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参与审判对司法领域的影响研究——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为例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发展,人工智能也应用到了司法领域中。在庭审过程中,人工智能具有主持庭审过程、记录庭审笔录、进行证据推定、生成裁判文书等功能,并且还可以根据算法直接聚集案件争议的焦点。由此法官无须提前阅卷,避免了法官对案件先入为主,保证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过程。人工智能参与审判也可以推动司法公开和推进司法裁量统一,以促进“同案同判”的实现和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从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促进法律更加公平公正。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路径探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国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理应在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中得以体现。写作裁判文书应当准确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等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通过建立识别指引机制、培训提升机制、考评激励机制、监督管理机制、宣传推广机制,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刑罚执行一体化的基本步骤与风险应对

构建刑罚统一执行体制,不仅能解决现行分散型刑罚执行体制带来的积弊,更是中共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刑罚统一执行体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执行主体的统一,多元化和分散化的现行刑罚执行主体需要统一梳理并整合。刑罚统一执行主体的确定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宪法问题。必须解决刑罚执行权的权力属性定位问题,才能准确地将刑罚执行权统一赋予特定的国家机关。以宪法和行政法为视角,刑罚执行权是行政权中的司法行政权,是兼具司法特征的行政权,刑罚统一执行权统一赋予司法行政机关具备宪法上的合理性。完成刑罚执行一体化的任务,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执行机构的并转重组;二是执行权力的梳理重整。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路径可以概括为:两个转隶、两个剥离和七项重组。刑罚执行一体化改革将带来公安机关破案率降低、财产刑执行难度增大、监狱押犯数量增多等执法风险,直面风险,沉着应对,既是刑罚执行一体化改革的应然选择,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判决不同意见书的法律价值与制度建构——司法公开与裁判文书的创新

判决书中公开写明少数法官所持见解的结果与理由,符合民主的要求,让公众追踪法院评议过程并参与事后讨论,使“司法参与”成为可能,从而控制未来的司法活动,避免法院不当判决。判决不同意见书的制度规则应确立不同意见书的提出是法官的权利而非义务,并控制提出不同意见书的法官范围与事务范围,包括:不同意见一般应附具理由,禁止对法官做人身攻击,不得以批判多数意见为目的,应考虑提出的必要性,不同意见的提出时间应尽快与合理等。

文书提出命令的适用范围探讨

文书提出命令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第三人收集证据的主要手段。近年来,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其适用范围更是改革热点。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和方法相当不完善,因此,确有必要对文书提出命令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期促进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完善。

往返于事实和法律之间——析裁判过程和结论在裁判文书中的反映

裁判文书反映法律精神由其根本属性所决定,反映的方式既有直接方式,也有间接方式。裁判结果的推出需要三段论的法律推理模式,但又不仅限于此。理解事实与法律的缠结现象既是构建裁判理由的基础,也是裁判文书反映裁判过程与结论的关键所在。

未保价快递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效力之体裁检视

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一直是未保价快递赔偿纠纷中的焦点之一,我国学界对未保价快递格式条款已有实证研究成果,但是大部分实证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文章基于自建的未保价快递案例数据库,以体裁分析为理论框架,对裁判文书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发现在认定未保价快递限额赔偿条款的效力时,法官在法律适用的逻辑上存在冲突,且在法条文本特定概念的解释方面存在争议;除适用法条之外,法官还适用事实推定规则来判定格式条款的效力,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是否为认定格式条款效力的必选语步方面存在分歧。基于上述发现,文章针对性地对各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和实务解决路径,以期为完善快递立法、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提供参考价值。

谈法律援助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随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 ,其立法滞后的问题日渐暴露出来。根据目前的状况 ,通过立法程序 ,出台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援助法》或《法律援助条例》 ,不仅可能也非常必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构建与培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和凝练而逐渐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历史脉络,分析其内涵及逻辑关系、特征与价值,积极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育问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及实践意义。

