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绿洗”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绿洗”行为泛滥的趋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文章通过分析企业“绿洗”案例发现,企业“绿洗”有两种动因:一是基于声誉效益的外部动因;二是根植企业利益的内部动因。两者是导致企业“虚假性”“欺骗或误导性”“真实性”投机表现的根本动因。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式治理”模式和以欧盟指令为依据的“专门治理”模式是当前较为典型的企业“绿洗”治理方案。这两种企业“绿洗”治理模式为我国治理企业“绿洗”的法律方案提供思路。鉴于当前我国治理企业“绿洗”行为存在立法表达缺失、执法不严及监管缺失等问题,导致国内企业“绿洗”投机以逃避处罚的事态严峻。对此,本文提出从法律层面建立企业“绿洗”治理的统一界定规范、将企业“绿洗”治理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治理范式、强化消费者侵权诉讼补充公共规制、探索国际层面企业“绿洗”治理的一致性等建议,助力完善中国企业“绿洗”治理的路径方案。

《巴黎协定》下多边开发银行气候融资规则的改进

多边开发银行以与《巴黎协定》相对标为主要动力,在资金运作方面现已建立起一整套以共同原则为基础的气候融资规则,为全球气候融资体系注入了新活力。然而,气候融资规则的发展难以满足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与发展中成员国间的长期战略合作较弱,面临激烈的同业竞争压力及私营部门融资信任赤字等问题,多边开发银行当下的气候融资规则体系仍面临资金配置失衡、规则孤岛现象明显、细节性内容缺失、透明度不足等多重困境。在未来发展中,多边开发银行应持续推进与《巴黎协定》目标保持一致,构建统一气候融资规则标准框架,设计可量化、可对比的资金监测机制,并完善气候融资风险管理。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全球气候融资的关键行为体,中国应选择合适的国际气候治理路径,以高标准系统化构建气候融资相关规则体系,建立统一的气候融资管理机制,加强气候融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以积极影响国际气候融资规则的改进,增加气候治理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意义

全球问题需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靠国际法治,全球气候治理概莫能外。若没有国际法准则下的减排义务履行和气候责任承担,则全球气候治理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因当前国际法治仍以“自身利益优先”的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气候正义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民主“赤字”难以克服,协议形成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难以实现。面对上述困境,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该理念中,平等互利国际法意涵为各国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保障弱小国家的平等权利;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法意涵为治理引入同理心,以实现高质量民主;法律道德意涵为各国履行气候责任提供约束,以弥补国际法强制性弱的不足。

碳达峰碳中和对全球气候治理国际法律责任体系的重塑

全球气候治理无法适用既有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和不加禁止行为的国家责任,且不能将一国政府对国内公民承担的气候治理责任视为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因而亟须在国际法中建立适应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责任机制。这种责任机制的构建应以实现气候正义为根本目标。其中,最基本的正义和平等是保障国家、地区和个人的生存权,而不是优先发展。违反“保持控制升温1.5摄氏度国际义务”,将会产生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责任。这种义务的履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该义务符合国际习惯的构成要件,本质是国际合作中产生的义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有效合作,需要创设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合作法律义务,包括事先合作义务和事后合作义务。国家未履行该国际合作义务,应承担国家预防责任、国家预防—补偿责任、国家补偿责任。这种气候治理分层式国家责任并不是制裁机制,其兼顾了各国的利益诉求,是国际合作博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实施相对方便,能有效督促国家积极履行碳减排国际合作和预防义务,弥补国际碳市场的缺陷,有利于促进国际强制碳减排目标有效实现。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落实为国际义务。

“双碳”目标下航空碳排放国际规则的中国因应

“双碳”目标是我国向世界传递的中国致力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力信号,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担当,对此需要法理上予以回应和制度上予以保障。在航空领域,我国面临着“双碳”战略目标、欧盟航空碳排放税和承担更大国际责任三重压力。从航空碳排放全球治理来看有三大启示:国际统一规则缺失是客观现实,征收航空碳排放税是必然趋势,构建航空碳排放市场交易机制是应然选择。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驳斥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指令的合法性,尝试通过提起诉讼或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采取“积极引领,有限担当”立场,坚持在国际民航组织主导下遵循“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循序渐进原则推动航空碳排放交易国际规则体系的构建;再一方面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思路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法治模式,创新优化国内航空碳排放交易制度。

