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中善意协商义务的适用方法研究——基于国际法院实践样本的分析

善意协商义务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一基本国际法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多个国际法院案例确认为重要义务甚至具有国际习惯法的地位。但由于善意协商义务天然所具有的模糊性,在国际公约和国际法院案例中,并没有明确列举满足该义务的具体要求和审核标准。在国际法院所有涉及“善意原则”的案例中,有超过60%的案例都涉及善意协商义务,国际法院将其作为最主要的善意原则的具体适用形式。在这些案例中,国际法院不乏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与立场,但整体来看国际法院在审查国家是否满足善意协商义务时,通常要求当事国应当按照既定的谈判流程真诚而有意义地进行谈判,不可仅仅是走形式,并应当考虑到各方的合理利益并作出相应的妥协与让步,不得无合理理由延迟协商、拒绝沟通并固执己见。在多个案例中的国际法院管辖权确立阶段,国际法院认为满足善意协商义务应当是诉讼前置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另外在有可能涉及他国利益的跨境损害案件中,国际法院要求善意协商义务应具体体现为及时通知利害相关方并及时作出信息共享披露与协商行为。

场域视角下网络间谍的国际法规制

网络场域中间谍的国际法规制既涉及不同国家治理标准间的碰撞,也涉及对现有国际法律制度的突破。国际社会对间谍行为是否应建立统一的规制标准尚未形成共识,美国力推的区别对待网络经济间谍和其他网络间谍的“两分法”备受关注,但其法理逻辑漏洞明显。当前各国国内法的规定差异较大,现有国际法规则难以有效解决网络间谍问题,国际合作局限性显著。推进网络间谍的国际法规制可以示范法先行,明确各国可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的路径协调缔约国法律冲突,建构“实体规则”对网络间谍罪与非罪作出规定,并在“最大限度合作原则”“充分合作原则”指引下,明确国际合作的方式、条件和机制。

“保护的责任”:国际法院相关司法实践研究

"保护的责任"自提出以来,迄今已在政治层面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在法律层面特别是可操作性层面,国际法院通过对《灭种罪公约》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提出了"作为一种义务存在的干涉"这样一种新观念,强调了所有公约当事国所应承担的"预防责任",间接地回应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8条,也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回应了"保护的责任",特别是其中的"预防责任"。通过这种回应,就使国家基于"保护的责任"而采取的某些干涉行动具有合法性。这种回应,将会深刻地影响到国家的行为模式。面对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有必要调整自身外交策略。

索马里海盗引发的若干国际法问题

肆虐的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劫船行为已经对当代国际法多个分支产生了挑战和冲击,带来了若干亟需解决的法律问题。国际社会必须在预防、制止和惩治方面完善对付海盗和武装劫船行为的国际法体系,包括推动武装劫船行为概念的普遍化、更多依赖1988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及其2005年议定书、澄清适用于武力打击海盗和武装劫船行为的国际人权和人道法的类型和内容、以及探索对海盗行为进行公正有效制裁的刑事审判模式。

论当代民族自决权内涵的更新

民族自决权的演进轨迹反映出的历史规律是每当民族自决权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它的内涵都会发生一次重大的更新,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以适应当时国际社会的历史环境。在今天,民族自决权存在理论上的瓶颈与实践上的混乱,应当再次更新其内涵。作为其内涵更新的重要方面,当代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应当更明确自决权的主体资格与行使条件,更强调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障,更重视内部自决权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否应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上)

自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7月1日成立以来,批准和加入该国际法院的国家已达104个之多。我国由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虑,至今还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但尽管不是缔约国,中国应对《罗马规约》中的规定,其中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以及国家与法院问题等,都要进行细致研究。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它涉及国家主权。加入还是不加入,或是什么时候加入?主要应从如何对维护国家主权更为有利方面来考虑。《罗马规约》在国际法上比较特殊。它里面关于法院管辖权及其他方面的规定,就是对非缔约国也会产生影响。对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应该有一个权衡,应该在弄清法院管辖条件,起诉启动机制以及程序特点的基础上,对我国是否应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作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探究——以利比亚情势为视角

在利比亚战争期间,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等人发出逮捕令,对卡扎菲政权的灭亡以及被追捕的有关人的生命、自由产生巨大影响。利比亚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国际刑事法院的各项诉讼活动仍在进行。通过利比亚战争期间国际刑事法院的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依据、行使的方式和结构,同时也证明了国际刑事法院在处理重大国际事件,特别是国际罪行中的重要性、权威性、公正性和独立性。

试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联合国政策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

自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其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中加强了同联合国的合作。奥巴马政府的联合国政策是美国在面临新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下做出的重大调整,加强与联合国的关系有助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保持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评述了奥巴马政府新的联合国政策,分析了美国对联合国体制改革的参与和产生影响的实例。认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联合国实践会对当今国际法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论对外关系法视野下的欧盟混合协定

混合协定是欧盟对外关系理论与实践中所产生的独特的条约类型,是欧盟法中自成一类体系的国际条约。混合协定对加强欧洲一体化的整体框架做出了贡献。混合协定按不同的标准分类可以划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其适用实践伴有一定的消极因素,但并未妨碍混合协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实际价值。按照欧盟混合协定的缔结和实施程序,欧盟机构与成员国在混合协定中负有共同行动和更紧密的合作义务,并由欧盟法院的司法机制所保障。混合协定在现阶段的欧盟法体系中依然具有合理性。这也就表明欧盟与其成员国在某些权限事项上的对峙与博弈局面仍将持续下去。

