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球站所的法律地位浅析

目前,月球活动正进入新的阶段——月球站所的筹备与建设。然而,现有相关国际法规范尚需完善,其中月球站所的法律地位是需首要考虑的问题。对月球站所法律地位问题的思考始于月球站所活动的特殊性: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长远目标,开展于天体之上,将对天体表面固定区域进行使用且产生事实上的活动范围。合乎《外空条约》的月球站所建设是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自由探索和利用月球的活动,不存在既排他又永久地使用月球表面区域的情形,且在互惠基础上对他国开放。为此,建议在国际月球科研站活动中考虑“非排他”和“有时限”二者择一的规范路径以履行相应的国际法义务,并且明确国际月球科研站对他国开放的“互惠”前提与“参观”范畴。同时,需将月球站所的四个方面作为判断其法律地位的具体考量因素,即月球站所的使用目的与活动范围大小,月球站所的可移动性,月球站所的使用期限以及月球站所信息的通知、更新与公开。

论备案审查意见的督促纠错功能

2023年《立法法》修改赋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法规、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或“认为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时,可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的职权。地方人大“备案审查条例”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审查意见”作为强化人大备案审查职能的一项重要举措,一方面,“审查意见”刚性效力远强于修法前的“研究意见”;另一方面,“审查意见”能有效督促制定机关及时纠错。作为备案审查外部督促手段,“审查意见”表现为以“沟通”“协商”方式,形成兼具法律和政治双重督促效果。为进一步强化人大备案审查中的督促纠错功能,还需明确审查机关“督促”与制定机关“纠错”工作联系机制,明晰“审查意见”的督促对象、督促内容、督促方式等具体细则。

“隔空猥亵”未成年人刑法规制的不足与完善

“隔空猥亵”行为隐蔽且持续,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且示范效应明显,容易引起群体效仿。目前,对于“隔空猥亵”行为的规制,学界在其侵害法益、出罪事由以及是否需要规定为具体罪名等方面存在争议。事实上,“隔空猥亵”行为已经类型化,可增添网络实名认证来锁定隔空犯罪主体,并对不同行为进行分类以准确确定罪行,配置刑罚。针对现行刑法不能完全规制的元宇宙“性侵”行为,刑法需要增设“网络性侵罪”,规制包括“隔空猥亵”在内的利用网络和现代科技进行的违法行为。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本刊组织专家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西南政法大学的实际展开笔谈。本笔谈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法治赋能助力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党纪学习教育应把握的“五个辩证统一”原则、优化治理机制以提升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超大城市“新兴风险”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措施,以期有益于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极融入服务大局,以铁的纪律护航党的事业稳健发展,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确保党的事业行稳致远。

中国—东盟跨境物流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RCEP的生效和各项跨境贸易便利措施的不断落实,中国—东盟跨境贸易的数量、质量和规模必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向好发展的同时,也要预防和妥善解决好与贸易有关的法律纠纷问题。物流当事人的识别、货物滞留或拒收是跨境物流弥久的传统法律风险,也是中国—东盟跨境物流中突出的法律风险,而无单放货则是RCEP背景下中国—东盟跨境物流中最应防范的现实法律风险。国际贸易术语的合理选用和适度拓展,商业保险的理性选择和适度创新,以及摒弃投机心理的非合规经营和订立合同时的超前预防,是防范和应对跨境物流法律风险的有效途径。跨境物流法律纠纷的解决,诉讼是要尽量避免的选择,和解与调解兼顾了经济和效率可供当事人选择。但对于不可避免的对簿公堂,仲裁理应成为涉外民商事案件纠纷解决的首选;对于小额纠纷,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定分止争中的功能和作用。

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事务的不断演变,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愈发凸显。本文探讨国家是否有权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问题,认为国际法并未明确排除面对武力攻击时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可能,同时指出尽管“不愿或不能”测试在维护受害国国家安全和非国家行为体所在领土国主权之间保持了微妙平衡,但这个学说缺乏学理支撑且国际上未形成法律确信,自卫权行使仍需遵循“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因此,在面临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武力攻击时,国家有权采取包括自卫权在内的必要行动来维护国家安全,但各国必须深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作,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保自卫权的行使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论无人海洋系统的国际法规制与我国的因应

无人海洋系统国际规制的难点体现在无人海洋系统自身法律地位界定、主权豁免、航行(或飞越)权等多个领域,而国际海事组织(IMO)无人船国际造法则代表着该领域的规则变革。无人海洋系统国际法规制困境,不仅因为无人海洋系统触及海洋治理的多个治理维度,而且因为其规制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规则碎片化和国际话语权不均等特征。我国未来应从加强无人海洋系统完善海洋治理能力、推进国际和国内法治建设三个层面予以因应。

