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互惠的古典演化与现代演化

古典形态的强互惠在面对复杂社会系统时,不能实现有效回应以及获得合法性认同,强互惠的社会形态经由二阶演化分离出现代形态的强互惠,并以结构性的方式嵌入社会系统,与古典形态共存,各自依据不同的模式和步骤完成强互惠的古典演化和现代演化的进程。强互惠的古典演化与现代演化尽管表达两种完全不同的演化机制,但二者事实上却能实现相互渗透式的动态结合和统一。

契约、产权与风险治理: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建

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风险治理是一个制度问题,而非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技术性问题,风险被视为经济活动发生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产物,产权和契约是风险治理的两个重要制度安排。契约不仅是规范经济行为的工具,更是一种治理交易的机制。同时,契约约束和规制的重点是权利交易而非商品交易,产权方法始终贯穿于新制度经济学的风险治理之中,强调产权配置对风险的影响。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风险治理为切入点,从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代理理论三个视角梳理了风险发生及其治理机制。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从风险性质和风险来源角度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对风险的独特理解,尝试构建了以契约治理和产权治理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风险治理机制,契约治理围绕事前契约激励安排与事后契约关系治理展开,产权治理将产权形式及产权结构调整作为治理关键,为风险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论线索和路径。

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思考

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实践过程。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是辩证关系,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树立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统一的思想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新发展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路径。

制度压力、组织应对策略与环境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政府环境管理、资本参与者决策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形成。我国现行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的资源环境信息披露形成了制度压力,相对于规范压力与文化—认知压力,规制压力对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较为显著。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压力影响力度有限,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采取较主动的应对策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面临的制度压力特征与上市公司应对策略选择的倾向说明我国需要尽快建立统一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相关部门可通过法规修订、统一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建立信息披露联合监管机制等策略来推动强制性同形机制、模仿性同形机制和规范性同形机制的建立,实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化。

城市出租车经营权市场产权分析

我国出租车经营权市场存在的问题较多,从表面来看有经营权垄断、政府管制不经济等原因,但从深层次来看则似乎暴露了我国城市出租车经营权市场上的产权关系混乱,由于出租车经营权市场的产权关系混乱,政府、出租车公司、司机和乘客四者均无法准确定位其在出租车经营权运营和出让过程中的地位及其明确的权利义务边界,从而导致出租车市场利益关系扭曲。因此,应完善政府管理规制,明晰政府和出租车公司之间的产权边界;规范出租车公司治理结构,明晰公司和司机之间的产权边界;强化监管机制,提高政府的管制能力和效果。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的推进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因其理论对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性而受到广泛关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传播到我国的时候,正是我国的改革急需理论诠释和理论指导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表明,我国的改革实践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基于各自的需要而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局面,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基于对中国改革实践的研究而获得了较大发展,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对推进我国改革的持续进行也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因此,对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再次出发的中国改革,新制度经济学仍然能够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逻辑与理论创新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公有制用语不尽相同,如"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社会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方式"等等,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中国共产党始终对此坚定不移。但是,像我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索。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问题,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推动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正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重大发展。

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度及对策研究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与否,对经济发展和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其次,引入结构偏差系数、劳动生产率系数及就业弹性等指标,量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的程度;最后,着眼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建议扩大就业的总体思路为:"保持增速、优化结构、畅通流动"。

地方政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财政政策研究——基于上海市46份政策文件的量化分析

文章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地方政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财政政策进行量化分析。选取上海市政策文件46份作为样本,通过遴选样本、政策梳理及分析类目设计等步骤,对政策来源、政策工具、政策着力点和政策作用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政策体系中“政出多门”和“部门协调”的情况同时存在、政策工具落实细则不足、政策着力点目标导向而实操性不强、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尚未形成合力等问题。针对财政政策的突出问题,从政策体系角度提出相关优化建议。

反腐败影响了企业捐赠吗?——基于政治关联视角的微观解释

笔者利用2010—2014年沪市上市公司数据,从政治关联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反腐败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在中国,寻求政治关联是企业发展主要手段之一,捐赠也被认为是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重要方式。反腐败势必会通过削弱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激励,影响企业的捐赠行为。以2012年末以来中国政府反腐败的政策实验为契机,笔者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 (DID)研究了反腐败对于企业的捐赠的影响。结果发现,反腐败降低了企业捐赠,对于政治关联强的企业,反腐败的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反腐败对企业捐赠的削弱作用仅存在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发展方式单一,对政治关联的依赖性较大,反腐败没能够显著地削弱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激励,降低企业的捐赠水平。笔者的研究不仅为反腐败如何影响企业捐赠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对重新理解反腐败的经济效果也具有一定启发性。

制度变迁下交易费用变化的权力视角分析——对诺斯第二悖论的再认识

国内学者曾对"诺斯第二悖论"的破解与分析存在一定的争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争论其根本在于对新制度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交易费用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新制度经济学视交易费用为制度成本,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将降低交易费用,然而经验分析表明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宏观交易费用不断上升,于是掀起学者们对"诺斯第二悖论"的探讨。制度是社会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那么交易费用的产生就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只有当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化时,交易费用才会发生改变,也才有制度变迁的空间。笔者从单笔交易费用和总量交易费用两个层面详细分析了权力、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以交易费用的改变来评判制度变迁的效率性是不合适的,而所谓的"诺斯第二悖论"能够通过权力结构的分析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数据经济的制度基础——数据全面开放利用模式的构想