论国际救灾法中的效率原则

在国际救灾过程中,抢救和保护生命、健康、财产、环境的紧迫需要使救援效率成为国际救灾中的首要追求。这一要求必须在救灾法中得到体现。效率原则就是要求重大灾害发生后,国际社会应当以最快的速度提供国际援助,而受灾国则应当尽快地作出救灾响应,在国际救灾人员的签证、工作许可,资金、物资、设备等的建立账户、通关、运输、储存、分发、等环节作出快速有效的安排,实现救灾效果最大化的目标。然而,在当今国际救灾机制中,阻碍这一原则实现的因素还有很多。加强国际救灾参与者之间的协作,建立不同层次的合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直至消除影响救灾效率的这些因素,实现快速有效的灾害救援,是国际救灾法应对的重要课题。

国际机制司法化模式的治理失灵——基于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进程的分析(1980-2010)

国际组织中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调节国家间争议、和平解决国际纷争意义重大,目前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发展出一套类司法体系的治理模式:受理投诉、评审违规行为、发布约束性制裁。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大量研究集中关注司法化的效用,忽视司法化对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自身的影响。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历时性分析显示出司法化程度加深会引起成员国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对该程序的消极抵抗,且发展中国家也无法获得追求的预期。司法化加强带来的非预期结果抑制了通过谈判达成和解的灵活性也提高了自身受游说的风险,同时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造成了制度本身的削弱。

论WTO宪政对争端解决机构法律解释的影响

有关WTO宪政的论断不断出现在学者的著述中,同时也受到WTO成员方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准司法的争端解决机制促使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以超越职权,能动地进行"司法造法"。而事实上,无论是WTO的宪政安排抑或是具体法律解释规则的规定,都限制了司法能动的发生。

利用签名印章伪造亲手签名笔迹的鉴定方法

长期以来,因签名笔迹独有的证据价值,其在实践中被伪造的情况最为频繁。近来出现一种特殊的伪造方式,即当事人将他人亲自书写的签名镌刻成印章,印压在文字材料上形成兼有印章印文特征及手写签名笔迹特征的印文。此类印文极易被误认为签名笔迹,若案件的争议点在于该签名是否为其本人书写,那么鉴定过程中就要考虑采用该方式伪造签名的可能性,由此,便需要鉴定人在充分认识此类印文痕迹特点的基础上,发掘相应的特征并对其加以鉴别。

国际争端之和平解决新论——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视野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国际法上所要恪守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然而,在国际法的实践中,各国在和平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国际争端方面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国际争端或冲突各方没有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深刻理解关于国际争端或冲突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歧异或冲突所致。因此,各国只有充分认识到跨文化交际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重要作用,才能使得彼此之间业已存在的各种争端或冲突得以顺利的解决,从而达到各国和平共处及友好合作的目的。

新加坡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修改之比较

比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各自仲裁规则的修改可以发现,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规则的修改实现了统一化和国际化,全面管理型机构仲裁的特征更加明显,仲裁员的选任制度更加趋于完善,新增了独特的争议焦点备忘录制度;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格的修改依旧保持双轨制,力求改革平稳,确立轻型机构管理运作模式,进一步强化中心的机构管理职能,赋予仲裁庭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仲裁员的任用仍旧关注国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仲裁解决机制探析

中国与东盟签订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法律保障,有效促进了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该协议中仲裁机制是作为一项解决争端的核心机制来设计和制定的,但实施中可以发现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未能在争端解决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其需要扩大适用范围、完善仲裁员制度、设立常设仲裁庭、积极发展行业仲裁,才能更好地解决贸易争端,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发挥制度对实践的引导作用。

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兼评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战后安理会实施的经济制裁一方面给受制裁国发出了要求或强迫其遵守国际法的警告,而另一方面,在实施制裁过程中给受制裁国带来人道主义灾难,妨碍而不是促进人权,从而削弱了经济制裁的效力。因此,联合国在经济制裁中也应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依法治国背景下侦查取证措施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以“鉴定”取证为例

"鉴定"作为一项侦查取证措施颇受关注。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逐步落实,以及鉴定人出庭制度的完善和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健全统一,需要立法解决的鉴定问题日趋复杂,鉴定相关立法层出不穷。然而,有关鉴定立法的冲突和矛盾时有发生。基于刑事证据证明标准的高要求,为了保证"鉴定"取证的科学性和合法性,正确解读与"鉴定"取证相关的法律法规,探讨"鉴定"取证措施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新的应对措施与科学合理的对策,尤其是"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制度,对于发挥鉴定的价值和指导实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保护的责任:利比亚问题的国际法实践研究

自从2001年干预及国家主权委员会的《保护的责任》报告问世后,保护的责任理论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经过多年的发展,保护的责任有比人道主义干涉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外延。2011年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被称为保护的责任理论的首次实践。保护的责任理论对安理会军事干预的合法性提出了六个标准,若运用该方法来对利比亚问题进行实践研究,此次多国部队军事干预利比亚的合法性难免要受到质疑。

论欧盟航空排放交易体系域外管辖的合法性及中国的应对

欧盟航空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不但客观上增加了国际航空运输的成本,而且涉嫌将欧盟对航空排放的管辖权扩展到国际公共空域及其他国家空域,同时该指令也因违反了一系列GATT实质性规则,从而构成WTO框架下的贸易限制措施。虽然该体系遭到许多国家抵制,但在国际民航组织建立的全球碳排放交易机制正式运转之前,欧盟坚持单边主义的碳排放管理政策不会改变。由于欧盟航空排放交易体系的实施对中国影响甚大,中国坚持在多边框架内解决航空排放问题的同时,也应尽早建立自身的航空排放交易体系争取在航空排放问题上同欧盟相互豁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