰难过程。“丛林法则”——暴力和“冷暴力”是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挖掘陷阱,是阻滞他们长入“人类社会”而久留“动物世界”的毒瘤。震慑“小恶魔”,治标不治本。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五育并举”的教育改革精神,努力办好家长学校,对有关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管,违者严惩不贷。唯如此,才能铲除滋生“小恶魔”的土壤。

论未成年人司法在轻罪治理改革中的先行示范

当前,我国相关部门要重视未成年人司法的“探路先行者”作用,将成熟定型的未成年人司法理念和制度机制逐步运用于成人司法工作。可从转变轻罪治理理念,建立审前分流制度,完善非刑罚化处遇体系,营造包容的制度环境,推进诉源治理等方面进行革新,以实现理性平和、处理多元、刑罚轻缓、秩序稳定的轻罪治理效果,进而持续降低犯罪率。

法定数字货币的反洗钱价值探析

作为我国央行发行、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数字货币,其以区块链、分布式记账等技术为基础逻辑,是现行M0货币的数字形式。在当下传统反洗钱监管不足的形势下,法定数字货币算法中的可控匿名性、流向识别、交易识别等属性具备极大的反洗钱监管价值,能够在反洗钱领域实现超越现行监管机制的有效监管、经济监管、效率监管。但法定数字货币自身并不成熟,需待试点完成投入使用后及时修订配套法律法规制度,在市场手段的辅助下尽快构建起法定数字货币的流通生态。

浙江海宁市强奸与猥亵两类性犯罪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对比

基于浙江省海宁市性犯罪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了强奸、猥亵2类性犯罪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受人口和场所类型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强奸、猥亵犯罪均高发于19时至次日3时的夜间时段;强奸犯罪无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猥亵犯罪则呈现7—8月高发的单峰形态。强奸、猥亵犯罪均在商业区和住宅区集聚,前者空间集聚程度更高。人口密度、网吧、旅馆、KTV、足浴按摩店等是强奸、猥亵犯罪共同的驱动因素,而当人口与城市功能场所交互后,能更好地解释强奸、猥亵犯罪的空间分布。研究结果可为2类性犯罪的深入研究和公安机关的打防工作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司法视域下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机制研究

国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也要落实常态化扫黑除恶,并仍旧需要将重心放在农村。在北大法宝上检索出2018年至2020年间审结的福建省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案件100起,重新审视农村黑恶势力,其呈现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犯罪涉及农村资源、以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秩序犯罪居多、破坏基层组织和危害局部性的特点。在司法视域下,总结现阶段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机制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从推进司法治理制度化、司法治理标准化、司法治理规范化和司法治理智慧化四个方面,提升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两法修改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模式探析

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应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加强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又要合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强化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矫正,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正和“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需法法衔接,方能形成系统化的处置预防模式,从而构筑起从预防、处罚、挽救未成年人的犯罪治理新模式。

迷奸药用于性侵犯罪的防范难点与对策

近年来,迷药强奸案件呈现高发态势,其中迷奸药起了关键作用。在毒品亚文化的侵蚀下,犯罪需求与非法药物相结合,迷奸药借助隐语形式悄然进入互联网销售平台,成为不法分子用作性侵犯罪的工具。女性群体的天然易被害性、迷奸犯罪中存在的涉毒风险、市场监管的不完善以及犯罪既遂后警方侦查取证能力的不足使得防范这类犯罪遇到了不小的障碍。作为女性群体,应通过加强自我防护能力来避免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社会面的预防和警种联动可以抑制迷奸药的市场需求,通过完善对迷奸药的市场监管可以切断其供应链,如果迷奸犯罪事实已经出现,公安部门介入的时候,应通过提高侦查取证能力、深挖犯罪以求将迷奸犯罪产生的危害后果降至最小。

创立与衔接:服刑和刑满释放人员社会保险制度探析——以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为视角

社会保险关系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养老、就医等重要民生事项。刑满释放人员社会保险应区分被捕前是否缴纳社会保险等不同情形,再对应其回归社会后的工作、年龄等状况进行衔接。按现行制度,刑满释放人员在狱内服刑期间不参加社会保险。服刑人员的社会保险权利未被剥夺,在狱内服刑期间参加劳动生产,创造经济价值,这为创立狱内缴纳社会保险模式提供了条件。狱内缴纳社会保险应适用不同于常规的行业保险费率。在狱内缴纳社会保险模式下,刑满释放人员社会保险衔接存在两端衔接和社会保险费率转换等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