推动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的平台,工作的重心应当是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信访工作的定位是"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应当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进信访工作,把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建设还待进一步加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升级增能的具体建议是:1.把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提升到协商民主渠道的高度精心建设;2.强化人民建议征集的应用性理论研究;3.构建人民建议征集与人大、政协工作互通对接的机制;4.探索主动专题征集人民建议的操作流程;5.更新观念,把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纳入智库建设;6.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信息公开;7.运用激励机制培育热心人民建议的好市民队伍;8.组织传统和新兴媒体共同宣传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公共政策评估视野下的程序公正

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往往过多地去探讨事实依据和现有的法律准绳。实体性浓厚的法文化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程序的虚无化。政策评估的价值只有通过程序的合理化与科学化才能真正实现。政策的前瞻价值要求我们在政策评估的程序方面实现公正化,为政策的产生与执行提供合理公正的运行模式。

司法笔录语言的语体特征

笔录的目的在于记载法律活动和法律事实,证实案件的真实程度。笔录是法律口语转换为法律书面语的再现形式,真实反映各种被问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用语习惯。笔录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语言运用形态,构成了笔录作为法律书面语的谈话体特色。由于笔录的不同用途,其法律语言运用有很大差距,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规范体式。

西安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问题研究——以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为例

通过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西安高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进行考察,以城市管理领域综合行政执法为切入点,总结出西安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存在执法依据散乱、高新区管委会法律地位尴尬、执法体系不顺畅、执法队伍建设不足等问题。运用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在进行理论反思和对其他高新区成功经验借鉴的基础上,认为应当通过立法划定执法依据,明确高新区管委会执法主体资格,同时构建权责清晰的执法体系,组建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使高新区既能够承载综合执法效能,又能够凸显其政策优势。

警察公共关系意识探析

文章从公共关系学角度探讨了警察公共关系、警察公共关系意识、警察公共关系意识的重要性以及提升警察公共关系意识的途径与方法,指出在数字化网络快速更新的情况下,警察只有更新工作理念与工作方法,才能转变警察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定位。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培训模式初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培训,是司法警察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完善司法警察①培训模式是在新形势下保证司法警察队伍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比美国警察及美国联邦法警培训,现阶段我国司法警察培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我国司法警察培训模式应从从需求分析科学化、师资构建多元化、内容设计实战化、物质投入夯实化等四个方面来加以完善。

提高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礼仪修养的必要性及途径

无论是执行安全检查任务还是刑事案件审判值庭任务,司法警察①都会在与履行其职权相关的执法执勤场合露面。司法警察的礼仪修养体现中国法治的文明程度,同时也直接影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司法公信力。司法警察必须依法守规,严格履职,增强意识,养成习惯,在教育训练中巩固礼仪修养。

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与司法公信力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包括定性论证、量刑论证、总结性意见和对控辩双方不同意见的采纳说明以及引用法律条文等内容。评价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优劣可从正确性、针对性、平衡性等方面进行。法官后语、附案件裁判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结案报告书论文化、规范说理制度等方式可以有效地辅助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切入点;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权威;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法官的素养和自律力。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解析与防控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警察警务保障风险表现为:未能将被告人安全、及时押解至法院,未能对羁押待审被告人实施有效看守、管理,未能保障法庭的正常审判秩序和人员安全,未能规范执行警务。为减少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司法警察应树立预防为主、艺术决策、多举并进、以警为本的防控理念,并加强远程押解、院外审判看管和值庭、规范化执法风险的防控措施。

司法评估的技术经济与法律特征研究

司法评估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其在理论研究和学科规范方面尚待进一步加强。就其技术经济与法律特征进行研究,有利于完善司法评估学科的理论体系,指导司法评估的实际工作。

广西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难题及其破解方略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趋势。近几年来,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加快,取得明显成效,但也遇到诸如基层社会治理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欠缺,法治监督体系不健全,基层组织、基层干部法治意识、能力不足,法治人才缺乏,农民法治意识普遍淡薄,法治宣传教育不深入等难题。应该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监督制度与机制,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建设等措施破解这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