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产抵押涤除权:法国法的经验与启示

涤除制度起源于法国,旨在抵押物流转后阻断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在抵押物的价值低于被担保债权时,涤除制度的缺失将导致抵押物难以流转。在涤除程序中,如果可以保障抵押物以市场价格转让,则可平衡各方利益,实现物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为此,法国法一方面规定涤除金额为受让人受让价金(或者无偿受让人的提议价格);另一方面,抵押权人认为涤除金额不足的,可以启动公开拍卖程序。实践中,涤除的适用率很低,但这并不能否认其制度价值,因为涤除权的预防功能大于它的实际价值。在实务中,当事人一般会选择制度成本更为低廉的“协议涤除”,即在公证人的协助下抵押债权人放弃涤除,接受价金物上代位。立法者吸收实务经验,于2006年将“协议涤除”纳入民法典,并规定只有在协议不成时,才适用传统涤除程序。涤除与“协议涤除”相配合,较好地平衡了各方利益、实现了物尽其用。我国《民法典》承认抵押物的自由流转,未赋予抵押物受让人涤除权,《民法典》相关制度不能完整、高效地代替涤除制度的功能。

数据治理中“打包式”知情同意模式的再检视

[目的/意义]“知情同意”模式一直是数据处理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但其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现实困境。我国《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尚在持续完善之中,我国要深度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就需要关注“知情同意”的有关问题。[方法/过程]以谷歌公司因涉嫌违反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而被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开出巨额罚单一案为考察中心,从算法的特征、个人数据的多样性以及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间的关系三个角度揭示“知情同意”模式存在的问题,从案件焦点回归现实困境,寻求改良现有“知情同意”模式的方法。[结果/结论]一方面要强化数据控制者的责任与义务,从外部监管、内部优化以及事后救济三个维度补充“知情同意”模式的效力,另一方面要引入“动态同意”模式,稳固“知情同意”模式的法律基础。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法制新思考

基于地缘、族缘和亲缘等因素,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源远流长。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中越边民跨国婚姻必将有增无减。当前,因为遭遇一定的制度障碍,也因为现有制度执行不到位,中越边民跨国婚姻家庭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婚姻家庭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要使这种跨国婚姻走向正常化,中国政府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制,重点是完善跨国婚姻中的临时居留制度、永久居留制度和入籍制度。

涉外离婚案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各国积极争夺涉外离婚条件的管辖权，其原因在于各国国内法中关于离婚的条件及确立离婚管辖权的标准不同。解决管辖权方面的法律冲突，一是缔结有关离婚案件管辖权的国际条约，从根本上消除这方面的冲突；二是在国内立法上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管辖，同时采纳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避免产生冲突。在无人管辖的情况下做出一些补充规定。最后，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并采用“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最终避免和消除管辖权的冲突。随着各国逐步放宽离婚条件，涉外离婚也变得越来越容易，管辖权的冲突也将得到缓解。

反思“雪花”啤酒案:商业贿赂本质的误读

在"雪花"啤酒案中,工商行政机关将啤酒公司向销售商提供现金、进场费等以销售产品的行为认定为商业贿赂。但这一从利益诱惑的角度来认识商业贿赂的观点并不正确,混淆了一般商业促销、有奖销售与商业贿赂之间的界限。商业贿赂的本质在于职务利益上的交换,是行贿方对可以影响交易的对方职员、代理人的收买。因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从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两个方面界定商业贿赂,并以职务利益交换作为认定违法的标准,从而避免与正当商业促销行为相混淆。

FTA框架下传统知识保护模式研究

国际组织在传统知识国际保护方面条约编纂工作的进展缓慢,以及双边FTA谈判在成员国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的相对容易性,致使持有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国家热衷于通过签署FTA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美国、中国以及欧盟在与拉美国家签署FTA时,分别持有反对、保持协商和积极赞同等三种不同阶段的立场;相反,与美国、欧盟以及中国签署FTA的拉美国家则在传统知识保护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正确认识传统知识的未来战略意义,对领土内传统知识及其相关遗传资源宣布主权,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完善相关国内法律制度是树立FTA战略的根本基础和保障。

和谐世界视野下共赢性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

以TRIPs协议为核心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已经引发国际社会一系列重大矛盾冲突,如TRIPs协议妨碍了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TRIPs协议没有有效制止生物海盗行为,TRIPs协议损害了各国当地社会尤其是土著社会控制他们自己的基因资源、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能力,TRIPs协议限制了获取专利药品的机会和能力并关涉到健康权的合理有效享有等。通过检视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嬗变,揭示发达国家种种极端利己主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从建立和谐世界的角度,借助博弈论透析构建共赢性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建立和谐世界的重大意义,论证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应遵循的"共同而有差别"的指导原则,从体制内修订规则和体制外造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共赢性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

越南民法典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古代越南曾经是我国的版图,其法律制度难以避免中国法的影响,民事法律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18世纪越南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在十字架和大炮的软硬兼施之下,越南民法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全面西化。1945年,胡志明把越南的法律制度带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其所代表的意志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2005年《越南民法典》集历史经验之大成并移植各国之经验站在了历史的顶峰。也许越南民法典的制定过程及其民法典本身能对我国正在制定过程中的《中国民法典》带来一些启示。

菲律宾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知识的立法及对中国的启示

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知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今其保有却不断受到威胁。菲律宾不仅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规范生物勘探的法律,而且与此相适应,制定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传统知识的专门法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菲律宾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立法形成立体交叉模式,建立了堪称世界上最为完整的生物多样性及相关知识的法律保护体系。菲律宾经验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立法几近空白的中国具有深刻的启示。