碳排放数据造假的信用规制

碳排放数据造假严重影响碳排放数据质量,不仅损害国家公信力,而且阻碍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运行。通过社会信用体系来规制碳排放数据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体现了信用规制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工具的价值,并具备充分的理论与制度依据。但实践中碳排放数据造假的信用规制仍暴露出诸多问题,集中于立法的缺位以及执行、监管机制的不足。结合提升碳排放数据质量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需要,提出从碳排放数据造假的信用规制法律体系、信用评价联动体制机制、信用监管机制予以完善的优化路径,其中应蕴含绿色金融重要理念,旨在加快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实现的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协调路径研究——以碳排放交易机制为视角

为落实《巴黎协定》的减缓气候变化要求,我国、美国、欧盟确立“双碳目标”,其中我国向全球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及欧美根据各自国情通过不同国内法治积极履行《巴黎协定》自主贡献义务,但欧美的部分碳减排国内法治可能符合该协定的规则,而可能与WTO规则不符,构成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因此,“协调推进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是解决中美欧有关气候国内法治差异性的新范式,也是我国为全球气候治理模式进一步提升作出的智慧贡献。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碳标签运行之法律规制

碳标签主要是指产品碳足迹标签,其运行依赖政府支持、市场推动、企业参与三大支柱。规制碳标签的运行,应以低碳、公平、效率为目标,应处理好法律属性、推进方式、规范选择三个焦点问题。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为保障碳标签健康运行,有如下三点建议:第一,根据我国实践明确碳标签认证的法律属性和主管机关;第二,明确碳标签运行以我国法定碳排放计量标准为基础;第三,由国务院颁布“碳标签运行促进条例”。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环境法律争端:预防与化解

中非合作全面深化,建筑业和采矿业长期位居对非投资前列,其环境影响性和资源依赖性,导致企业屡陷环境法律争端。因此,构建对非投资环境法律争端的预防与化解机制尤为必要。建议以环境法律风险预防原则为前提,在投资审查和融资信贷过程中坚持绿色原则,提前规避争端;以替代性争议解决为手段,依托国际调解和仲裁机制,加强第三方争端解决的执行力;谨慎使用当地司法救济解决环境法律争端,合理承担责任,有效保障权益;尝试构建国际环境法庭,积极参与中非环境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战略环境评估制度的发展及其实施

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正式确立了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开展战略环境评估的制度。欧美国家先行由国内法对战略环境评估作出界定,从而在新的国际协定中回收了“定义权”。海洋战略环境评估的引入,对于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重大,但也面临战略环境评估内涵与实践的多样化、国际规则碎片化和实施主体国际化等诸多挑战。中国应充分认识战略环境评估作为一项程序性机制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与特点,完善海洋法战略环境评估制度与实践,引领协定实施和相关话语权。

可持续航空燃料的规制现状、挑战与展望

可持续航空燃料(SAF)属于航空替代燃料,以可再生生物质或废物资源作为原料,减排效果明显并且可以直接与传统航空燃料混掺使用,被视为中短期内实现航空零排放最有效的途径。为了统一规范,综合推进航空减排,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将航空燃料的可持续性标准纳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6,但该标准没有充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总产量有限,生产能力的地区性差异较大,各个国家和地区关于可持续航空燃料的规制呈现明显的差异化趋势,这将进一步加剧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并且可能与国际贸易规则、国际投资规则产生冲突。为了避免由发达国家垄断标准,中国需尽快建立起系统协同的治理框架,不断提高相关产业规则的国际合规性,鼓励引导多元主体进入市场,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治理,帮助建立更加安全、公平、便利的国际可持续航空燃料制度体系。

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责任的省察与重构

转基因农作物越境转移可能对输入和输出的国家和地区造成损害。在其法律责任问题上,既有学说从污染者负担原则出发,认为转基因农作物越境造成的损害应排他性适用民事责任。从规范分析角度看,此种观点具有局限性,污染者负担难以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而被证成;相关国际条约并未明确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的责任形式,而是允许缔约方适用现有国内法或者制定新的法律去解决。依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及时充分赔偿原则应为统帅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责任的法律原则。依照该原则,面向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排他性适用民事责任不具有正当性,应当以民事责任和国家责任为核心构建类型化的责任体系。应依照因果关系的确证性对相关事实进行类型化区分,对因果关系可在经营者层面确证的损害适用民事责任,对不能确证的则适用国家责任,同时还应通过立法补正和法律解释的方式推动类型化责任体系在规范层面得以实现。

国际航空碳减排措施下的航空碳排放争端解决路径研究

为了推动国际民用航空绿色低碳的进程,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出台了“一揽子”措施,包括技术型降碳和市场机制降碳——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一揽子”措施目前还处于初步试行阶段,其中,由于CORSIA具体实施的环节牵涉主体较多——ICAO、国家、航空公司等主体之间的交集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际争端、私人当事方之间的争端、混合争端三类争端。然而,传统国际和私人层面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专业能力、权威性、管辖权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主导“一揽子”措施的ICAO理事会成为理想的争端解决平台。但ICAO理事会所主张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84条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组织结构的缺陷多年来并未真正发挥其司法职能。尽管ICAO理事会已经将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提上日程,但考虑到“一揽子”措施引发争端的复杂性质以及争端解决的最终目的,充分发挥ICAO理事会的行政职能并在ICAO理事会下设立一个常设的争端解决委员会将是一种更为可行的选择。

