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探赜

莫友芝是清道咸年间贵州的诗文大家,他的纪乱诗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丧亡的社会现实,具有“诗史”品格。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具体表现为诗注互补、诗史互证、忧国忧民和实录时事四方面。莫友芝的“诗史”思想与其人生境遇、师法杜甫以及自身谨于治史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握莫友芝的纪乱诗的“诗史”品格,一方面可以对莫友芝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借此以深化对宋诗派诗歌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了解贵州历史细节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辑佚、考证与民族主义文艺研究

从文献学视角切入民族主义文艺研究颇有意义。一是通过辑佚、考证,对于学界关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的发起者的判断进行梳理、辨析,认为所谓"中国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者"就是以傅彦长、朱应鹏、叶秋原、黄震遐等人为代表的组织和参与者。二是结合民族主义文艺研究的实际情况,以黄震遐的研究为例,说明辑佚、考证对于研究对象的生平了解和身份特征认识有重要的意义。

《青年杂志》改名原因:误读与重释

学界在研究《新青年》杂志时,屡屡涉及《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的原因问题。然而近30年来,关于写信给群益书社者、写信者所办刊物、《上海青年》与《青年杂志》之名是否雷同等问题,已出现了各种说法。厘清基督教青年会与上海青年会之别,分清它们各自所办刊物的名称、性质及特点,可以辨析这些言说在何种意义上属实,又存在何种偏差。基督教青年协会所办的《青年》杂志,是促成陈子寿、陈独秀下定决心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宣传工作”到“宣传文化”——传播学视野中的宣传刍议

本文从宣传效果、宣传功能的角度分析我国宣传工作经历的四个阶段,指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正将我国宣传工作引入新阶段,也是对我国宣传文化系统在国家软实力构建过程中应承担文化传播功能的全新工作要求。

论《儒林外史》的人物出场描写

《儒林外史》的人物出场描写十分具有特色,尤其是作者有意讽刺之人。《儒林外史》人物出场描写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形貌、语言、动作,重中之重在形貌。在描写手法上,采用镜头化的语言和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呈现出镜头感;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化出场方式,凸显读书为上、追慕名利的畸形社会心理;人物衣着与外貌、言行描写之间构成独特的张力,形成反讽的艺术效果。

海德格尔与基本本体论

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在区别“存在”和“存在者”的不同含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本真性生存也就是存在的意义,作为基础存在论的生存论是此在对自己存在的领悟并在领悟基础上的解释。海德格尔以人的生存为基础,使哲学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但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本体论思路的消极影响。

论新闻文化在城市形象构建中的传播价值

新闻文化,以大众传媒为传播载体,以大众文化为传播内容,在城市形象的构建和推广中起着重要作用。如何运用传播手段更好地发挥新闻文化的价值,提升城市竞争力,需要城市形象的传播主体针对城市形象主体本身、信息和受众的多元性特点,选择不同的信息传播的方式和传播内容,实现城市形象的构建和优化。

广告的心理效应分析及其应用

商品不仅具有本身的商品价值 ,还具有相当的文化价值。广大消费者也不仅仅是生理的物质的消费 ,还有精神的、心理的消费。经济界流传的产品“主观质量”就是指与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客观质量相对的 ,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 ,文化的 ,心理的价值。一个商品形象不仅仅取决于其使用价值 ,同时也取决于它的心理价值和文化价值。广告应抓住这些心理特征 ,进行全方位。

胡风抗战诗歌中的日本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实践与运用

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强调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展现与创造异国形象的作家主体相结合,在他者与自我的张力中去审视两国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彰显出独特的魅力。胡风在1931—1945年这段抗战时期的诗歌中,展现并刻画了大量的日本形象,这些异国形象特征以及与胡风的关系正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三方面:日军和日本士兵的形象;日本政府和日本平民的形象;日本自然和人文景观。此外,诗人将自己或愤怒、或同情、或憎恨、或悲伤的情感寓于他者形象之中,使之栩栩如生并富有感染力,从而构成了一个多重复合的日本形象。

试论大众传媒科技传播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以成都市为例

在和谐成都城市建设中,城市的文明和发展程度与现代科技传播密切相关。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为建设"和谐成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为"和谐成都"、"智慧成都"营造良好的科学环境;是提升广大市民科技素养的重要力量;为传播民生科技,实现和谐成都提供重要支撑;促进城市科学管理,高效运行,推动人文成都、田园成都加快实现。

元代全真教《西游记》形成的文化背景——《西游记》创作史论纲之一

曾“西游”会见成吉思汗的元代全真教“掌教”丘处机去世后,由继任“掌教”主持,在北京彩绘《西游记》壁画,传播“老子化胡”论,导致“掌教”副手被捕。这是全真教小说《西游记》的“结胎”。在元代后来的佛道角力中,全真道士史志经在《玄风庆会图文》名下,形成全真教《西游记》初稿。它传入南方,获得文化沃土。在元代南方市井中,全真诗词汇编《鸣鹤余音》的流传;著名文人虞集为《西游记》另一种全真教草稿写序;道化剧和江南“书会”艺人对唐僧取经故事的改造;南北宗内丹理论的会流等,均展示了《西游记》形成与全真教关联甚密的侧面。

“使文学研究本身成为一种科学”——李长之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转型研究

除了大量文艺批评实践之外,李长之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对文艺批评自身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借助于对文艺批评的方法、批评者、文体等不同角度的充分论证,他指出文艺批评应同时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特点,并由此积极倡导文学研究(或文艺批评)本身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在现代文艺批评史上,这是较早地试图将"文艺批评"纳入专业化、学科化道路发展的可贵努力。他的这一主张和倡导,既体现出对西方文艺批评中科学方法的借鉴,也是对中国传统文艺批评中艺术创作因素的张扬,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