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污水排海海洋生态损害责任的法理性审视及应对策略

日本核污水排海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海洋生态损害的广泛关注与担忧。该行为不但违反了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及其东京电力公司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日本核污水排海海洋生态损害责任的归责以及责任主体成为后续事态发展的研究重点。就归责原则而言,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海洋生态损害责任应当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就责任主体认定而言,虽然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应当共同承担核污水排海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但责任主体实质上归属于日本政府。鉴于核污水对海洋生态损害的长期性和不可逆性,应重视推广海洋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引入预防性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动建立国际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等,以促进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转型、维护相关利益国正当海洋权益。

专属经济区海上维权执法视阈下海警部队性质研究

我国海警部队是武警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警部队成员作为武警部队的组成人员,拥有军人身份,在行使“海上安全保卫”时维护国家主权,享有军事主体地位;在行使“海上行政执法”与“海上犯罪侦查”职能时,则具备警事主体即行政主体地位。在专属经济区这类我国并不享有完全主权权利的海域中,海警部队行使职能之性质亟待学界明辨:在国内法上,海警部队所涉案件性质与管辖法院之理论、实务间尚有争议;在国际法上,海警部队职能所涵盖之海域范围亦有待比较法视角的研究。区分海警部队在行使不同职能时的身份,有助于明确海警部队的法律性质,在维护我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同时,切实保障涉海警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南海断续线的综合探讨

南海断续线自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得以确立以来,至今已有60余年,但是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均没有在国际上对断续线做出任何正式的声明和解释。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南中国海周边邻国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定均与我国的南海断续线存在重叠区域,不少周边邻国建立的油气井架位于断续线内,大肆掠夺我国海洋油气资源,使得断续线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模糊不清,如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我国南海诸岛礁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划定和资源安全战略,因此为保护我国的海洋权益,给断续线更进一步的明确说法已变的十分必要而紧迫。

北极公海渔业管理制度初探

气候变化下的北极渔业发展备受瞩目。由于缺乏针对性管理制度与管理组织,北极公海渔业管理面临着挑战,而北极5国在渔业管理制度构建中所表现的主导意愿使北极渔业管理更趋复杂化。虽然未来北极公海渔业管理有很多可能的模式,变幻的自然环境、复杂的北极地缘政治、北极与非北极国家之间的博弈使北极渔业管理的走向未明。但是,本着实现北极渔业资源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北极与非北极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才是构建合理、合法北极公海渔业管理制度的前提。

我国远洋渔业涉外安全事件及安全生产的保障措施研究

远洋渔业是我国海洋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远洋渔业涉外安全事件表明,我国远洋渔业安全生产保障机制仍有待健全。国家对全球渔业资源快速衰退的现状认识有待加深,远洋渔业的发展缺乏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并且产业结构单一、管理松散。为了促使我国从远洋渔业大国向远洋渔业强国转变,切实履行渔业资源保护的国际法义务、合理借鉴远洋渔业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依据国内、国际远洋渔业的具体形势及时调整我国远洋渔业的产业结构和战略布局、引导渔民有序地转产转业、健全远洋渔业法律体系、完善远洋渔船监控制度等是必然的路径。

试论北冰洋公海渔业管理中北极5国的“领导者”地位

2014年北极5国以北冰洋公海渔业管理"领导者"的姿态在其联盟会议上达成北冰洋公海渔业临时措施协议,并着力向国际社会推广该协议。北极5国在北冰洋公海渔业管理方面表现的"领导者"姿态由来已久,同时排斥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管理机制的构建,其单边主义行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本论文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鱼类种群协定》为视角,论述北极5国北冰洋公海渔业管理"领导者"地位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的应对。

论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管辖权——兼论我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规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管辖权,同时又对沿海国管辖权的行使做出了诸多限制。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刑事立法管辖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公约》的限制性规定。与《公约》的有关规定相比,我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规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和签字国,我们理当积极依照《公约》的规定,结合我国管辖海域内外国船舶污染的现状,完善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

从有效管理向强化主权诉求的又一范例——论析加拿大西北航道主权诉求的有利因素及制约因素

北冰洋海冰随着气候变暖加速融化,北极西北航道通航成为可能。加拿大在西北航道管理及主权诉求过程中,加大航道安全及污染防治等航道管理力度,以环境保护名义通过国内法间接谋求其西北航道主权地位,并使其国内法相关原则成功在国际法中得以体现,从而为本国赢取了航道管理的有利因素。但是,悬而未决的西北航道主权之争,航运法律体系的缺失,航道通航服务设施的落后,政府的不力等制约因素,使加拿大西北航道的管理之路和主权诉求困难重重。本文认为,西北航道法律地位问题尚未定论,其主权归属仍存变数,这无疑是加拿大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海事法院:问题与出路——兼论其他专门法院

当前我国专业法院尤其是海事法院在案件受理、管辖与管理体制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法院系统的科学发展和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以海事法院为中心,分析存在的问题,对现有对策做出反思,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解决问题之所在,指出海事法院乃至专门法院的出路在于理顺管理体制,将其彻底归入现有地方法院的管理体制之下。

关于国际海底区域法律制度的研究——以保留区及平行开发制为中心

保留区是"平行开发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海底管理局的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及其实体就保留区的勘探开发享有优先权。国际海底管理局通过的《"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和《"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对保留区制度进行了变革,这给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带来不利影响。发达国家的实体"借壳上市",恶意抢占保留区的勘探开发权。中国宜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积极考虑参与保留区的勘探开发。

