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辅助地方立法的应用与规制

我国地方立法权随着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扩至所有设区的市,随之掀起地方立法热潮。但目前地方立法的质量普遍不高,存在诸多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为地方立法开辟新路径。基于互联网及大数据的人工智能,能被应用于资料检索、立项论证、立法公开与意见征集、辅助草案起草、立法后评估与备案审查。与此同时,当人工智能被应用于地方立法工作时,需要确立"辅助原则",规范人工智能地方立法程序的选用标准,限制人工智能地方立法程序的算法,以此来规制人工智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人工智能开发的理念、法律以及政策

当人工智能因深度学习而从他律系统转化为自律系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连锁反应不断进行的情况下,黑箱化和失控的风险会不断增大.'透明社会'与'黑箱算法',这是数据驱动社会的一对根本矛盾,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为此,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适当的、合理的、充分的规制,确立人工智能开发的规则、伦理以及政策就势必成为极其重要并非常紧迫的一项课题.国务院印发的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式制度安排以及九条主要原则,与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是相洽的;但在不同价值取向发生冲突时,怎样决定取舍的元规则和优先顺序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为了在甄别和防范风险的同时保护人工智能开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必要更多地采取软法方式,而不是简单地提高硬法的惩戒力度.

司法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人工智能具有人类法官不可比拟的优势,但也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即无法应对不确定性,不具有人类常识常情,以及无法进行价值判断。司法人工智能的基本运行逻辑是基于历史数据基础上的预测,既包括基于类案裁判之历史数据的同案预测,也包括基于法院或法官个人裁判历史数据的个性预测。在同案预测中,司法人工智能有助于实现司法统一,但不一定能实现同案同判或依法裁判意义上的形式正义,更可能与实质正义相矛盾。在个性预测中,“法官画像”的现实主义逻辑可能与实体公正背道而驰,“买卖法官”的商业偏好逻辑必然侵蚀程序公正的理念。因此,司法人工智能无法实现司法公正,目前它的合适定位就是司法裁判活动的辅助手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概念之重构——以党内法规法属性定位为视角

在中国党政一体双轨权力结构中,软法说、国家法律说等均难以对党内法规的法属性做出准确定位,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义法概念不但具有紧迫性,且切实可行。鉴于党在权力结构的重要位置,应将传统法概念中的“国家”修改为包括党组织的“公权力机关”,“国家强制力”修改为包含党纪的“公共强制力”,从而为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应当是指特定公权力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公共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规范体系。

区域法治文化的心理学发展进路

文化认同在区域文化心理与区域法治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区域法治文化认同是特定区域内因符合广大民众的内心需要而被普遍认同并遵循的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和法治精神等。正是在研究这种区域文化心理需要与区域法治文化的相互作用理论和作用机制中,关于区域法治文化的社会心理认同研究成为可能。基于这种可能,从认同理论出发,以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建构主义等心理学视角分析区域文化心理与区域法治文化的潜在内联,对应得出基于心理学视角的区域法治文化的发展进路之关键在于法治文化被普遍需要且得到广泛认同,发展进路之核心在于民俗习惯的养成,发展进路之两翼在于隐性环境和显性环境的构建。

人工智能体法律主体地位的法理反思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巨大风险引发了对机器人能否具备法律主体地位的追问。从法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上的"人"一方面应当拥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规范条件),另一方面实际具备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意志能力(事实条件)。从根本上说只有生物人同时满足这两项条件,法律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作为法学辅助概念的法人是生物人的集合,能通过"归入"的技术与生物人的行为建立起联系,也能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相反,动物因不具备规范性认知能力而无法完全满足事实条件,也不符合规范条件。机器人更接近于动物而不是法人,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既不可能也不可欲,它无法、也不应当承担独立责任。在法律上为机器人行为负责的总是人类自身。

人工智能、法律解析与未来法律实践

法律人工智能经历了从法律专家系统到论证检索和认知计算的转变。法律解析为论证检索和认知计算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法律解析是使用语言的统计的和机器学习的技术从法律文本数据库中提取有意义的知识和模式。法律解析实现了自动表示法律概念和关系、信息提取和挖掘与论证相关信息的目标。法律人工智能将法律实践带入人机协作时代,人类与计算机彼此执行最擅长的智能活动。人工智能时代涌现了一大批法律应用程序,他们将极大地改变律师的工作方式和法院的运作方式。

社区老年人意外跌倒危险因素分析及预防对策

目的通过对北京市三里屯社区老年人跌倒特征的调查分析,为制定相应的社区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随机选取社区老年人480人,调查过去1年内的跌倒情况。结果老人跌倒发生率为22%;女性居多。跌倒多发生于上午;以行走中滑倒、绊倒致跌倒为多。常见跌倒损伤为浅表伤和骨折;跌倒后,害怕再次跌倒的占七成。跌倒的老人大都患有需长期服药的慢性疾病。结论增强防护认识、积极防治老年疾病发生、做好社区老年人保健护理。

《实践论》对大学生家国情怀与法治观念养成的启示

新时代的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既要注重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树牢家国情怀,还要做到知法守法、知行合一,让法治观念扎根心中。《实践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之一,其所包含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对于大学生家国情怀和法治观念的养成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刑法的理论联系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刑法的理论联系主要体现在法的本质、犯罪本质、刑法原则、发展方向四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明确了资产阶级国家法的本质是阶级意志性、国家意志性、物质制约性,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发展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本质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刑法重要内容的犯罪受到社会现实与物质基础的双重制约。马克思主义在对资产阶级刑法原则批判驳斥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刑法原则,并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为我国现代刑法的前进方向作出了重要指引。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的法律转化与法律证成理论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一生的研究重点在于法律论证理论和认识论,特别是法律与正义上的融贯理论,在《作为合理性的理性:论法律证成》一书中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法律转化与法律证成理论。在他看来,法学结论、司法裁决等既可以在法律语境之中充分证成,也可以在它之外加以证成。前者为"法律语境内充分证成",其建立在既有的法律传统之上;后者为"深度证成",它们作为商谈之最佳化条件下尽可能根本的证成而被法律人视为正当的前提提供某种支持或者批判。他成功地将法律解释的分析与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核心的哲学、道德和文化问题结合起来。