人权法语境下的气候变化损害救济:挑战与进路

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为止面对的最为严峻的环境挑战,亟待完备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然而,气候变化侵害固有的累积性、全球性和间接性等特征,使其规范性诉求和体系性关照需求凸显,而人权法之于气候变化救济具有不可或缺的范式和适度价值。具体体现为“扩权型”“程序型”以及“创权型”三种演进路径,这为气候变化救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在实体性环境权缺失的情况下,将人权法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仍依赖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这也为实践操作带来诸多障碍。基于此,未来须摒弃环境法体系和人权法体系中的二元论范式,构建二者结合的一元化体系,协调气候变化归因的科学与法律方法;明晰气候变化域外人权义务的范围;厘清国家与企业的人权尽责义务;推动国际人权法体系的“绿化”,以健全气候变化损害救济机制。

国际环境法主权规制研究:义务本位的规制路径及其实现方式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的“绝对主权”与全球环境治理一体性之间的冲突,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主权让渡理论无力解决国际环境法中国家主权规制不力的问题,也难以促进国际环境法体系适应全球环境问题变化所需的良性变革,让渡主权会破坏主权的完整性,降低主权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效率,并且缺少接受让渡的适格主体。应当在维护国家主权权利完整性不受侵犯的基础上,确立国际环境问题治理规则体系的义务本位,并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要求国家主权接受相关国际法规则中的义务约束。义务本位的确立应当重视国家责任制度,注重发展一般性义务规范及其国家责任,还应重视一般国际法体系的建设,在法律模式选择上,不盲目追求“强制度”路径,以“弱制度”“强约束”的目标效果指导国际立法实践。

WTO核污染水产品进口限制案的外溢效应及我国的战略选择

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不仅会破坏海洋环境,被放射性物质污染过的海洋生物也会对人类健康造成间接危害,埋下巨大隐患,日本诉韩国水产品禁令案实际是两国核心利益间的冲突。韩国政府为维护本国国民的公共健康权,而日本政府则为保障本国产品的出口贸易,维持当地渔民的正常收入来源。这就出现了公共健康权与贸易自由之间的冲突。首先,我们梳理日本诉韩国水产品案的主要历程。其次,从三方面分析导致案件裁决结果发生反转的主要原因:公共健康权和贸易自由之间的冲突,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以及《SPS协定》的争议规则。最后,我们将对中国处理类似案件提供学理支持,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同时也关注我国公众健康权的保障。

淮河流域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进路探析——以安徽淮河治理为分析样本

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治理七十余载,绕不开寻绿、护绿、增绿三方面。探寻淮河生态发展的演进理路,可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思想等方面进行溯源;实践探索从生态治淮绷紧防汛减灾责任弦、生态立淮打赢碧水保卫战、生态兴淮打造生态经济新标杆等三方面展开;发展进路从着力点、切入点、发力点等三方面予以关注。

北极环境治理的法律路径分析与展望

北极国家的国内法不足以充分完成北极环境治理的任务,既存的国际法律、软法和相关机构在北极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实现对北极环境跨部门的、整体性的、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治理。欧盟和美国将在北极环境治理中发挥与其他北极国家有所不同的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很难解决北极环境治理问题。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北极理事会要实现对北极环境的综合治理需要改进其结构,促进环境法原则的实施,并最终形成稳定的,具有约束力的习惯法。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利益诉求,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发达国家借TR 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UPOV公约;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受CBD理念的影响,正积极寻求一个UPOV公约框架之外的更适合本国农业发展水平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国应立足国情,在适当汲取UPOV公约1991年文本精华的同时,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引入CBD理念,不断提高国内育种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境外环境行为法律风险及应对策略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在境外的一些环境行为时常违背沿线国家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由此引发的环境风险主要有环境准入风险、环评审批风险、环境诉讼风险及环境责任风险。究其原因,主要由国内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协同度不高、缺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保协同机制及企业环保意识不强所致。基于这些问题,文章提出要整合国内环境责任条款,提升法律层级、确定法律适用顺位来优化国内环境法律供给体系;利用“求大同存小异”的方法提高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协同度;建立专门的环境沟通、监督及争端解决的协同机制;建立正反激励机制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等,以应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境外环境行为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