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国竞争背景下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加速产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动能,关系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以引领国际经济体系变革、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演化升级应该包含国际竞争、国家优势和企业发展三个层面整个生产范式的转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支撑,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构建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微观载体——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二是中观治理——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三是宏观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章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融入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中,从转变企业发展范式、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建设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改革路径,三条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共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注入活力,使得生产力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新质态,是应用新技术、催生新产业、开辟新赛道、孕育新价值、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中国突破价值链低端嵌入和低端锁定困境、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抓手,也能够促进国内价值链深化,实现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两条价值环流良性互动。本文丰富拓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与时代内涵,理清阐释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逻辑机理,探讨挖掘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由科技创新推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致力于提升中国对整个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的控制力,加快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新引擎,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阵地,以未来产业为策源地,发挥高素质人才的主力军作用,通过实现工序升级、产品升级和链条升级等途径推进全球价值链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阵地,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支撑,以构建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协同提升为重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培育国内价值链的竞争力;以绿色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力双轮驱动为新动能,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部门结合为着力点,发挥有效市场的促进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引领作用,以人才引培制度与“链长制”为政策支撑,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面对当前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必须牢牢把握生产力发展跃迁的大趋势,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加快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培育新动能,把握新机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能改变中国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被动局面并确保产业链安全韧性,为后发国家或地区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价值链升级方面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对中国抢抓全球价值链重塑契机下更深层次地提升竞争优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不仅对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新质生产力是由于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质的不断提升而呈现出来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式。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范畴,具有实践性、全面性、发展性的性质。新质生产力外显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上,这些构成要素质量的提升即“劳动者”素质的持续提升、劳动资料的改进与广泛应用、劳动对象的不断扩张、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管理水平的显著提升等,形成了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条件。依据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主要有:一是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促进产业发展以培育高质量的“劳动者”;二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提升劳动资料及科学技术这两个要素的质量;三是建设超大规模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实现劳动对象的扩展;四是加强党的领导与培育企业家精神以实现企业管理的变革。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把握新工业革命浪潮,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内涵,揭示其理论逻辑、战略价值和实现路径。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与相关论述,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解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所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保障,对比分析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现状,以客观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与不足。分析在内部面临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还需提升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外部遭受贸易争端、技术封锁、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国家领土争端等“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下,新质生产力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难题的战略指导意义。进一步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构建坚固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两者相得益彰。最后,提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注重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从内部加强自我建设,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打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支撑构建强劲有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逻辑解构与政策启示

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在梳理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理论源流和研究文献基础上,基于创新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内在逻辑进行研究。在理论逻辑层面,研究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基本范畴和核心要义。在历史逻辑层面,从国际实践中提炼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价值匹配与互动规律,总结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关系的新变化。在现实逻辑层面,挖掘制约我国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主要堵点与原因。基于此,面向建设金融强国,从深化改革、制度设计、资源支持、平台建设、创新服务、全球生态等方面提出启示建议。

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基于“专利泡沫化”问题的视角

不同于以往研究着重讨论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的作用效果,本文基于企业技术创新“专利泡沫化”视角,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对于破解专利“数量激增、质量不足”这一创新困境的适用性。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且能够有效缓解“专利泡沫化”问题。通过采用Tobit模型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国有制造业企业、政府补助较多的制造业企业以及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所属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可见,推进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在发挥市场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加以政府资金补助支持企业高水平研发活动,还要从加强创新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及时采取措施抑制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

论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经济学思维

“新质生产力”思维概念,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理论范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范式,运用于对新时代新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在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中,对于“人”的概化具有特别重要的认识论和逻辑自洽性意义。“人”的概化,不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含人与人的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新质生产力经济学思维所概化的“人”,从“经济人”“组织人”演化产生了“智能机器人”。当新质生产力研究接受数字化人工智能的经济学思维时,主流经济学将发生颠覆性的范式变革。对生产力的“质态”关切,超越对生产力的“量态”关切,是新质生产力重要的经济学属性。经济学的范式变革,须将长期性、未来性、存量性、多元性等因素也纳入观察研究体系,这是域观经济学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逻辑基础,可以引导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体系,更科学地研究新时代、新世界所产生的新现象。

新能源崛起对中国新能源产业战略的影响

全球新能源加速发展的时代已经来到,传统能源消费的绝对量、占比和成本将开始下降,围绕能源而开展的竞争将逐步转移到新能源领域。新能源的崛起将导致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利益分化和政治关系重组。中国要利用在新能源设备制造业领域的绝对优势,选择适合的产业战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积极推动全球碳减排,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自给和能源清洁化,并降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本。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的影响--基于中国26个省份的异质性分析

论文从乡村生态旅游入手,利用2011—2020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的作用效果,并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区域异质性分析,为生态价值转化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控制变量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业接待设施水平对生态旅游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和中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中部地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的影响最大。为促进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加大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优化升级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因地制宜制定乡村生态旅游产业政策,推动乡村数字经济与生态旅游产业深度融合;(3)实施乡村生态旅游业向社会资本全方位开放战略,引进外来资本、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