“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东盟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构建

南海是周边国家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但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等人为因素和自然灾害,南海的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情况堪忧。根据国际法,南海沿岸国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区域合作对其加以保护,以实现南海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内部主导力量的缺位,各国对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政治意愿与行动有限,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建立进程十分缓慢,至今未见其成。东盟作为最早推动合作的区域性组织,在该区域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发展方面的影响和作用至关重要;而中国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和资源利用国,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和与东盟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共同构建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法律体系、组织设置与具体制度安排,形成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长效机制。

论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

对于是否应当构建公海保护区,各国存在较大分歧。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从理念、内容和执行层面,两者的关系可以解读为自由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习惯权利与条约义务的关系以及船旗国管辖权与沿海国管辖权的关系。通过对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之间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和相互平衡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承认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之间的确有矛盾,另一方面也表明矛盾发展的结果将形成一种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新秩序。如果能够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两者关系中的矛盾,那么就应当支持公海保护区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域中的国际海洋法治演进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以及新中国外交实践一脉相承。由于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全球治理语境下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海洋法治领域具有天然的可融性。各时代海洋大国的政策实践及相关理论的完善对国际海洋法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联合国在组织和编纂海洋法方面成果突出,以国际海事组织为代表的涉海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在推动具体海洋法律制度的形成中发挥积极作用。极地治理、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以及以海洋酸化为代表的全球性海洋环境问题应对等方面的国际法律规则制度构建,可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未来促进国际海洋法治发展的重要领域。

北极航道航行自由争端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随着冰雪消融,北极航道通航区域逐步扩大,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就航行自由展开角逐,至今仍无定论。加拿大、俄罗斯辩称北极航道是其内水,实施排他性管辖,否认他国船只的无害通过权和过境通行权。美国则打着"航行自由"旗号,肆意游弋于北极航道,挑战俄加两国的管辖权。我国是近北极国家,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应积极参与北极航道治理,将北极航道定性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证成北极航道军事演习具有非法属性及军事测量自由是相对性自由,对海峡沿岸国和使用国的权利义务越位进行矫正,合理限定"冰封区域条款"在北极航道的适用,积极参与北极航道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打造"冰上丝绸之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海盗的惩治

以介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行为的界定、海盗行为的管辖原则及登临和紧追为基础,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这些问题规定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建议。

海权的国际法释义——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海权是国家主权的自然延伸,是一种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法权;海权是国家在海洋中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一种安全权和自卫权;海权还是主权国家的发展权。随着国际海洋新秩序的确立,国际社会应该重新认识和定位海权。我国政府应维护我国的海权,推动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对海洋保护区工具价值的审视——以马来西亚在南海建立海洋公园的法律分析为例

促进海洋保护区建设合作是推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切入口,但是应当警惕,海洋保护区可能被寄予了超越其工具价值的政治期许。马来西亚在卢康暗沙“设立海洋国家公园”的举措,虽然以环境保护为名义,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加强对南海争议海域和地物的占有和控制。马来西亚的这一举措反映了世界范围内海洋保护区建设普遍面临的矛盾,即在海洋保护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作用不断得到重视的同时,各国的利益分歧使有效的海洋保护区建设合作难以达成。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于海洋保护区实践,积极促进国际层面、争端海域中以及管辖海域内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与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现实需要、理论驱动与中国因应

南海生态环境与资源面临巨大压力,建设海洋保护区被认为是保护海洋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重要方式。南海周边国家存在岛礁主权归属与海域划界争端,导致开展务实合作缺乏坚实的互信基础。南海周边国家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南海命运共同体”场域基础上搁置争议,以利益共同体(共同开发资源)和责任共同体(共同保护环境)为基本内核,设立南海海洋保护区。中国宜采取“两分法”建立南海海洋保护区:在非争议海域参考美国做法建立大型远洋群岛海洋保护区;在争议海域参考地中海行动计划采取“框架公约+附加议定书”的“综合-分立”模式建立海洋保护区。

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证据链构造

传统上,对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我国学界通常以历史证据和地图证据主张作为论证的逻辑起点,缺乏结合证据规则进行的论证。在论证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时,应当对证据主张的逻辑与证据链构造逻辑予以区分,并可借鉴国际法院适用的证据分量大小认定规则,确立“历史证据/相关条约”作为论证钓鱼岛归属中国的逻辑进路,辅之以其他层级关键证据,赋予其决定性分量,以构造出拥有钓鱼岛主权层级结构分明、环环相扣的完整证据链,历史证据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共同确证了钓鱼岛主权回归中国,构筑证明钓鱼岛主权属中国所有的总证据链的第一子证据链;中国对钓鱼岛进行有效管辖及其相关证据构成第二子证据链;中国、日本和第三方证明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地图等证据,构成第三子证据链。

海上反恐与国际海运安全制度研究

海上恐怖主义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海上恐怖组织或海上恐怖分子以暴力手段,从事危害海洋安全,危害船舶以及船上财产和人命安全,危害港口设施安全的恐怖活动。海上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同时又有着密切联系。美国"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活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纷纷制定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海运反恐立法方面,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的反恐国际安排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构成了国际海运安全制度的主要内容。我国作为海运大国,同样面临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我国亦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重构海运反恐立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