WTO的未来:诸边协定是提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路径

随着全球矛盾的加剧,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对统一规则的接受程度在分化,通过开放的诸边谈判达成更多共识,是中国等WTO成员为解决WTO谈判僵局所采取的创新举措。联合声明倡议(JSIs)以创新的方式使谈判功能现代化,使WTO更具相关性和弹性,有助于恢复WTO在世界贸易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联合声明倡议采取开放式的诸边模式,则不违背WTO的多边基础,不违反《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一般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在无需对WTO规则进行修订的情况下,将联合声明倡议成果添加到WTO法律框架中的不同路径有:修改承诺表、纳入《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4“诸边协定”和制定软法。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提振多边主义的有效途径是通过诸边方式达成诸边协定,并使其逐步多边化直至适用于所有WTO成员。中国应把握好方向,制定好策略,对标联合声明倡议谈判成果,促进WTO谈判模式改革向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成员国报告制度的困境及应对

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成员国报告制度乃确保联合国成员国落实制裁决议的监测措施,它要求成员国定期向安理会呈递来文,报告本国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情况。安理会下设的制裁委员会负责法律判断,专家小组负责事实认定。实践中,由于制裁委员会强政治性、专家小组弱司法性的矛盾未能消解,政治干预、制约缺位、标准不一等问题始终存在,最终导致成员国报告制度深陷低效性和独立性的双重困境,直接影响制裁监测的效率。切实提高成员国报告制度与制裁效率,须通过规范重构、统一报告评估准则才能达成。

《美墨加协定》“毒丸条款”法律性质之辨析

《美墨加协定》第32.10条强行赋予缔约方不得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单向性义务。从性质上讲,该条款属于“驱逐”条款,而非“退出”条款,目的在于迫使缔约方与中国作切割,因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目前都未正式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政府官员也毫不讳言将此视为孤立中国的“毒丸条款”。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出的涉华贸易制裁新措施,我们需要正视“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背后的法律逻辑和随之而来的救济难度。在美国力图架空WTO规则的背景下,解析“毒丸条款”的非法性对于我们认清贸易保护主义本质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积极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来化解涉华贸易制裁带来的消极影响。

论海事调查责任认定的规范

海事调查责任认定是海事管理机构依法行使海上行政管理职权的活动,其最终结果表现为海事调查结论。在海事调查结论具有预决作用且无法司法救济的背景下,应当规范海事调查责任认定过程,从而提升海事调查结论的科学性。为此,在行政过程论的指导下,基于实践困境与规范需要,应当拓展现有海事责任认定过程的范围,把调查取证步骤纳入并嵌入初步结论控制。在此基础上,围绕海事调查责任认定涉及的调查取证、事实认定、初步结论作出和初步结论控制四个阶段,细化并明确各阶段的具体规则和特殊要求。

WTO国有企业相关问题:局限、趋势及对策

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不容小觑的竞争力量。为避免国有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扭曲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采取“利益接受者”与“利益提供者”两种范式对国有企业相关问题作出规定,形成国有企业的基本规则框架,但相应规则存在适用范围有限、约束色彩较弱及界定标准不清等缺陷,为确保国有企业公平贸易及合规经营带来法律障碍。新一代国际经贸相关规则以竞争中立原则为导向,具有扩展国有企业非歧视义务、强化商业考虑要求及透明度要求、发展非商业援助条款及确立例外与过渡条款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边贸易体系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改革方向。中国应以相应趋势为导向,通过参与国有企业规则谈判、争取例外与过渡条款、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国有企业信息披露义务等方法,应对国有企业规则变革。

《巴黎协定》下多边开发银行气候融资规则的改进

多边开发银行以与《巴黎协定》相对标为主要动力,在资金运作方面现已建立起一整套以共同原则为基础的气候融资规则,为全球气候融资体系注入了新活力。然而,气候融资规则的发展难以满足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与发展中成员国间的长期战略合作较弱,面临激烈的同业竞争压力及私营部门融资信任赤字等问题,多边开发银行当下的气候融资规则体系仍面临资金配置失衡、规则孤岛现象明显、细节性内容缺失、透明度不足等多重困境。在未来发展中,多边开发银行应持续推进与《巴黎协定》目标保持一致,构建统一气候融资规则标准框架,设计可量化、可对比的资金监测机制,并完善气候融资风险管理。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全球气候融资的关键行为体,中国应选择合适的国际气候治理路径,以高标准系统化构建气候融资相关规则体系,建立统一的气候融资管理机制,加强气候融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以积极影响国际气候融资规则的改进,增加气候治理话语权。