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研究

论文基于2013—2020年全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面板数据,建立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水平以及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水平以及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趋势,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趋势;我国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平衡,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水平滞后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相关特征,东部地区空间联动格局较高。因此,我国应探索差异化地区数字经济推广的方案和策略,发挥发达地区的辐射作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构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制度框架

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来看,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的一种质态。如果说新兴生产力的发展是对人类体力劳动的替代和解放的话,那么新质生产力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脑力劳动的替代和解放,因此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过程,需要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与新质产业发展协同并进、共同发力。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政策支持—制度保障”的多层次制度框架。在顶层设计层面,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在战略规划层面,从国家战略高度谋划布局,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在政策支持层面,金融支持、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相互配合、协同发力;在制度保障层面,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其背后的价值困境。“难度量”源于混淆了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难抵押”源于未能区分生态存量和生态流量,“难交易”源于混淆了生态产品价值与生态产品价格,“难变现”源于未区分生态商品与生态产品。界定生态产品价值、核心机制和价值标准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的突破方向。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基础研究,不断提高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科学化水平,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措施是其突破路径。

数字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过程中,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局面和国内高质量发展要求,亟需找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本文立足数字金融作为生产系统关键要素的助推作用,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探究数字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多维度阐述新形势下数字金融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科技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动力与支撑;数字金融通过打造全过程服务机制、构建数字金融生态链整合机制、完善数字金融融资增信机制、创新数字金融普惠服务机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数字经济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把握数字经济新机遇是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战略途径,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论文基于2011—2020年省级层面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均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有空间相关性,即空间因素不能忽略。(2)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正“U”型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相较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更有利于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促进效应的充分释放;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数字经济更有利于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3)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以短期为主,长期空间溢出效应尚未显现。

“反向混改”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国有资本参股视角

民营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如何推动其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基于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视角,探讨国有资本参股这一“反向混改”形式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数字化人才匮乏和代理冲突问题,进而可赋能其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成长性较高的民营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民营企业及单一国有股东参股的民营企业,其国有资本参股的数字化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为明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共同推动数字化发展的联动机理、依托“反向混改”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路径参考。

增长共识理论:人文经济学之核心

基于目标、价值、行动认同而形成的增长共识构成了增长的文化动力。以人的能动性为基础,在民众、企业、政府三个层面形成的增长共识,是有效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经济增长的前提。同时,随着经济增长的推进,增长共识要动态升级更新为成熟的增长文化,从而通过文化与经济的互融互促实现高质量发展。忽视文化因素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研究人文经济学,指引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方向。增长共识理论将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吸收西方经济学优秀成果,而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经济增长模型,构成了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核心。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对低碳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是实现低碳转型的重要举措。在梳理产业链创新链助推低碳转型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对低碳转型的复杂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显著促进了低碳转型发展,这一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对低碳转型的影响在双重目标约束下存在一定的异质性。(2)机制分析表明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提升等路径推动低碳转型发展。(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实现低碳转型的过程中,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效果呈现出“先降后增”的“U”型阶段性特征。

专利密集型制造业绿色转型路径研究——基于EBM-GML模型与fsQCA的双重分析

专利密集型制造业是实现绿色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如何协同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提升绿色转型效率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论文以专利密集型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运用EBM-GML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TOE框架探讨专利密集型制造业绿色转型路径。研究发现:(1)我国专利密集型制造业还未真正实现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有效融合;(2)单个因素均无法作为推动绿色转型的必要条件;(3)存在环境主导型、自主创新型、全维度协同型三条驱动专利密集型制造业高绿色转型的路径,与非高绿色转型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4)知识产权保护是专利密集型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因素。研究为专利密集型制造业绿色转型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

工业集聚对县域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来自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的证据

工业集聚不仅可以提升产业生产效率,还有效减少了产业发展过程中对于环境的污染,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10-2020年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42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出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工业集聚对县域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在研究期间内,空间相关性不断增强;(2)工业集聚对县域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工业集聚度增加1%,本地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16.4%,周边县域提升17.7%;(3)该区域重庆县域工业集聚对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控制变量对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针对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建设提出建议以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比较研究的华中三省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分析

为了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实现经济低碳化发展与产业优化转型,研究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Topsis法对2007—2022年三省的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指标进行综合测评,并基于脱钩理论与协同学理论,运用Tapio脱钩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2008—2022年三省各自的脱钩状态与协同效应演化进行科学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华中三省的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和低碳经济综合指数不断提高,整体发展趋势良好。(2)大多数年份三省都处于相对脱钩状态,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增长速度低于低碳经济综合指数增长速度;湖北率先达到理想的扩张负脱钩状态,湖南次之。(3)2008—2022年三省的协同效应一直较弱,且都具有一定的波动性特征;整体来看,湖北的协同水平略高于河南和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