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务公开的立法方式

根据各国检务公开的相关规定,可以将立法方式分为三大类。我国检务公开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公众在检务公开中的知情权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不同立法方式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原因和历史背景。我国检务公开立法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对涉诉性检务公开进行完善,二是通过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对非涉诉性检务公开进行立法。其中,在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之前可以允许地方先行立法探索。

从公案看涉检舆情应对机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司法个案因为各种原因进入公众视野,受到舆情的广泛关注而演化为"公案"。分析这些"公案",我们能够发现其共有的规律性特征:多为冤假错案、涉案被告人的身份呈现两极化、刑讯逼供问题广泛存在、网络成为主要媒介。"公案"的出现向涉检舆情应对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民意诉求、有罪推定、"命案必破"错误思想、公检法机关配合过度而制约不足等都是现阶段涉检舆情应对工作存在难题的深层次原因。本文通过分析"公案"及其成因,以期对建立有效的涉检舆情应对机制提供有益的思考。

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检察工作的实际需要不间断地制定司法解释,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为我国法治建设、社会治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合理性为保障法律统一、正确适用发挥法律监督作用;为填补法律条文的不完善作了积极贡献;为解决司法中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司法依据等。这些合理性因素充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价值所在。面对当前学界和社会部分人士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的种种质疑,需要从检察价值合理性、检察目的合理性、检察实践合理性三方面进行论证,以期待人们正确认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

“以审判为中心”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路径选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其影响是全方位的,将对各个诉讼环节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权过于膨胀,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权控制不力,且自我定位失当,产生了大量的配合性监督,以致监督效果明显不理想。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侦查监督部门必须通过转变角色、理清侦查监督工作的内涵、完善考核机制以及增强被追诉方的诉讼地位等方面的努力,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转型与升级,以适应"以审判为中心"新的诉讼格局。

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之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程序基本法的形式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蕴含了有效打击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等价值功能,对刑事侦查程序具有重要意义。应明确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为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和监督机关,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和期限。可以参考国际上的一些规定和成熟做法,建立我国的技术侦查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