我国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问题研究

数字贸易作为当下国际经贸领域最具潜力的新兴贸易形式,不断助推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革,加速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演进,成为本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议题。我国在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的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与发达国家有关数字贸易的基本主张存在分歧;与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对接有待深化;参与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存在局限性。对此,我国应当以自贸试验区为承载地,加快完善国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以贸易协定谈判为平台,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更新,进而实现数字贸易领域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双向互动。

数字经济协定的新加坡模式探究

新加坡是最早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电子商务条款的国家之一。不仅其已生效的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都包含了电子商务内容,它还与其中部分国家缔结了专门的数字经济协定,对合作进行拓展和深化。这些协定的共同之处构成数字经济协定新加坡模式的基本框架,而差异之处体现了缔约活动的复杂性。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与欧盟以及美国相关实践的对比结果显示,欧盟现有协定关注的重点与新加坡有明显不同。美国的数字经济协定在相同条款上展现出更高自由度,但在数字贸易便利化方面不如新加坡。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具有时间早、水平高、内容全面等特点,这与它自立国以来采取的发展策略密切关联,更是植根于对自由开放市场经济的推崇以及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这也是其积极推动WTO框架下电子商务谈判的重要动因。中国与新加坡正循序渐进地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如果中国可以顺利加入CPTPP和DEPA,将把两国数字经济合作推向新高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绿洗”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绿洗”行为泛滥的趋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文章通过分析企业“绿洗”案例发现,企业“绿洗”有两种动因:一是基于声誉效益的外部动因;二是根植企业利益的内部动因。两者是导致企业“虚假性”“欺骗或误导性”“真实性”投机表现的根本动因。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式治理”模式和以欧盟指令为依据的“专门治理”模式是当前较为典型的企业“绿洗”治理方案。这两种企业“绿洗”治理模式为我国治理企业“绿洗”的法律方案提供思路。鉴于当前我国治理企业“绿洗”行为存在立法表达缺失、执法不严及监管缺失等问题,导致国内企业“绿洗”投机以逃避处罚的事态严峻。对此,本文提出从法律层面建立企业“绿洗”治理的统一界定规范、将企业“绿洗”治理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治理范式、强化消费者侵权诉讼补充公共规制、探索国际层面企业“绿洗”治理的一致性等建议,助力完善中国企业“绿洗”治理的路径方案。

《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框架下我国海事立法的完善

《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目前开放签署,该公约致力于解决船舶司法出售效力跨境承认问题。为做好我国加入公约的衔接准备工作,聚焦我国海事立法体系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与公约存在冲突之处,尝试对冲突原因与制度优劣进行分析比较,并提出国内法的完善建议。在实体法层面,对公约及我国法下司法出售船舶可否获得清洁物权效力做进一步明确,并对我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提出立法建议。在程序法层面,聚焦司法出售通知书的通知范围、司法出售的移交确认程序、船舶注销登记与重新登记程序等关键问题,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船舶登记条例》的修改提出完善建议。

晋察冀边区检察制度的实践探索与当代启示

晋察冀边区检察机关的设立先后经历了普通刑事案件检察独立模式向审检合一模式的转变,特种刑事案件则是采取公安科长兼任同级检察官模式。检察机关的职权设置包括侦查权、公诉权和指挥刑事裁判之执行权。晋察冀边区检察制度的建立受到大陆法系及苏联检察制度的双重影响,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且地方行政长官兼任现象突出,检察权行使主体采取普通与特种刑事案件二元模式,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雏形初步形成。晋察冀边区尊重检察制度的基本规律,并立足现实进行构建,检察制度专门化探索为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对改革开放之后检察制度的逐步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

《海商法》修改研究回顾及展望

当前中国学界、司法界和实务界对修改《海商法》达成了广泛共识,对《海商法》修改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海商法》的性质、修改程度等一般性问题以及内河运输、船舶污染损害、港口经营人等具体制度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为《海商法》的修改提供了重要的论证和参考。总体上《海商法》修改研究范围较广、研究角度和方法多样,然而现有研究分歧较大,海商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未来研究应在建设海洋强国和海运强国的战略背景下,体现对现代航运业发展的回应以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海商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借鉴域外法律制度时注重契合中国法律体系,最终促进社会各界对《海商法》修改各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推进修改工作有序进行。

航运标准条款解释研究

航运标准条款是由权威机构起草的、用于在特定航运活动下反复适用的合同条款,航运业高度依赖标准条款。由于航运合同具有形式上的复合性,而标准条款具有国际惯例的性质,因此标准条款不能完全适用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一般解释规则和格式解释规则,有必要对其解释加以研究。通过对相关标准条款与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认为航运标准条款在解释方法上应以文义解释为基础,用历史解释方法代替习惯解释,并在进行体系解释时赋予具体协商条款更高的效力,最后将被删除的条款作为解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