数字经济已经升级为2. 0,发展为数据经济。数据的生产、流通和分析利用成为数据经济的核心,数据资源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利用制度是数据经济发展的基础。目前将数据视为公共资源的自由利用模式不能支撑数据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而试图为大数据应用提供基础数据资源的政府数据开放仍然旨在释放自由数据,难以成为数据经济的重要支撑。数据社会化利用应当采取自由开放(利用)模式和受控开放(利用)两种模式,而且两种利用模式既适用于公共领域,也适用于私人领域。限于政府数据开放且单一的自由开放模式是不全面的,只有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领域协同实施"自由开放"与"受控开放"的全面的数据开放制度,才能构筑数据经济发展运行的基本制度。

中国的城乡经济关系:逻辑、演进、问题与对策

分析城乡经济关系应该秉持两种思维:其一是系统与结构的思维;其二是历史与演进的思维。中国城乡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其特征演变的基本表现为城乡(在内容上与空间分布上)由局部低水平互动向整体高水平互动演变,城乡经济功能的差异性、互补性与协同性逐渐增强。中国现阶段城乡经济关系存在的问题是:城乡统一、高效、公平的产品与要素市场尚未形成,城乡空间经济布局协调性差,政府可支配的资源在城乡及不同层级城镇之间分配不均衡,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现代化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交易成本、沉淀成本、自然垄断与公私合作治理机制

公共品供给从传统公共供给、狭义公私合作、广义公私合作到私有化的连续谱系,对生产效率的内在激励不断增强,而公私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不断加大。并且由于沉淀成本、自然垄断的存在,公私合作存在双方关系套牢、策略行为、交易要挟、进入退出难以及不可竞争性等问题,影响公私合作绩效。公私合作成功的关键在于合作项目特性与合作治理机制的匹配,适当的治理机制有助于解决某类项目中交易成本、沉淀成本或自然垄断的某些特殊问题。应该基于特定项目交易成本、沉淀成本、自然垄断三维特性的特定组合,选择相应的组织结构、规制方式与合约内容,并通过相应的法律体系、规制体制、市场机制、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保障治理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提升公私合作治理绩效。

诺思制度变迁观演变的解析

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的分析逐渐由"制度均衡"分析演变为"制度演化"分析,这既是诺思反省均衡分析的结果,也是深化制度变迁动力源及路径依赖理论的需要,全面地认识诺思制度变迁观演变对研究和推动经济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产权过程论及其政治学研究

经济学的产权结构论,主要关注产权的结构设计以及产权的静态结构对于经济效益的贡献。政治学的产权过程论,主要研究作为利益分配和权益维护的政治过程。从产权的政治学研究来看,产权过程就是政治过程。宏观的产权过程是政权更替过程,微观的产权过程是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过程。

金融抑制、经济结构扭曲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思考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倾向于采用金融抑制政策以扶持工业部门、压制服务业部门,造成经济结构工业化的扭曲,而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这种结构扭曲致使其劳动收入份额不断走低。使用理论模型与基于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样本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模型预测值,且缺口趋于扩大;中国严重的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扭曲状况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约1/3的下偏。

“十三五”: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

"十三五"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5年,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和历史拐点,也是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经济转型的特点是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它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市场空间,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闯关"。"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是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户籍人口城镇化、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和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由此将给"十三五"结构性改革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重大任务:一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与空间。二是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为重点的结构性政策调整与结构性改革。把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倡导企业家精神作为结构性改革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三是以监管转型为重点的简政放权与结构性改革。激活市场、激励企业关键是以监管转型为重点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简政放权重在确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理念。"十三五"期间,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重在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由此才能释放市场活力,释放转型发展的内需潜力。

制度变迁三元主体合作博弈问题研究

制度变迁离不开相应行为主体的推动,从行政等级角度上可以将这些主体划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微观个体三元主体,他们之间既有利益冲突也有共同利益,不同关系会对制度变迁的效果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本文从多阶段重复博弈的角度探讨三元主体建立合作博弈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摒弃非合作博弈视角下三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分析模式,建立三者共同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谋求使三者利益都扩大的新型利益关系模式,并通过合作博弈模型分别分析单阶段合作博弈和多阶段合作博弈实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条件,从而为我们在制度变迁决策过程中三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提供理论依据。我国汽车产业入世后迅速发展壮大的案例也证明了合作博弈有利于增加三元主体的目标收益并进一步使关系得到巩固。

制度反应战略对制度利益和新产品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益增强的环境制度压力,企业如何选择不同战略应对并同时推动产品创新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文章基于制度理论,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284家企业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绿色管理这一被动制度反应战略对社会合法性的正向影响比其对政府支持的正向影响更大;企业影响政府这一主动制度反应战略对政府支持的正向影响比其对社会合法性的正向影响更大;政府支持促进了企业新产品绩效,而社会合法性对新产品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实证结果并不能证明政府支持比社会合法性对企业新产品绩效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