理论、场域与未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争论的研究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是中国法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体现了中国法学研究的独立性与自觉性。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具有多重维度,二者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我国法治发展的阶段性。由于法解释资源的短缺,作为法学基本研究方法的法教义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由此,社科法学填补了法教义学缺位的真空地带。未来在共享法治基本理念的基础上,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将会互融互通,待法解释资源供给进一步充实后,法教义学将会获得更大的理论空间。

疫情风险治理的风险逻辑与法律因应

突发的新冠疫情对应急管理和风险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需要反思的是法律作为风险管理工具是否符合现代社会的风险逻辑。依照贝克的观察,传统工业社会转入现代工业社会后,风险发生的逻辑与社会的主题均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传统工业社会以短缺为特征,社会的主题是财富生产,相关的法律制度以漠视风险为代价换取财富增加。而现代社会则出现过剩,社会主题由财富生产转为风险防范。随着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的主导,风险的发生越来越无法确定、无法预测并且日益呈现出脱域和人为的特征。传统的建立在确定性基础上的风险控制技术和制度已经无法应对不确定的现代风险。因此,作为对付现代风险的工具,法律需要因应现代风险社会的风险逻辑作出调整,如进行弹性规制,扩展与多样化责任范围和因果关系等。同时,法律在应付风险时,应当恪守法治原则,保持基本法律原则的稳定,平衡风险防范与人权保障。

权利的发现——罗马法中权利概念的萌芽

在罗马法中已经产生了权利的"概念",它所缺少的是对权利的"定义"。罗马法把个人从古代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对公法和私法作了明确的区分,这种区分构成了保障个人权利、反对政府侵犯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实现了"ius"从正义向权利的词义转换,一个与正义不同的、主观意义的权利概念产生了。

网络社会的法哲学思考

网络是人类在认识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通讯技术,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是其精华。网络社会就是使用这一技术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交往方式。网络社会的存在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拟的。网络社会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缩小了交往的时空,使我们的交往更便捷、省事,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法律人应认识网络的这种二重性,既要充分地利用其优越性,又要认真地研究其所带来的问题。网络社会的"法"是社会化了的网络规则,它是传统社会法律的新发展。因此,网络社会的"法治"并不是对原有法律的否定和抛弃,而是在对原有法律认识的基础上创制网络社会的法律规则,并在社会治理中把它们统一起来,依据和尊重所有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注意其使用的不同维度。

司法与民主的对冲与平衡:对司法问责的审视

司法问责植根于司法与民主之间对冲和平衡的原理及实践。司法问责中包含着司法问责的正当性、司法问责的主体、司法问责的事由、司法问责结果等基本内容,并在类别上体现为法定性问责、公权性问责、社会性问责,而司法选任和司法惩戒则合力构成了司法问责的制度性基础。司法问责的理论内核表现为意图对民主权力行使同司法权合理运作之间的边界和维度进行有序勾勒。任何一国司法问责的具体操作都需立足于自身政治体制中司法与民主之间的现实基础,而逐步对司法权属性和运作、国家权力配置和格局、问责基本内容和要求等予以合理审视和考量。

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法理逻辑与实现路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陆法系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界限已经日趋模糊,越来越多的民事纠纷中夹杂着非平等和类权力因素。宪法中基本权利的调整范围蔓延至市民生活的领域,影响到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此产生了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在宪法实践中,基本权利具有主观请求与客观法秩序的双重属性,由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引申出的国家保护义务理论构成了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理论基础。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可以从三个层面引入中国宪法建设的实践中:其一,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不便直接援引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但是法院得通过民法中的概括条款或一般法律概念来传导基本权利的要求。其二,在将来具备合宪性审查机制的情况下,在宪法诉讼中,合宪审查机关得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条款而对民事关系进行调整。其三,在立法中,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形式贯彻宪法基本权利的精神,调整失衡的私主体之间的关系,确保民事法律关系的实质平等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立法研究

自然灾害综合防治是国家总体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立法是我国自然灾害防治理念、防治方式、防治结构转变的必然选择和有效保障。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立法应从过程的长度、灾种的宽度、机构的高度三个维度展开。同时,也要注意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的限度,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结合地方实际推进大类综合防治和体系化综合防治立法,更好地发挥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立法在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的重要作用。

二元法治观的价值困境及方法论应对

价值诉求的不同造成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的反复辩驳,也造成了二元法治观的价值困境。形式法治追求法的安定性价值,排除了正确性价值;实质法治虽给予法的正确性以足够关注,却无法提供平衡法律体系封闭与开放、安定性与正确性之间的方法。解决二元法治观的价值困境,既要认识到法治是内涵双重价值的整全性实践,还要在方法论上证成法治,在立法和司法上借由法律方法的理性论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定性价值与正确性价值的平衡。

后果主义审判:源流、思维特征与理论定位

对于后果主义审判的思维特质,理论界存在着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为了消弭人们对后果主义审判的理论误读,有必要对后果主义审判理论追根溯源。通过系统地梳理霍姆斯和波斯纳法律实用主义审判理论,尤其是波斯纳针对德沃金、卢班等人的批判意见所作的自我辩护,不难发现经由波斯纳系统阐述的后果主义审判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对不同类型、相互对立的系统性后果进行权衡的法律发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