美国影视作品著作权担保融资制度的新发展

很难想象在国产电影屡创佳绩的今天,家底丰厚的制片方华谊兄弟也被迫选择了著作权质押融资之路。这本可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融通资金的最佳案例,却因法律环境以及相关中介机构的缺失使得此次值得惊喜的融资实践异化成一个令招商银行揪心的风险管理之旅,凸显出我国著作权担保融资体系的诸多不足。美国有效且成熟的著作权担保融资制度为美国电影制品的全球性成功输出提供了强大助力,其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立法研究

传统意义上,继承的目的是为了抚养被继承人的亲属,防止继承人因为被继承人的去世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其体现的是一种家庭伦理关系。为了维持这种伦理关系,各国法律一般都对遗嘱继承施加了较为苛刻的条件。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个人自由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家庭伦理观念逐渐衰落,当事人意思自治逐步进入涉外遗嘱继承领域。我国立法中还没有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引入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立法中。同时,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时,也不必一味地强调适用法院地法保护公共秩序,而应该严格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运用。

“直接适用的法”论要

"直接适用的法"是从国际私法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分析其特征的基础上,对"直接适用的法"的定义进行重新界定是十分有必要的。"直接适用的法"与国际私法中的其他相关概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2011年4月1日开始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在我国首次确立了"直接适用的法"制度,对该规定的性质、强制性规范的识别以及"直接适用的法"与意思自治、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关系都应当准确把握。

中国—东盟非法跨国婚姻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广西凭祥市为例

中国与东盟国家边民通婚较为普遍,但存在没有依法履行婚姻登记程序、外国妇女没有中国国籍、影响边境地区稳定等问题,需从开展普法宣传、加强流动人口监管、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解决非法跨国婚姻问题。

论文化遗产法律制度中的隐喻——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为例

隐喻是以一物指他物的常见思维模式,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中的各种讨论充斥着这种思维方式。目前,学界对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仍处于一种自发而不自知的状态,故无法避免隐喻所带来的弊端,这些弊端在文化遗产法中尤为明显。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存在着较多讨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为例,可以较好地阐释隐喻这一方法对文化遗产法律研究的贡献及其所带来的弊端。据此提出扩大概念所隐喻对象的范围、探讨具体制度的构建、考虑事物背后的价值取向等建议。

从身体损害到精神损害——华沙体制之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华沙体制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经历了从身体损害到人身损害,从从伴有身体损害的精神损害到单纯的精神损害的争议,逐步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争议远没有结束。我国国内司法实践认为无论是否具有身体损害的精神损害都是可赔偿性的损害。

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互联网调整基准法》的基本内容及对我国互联网管理立法的启示

介绍和分析了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互联网调整基准法》的基本原则和调整机制。在互联网管理立法中,我国应当对互联网的管理采取适度原则,尊重互联网建立和发展所依据的原则和规律,注重保障公民和法人使用互联网和获取互联网信息的自由;应当明确国家负有鼓励发展和使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义务,并承担保障所有使用者平等获得互联网服务的义务。对通过互联网实施的法律行为,应当按照行为实施时主体所在的地点和时间来确定,并采用地域管辖原则(属地管辖原则)。同时,域名登记机关可以涂销违反本国立法或者他国公共秩序的域名,或者由管理员用于从事本国立法所禁止活动的域名。

从比较法角度看继父母子女关系

现代社会 ,离婚率的上升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离婚而带来的新型家庭模式———重组家庭 ,在许多国家已成为一个亟待法律规制的社会问题。由于重组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关系 (即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 )具有复杂性 ,如何调整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各国的立法与实践存在差异。一般来说 ,普通法国家对重组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采宽松主义 ,法官和立法者通过扩大“父母”的法律概念的做法 ,将那些实际上起着“父母”作用的人纳入“父母”的范畴 ,并在他们之间创设了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而大陆法国家则采严格主义 ,对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规定了严格的条件 ,并将继父母与生父母的法律地位加以区分 ,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仅具有有限的权利和义务。尽管如此 ,最大程度地保护重组家庭中儿童的权益 ,仍然是国际社会和各国立法的一致目标。

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土著传统知识集体权利问题

土著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具有集体性,而国际知识产权侧重个体权利的保护,因而集体权利问题构成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土著传统知识的主要障碍。但是,无论从相关国际条约还是从国际社会的实践看,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是开放和创新的体系,能够突破集体权利障碍而有效地保护土著传统知识。

试论互联网上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管辖权

首先阐明了互联网特性和知识产权特性之间的矛盾引发出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管辖权冲突,然后分析论述了互联网的全球性扩张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管辖权的确定带来的困难和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初步提出了对我国近期的立法建议和对管辖权国际统一的展望,以期最终达成一个《互联网上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管辖权公约》。

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20世纪末,全球兴起一股同性恋婚姻平权热潮。基于现行有效的婚姻实体法以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婚姻效力冲突规范对婚姻仍未有性别界定,无法直接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冲突规范援引准据法来调整涉外同性婚姻家庭关系,建议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中对婚姻效力冲突规范的解释中增添同性为适用主体,并在识别问题中灵活运用域外法识别;另外,在涉及涉外同性婚姻效力的承认时,对案件的实际情况加以细分,依照适用外国法的结果是否跟本国公共秩序背道而驰来弹性援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处理,或者根据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法律来审理。如此相较于盲目全盘地以公共秩序保留来否定同性婚姻在中国的效力更切合国际人本化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