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分析——来自劳动力市场的经验证据

深入考察数字经济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是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义。利用劳动力市场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助推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经济对于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推动我国共同富裕进程且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本地区的共同富裕进程效果尤为显著。机制分析和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技能升级在数字经济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门槛阈值将提高劳动力技能升级对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积极影响。

全球煤炭地下气化发展态势及展望——基于专利分析

文章采用合享(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商业专利检索系统对煤炭地下气化(UCG)领域的专利技术进行检索,以此探究全球UCG发展态势。研究显示:从对全球UCG专利申请数量、申请趋势、布局地区、主要专利申请人的分析来看,目前UCG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自2001年以来,UCG专业领域的专利逐年上升,尤其是在2013年以后,UCG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申请的专利囊括了整个UCG的产业链,专利技术功效也主要集中于经济、高效、灵活可控、安全、稳定运行等方面。本轮UCG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我国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UCG专利申请量从2013年开始进入飞速增长的阶段。总体来说,随着石油工程类高精尖技术应用,深层煤炭地下气化体现出强大的活力和经济优势。

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影响研究

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是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它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推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政府具有积极作用。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收入分配感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影响,引入公共服务感知探究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收入分配感知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在城镇,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与公共服务感知的关系不显著。在农村,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社会保障感知最高,就业和住房感知最低。(3)在影响机制上,农村公众的收入分配感知通过公共服务感知影响其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进而影响其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农村公众收入、加强农村社会福利支出,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关键。

“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视角

如何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稳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区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的必然要求。本研究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视角并利用泰尔指数法,对该省1978年以来特别是“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科学测度,并深入探讨了该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稳步下降态势,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第二,分地市来看,丽水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大,嘉兴、舟山、杭州则相对较小;第三,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固定资产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开放型经济发展以及地方政府作为都会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其“共富效应”值得关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与区域差异——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

从收入结构视角,考察我国城乡居民分项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1997～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从整体上看,样本区间内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入结构上的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2004年前后表现出相反的结果;工资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拉大,逐步促成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的扩大;东中西各地区的收入结构上的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贫困治理本质上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过程,社会组织是这个再分配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市场和政府在扶贫资源配置领域存在内在局限性相比,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仅可以克服市场的选择偏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政府配置扶贫资源过于强调宏观手段导致的效率不高问题。新形势下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了精准扶贫的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迎来了一系列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面临一些不可避免的挑战。精准扶贫战略下让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成为贫困多元化治理架构中的重要一极,必须扬长避短,突破困境,从多个路径提升其参与精准扶贫的效率和水平。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分配差距研究——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视角

遵循Restuccia（2008）和Alvarez—Cuadrado（2011）以及盖庆恩等（2013）做法，通过将劳动力市场扭曲引入到一个标准的两部门框架中以此分析劳动力市场扭曲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中国1995～2013年相关宏观数据测算出该时期全国及30个省份（西藏除外）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值，并得出近20年里（特别是2003年后）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接着进一步构建了一个包含控制变量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差距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运用广义矩估计对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且稳健的负向关系，即劳动力市场扭曲值越小则居民收入差距越夫。

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选择--基于权力结构的理论剖析

权力结构是从资源到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基本作用因素,社会主体的资源配置偏好和社会制度的赋存状态共同决定了经济博弈过程中各主体间的权力结构。由生产性分配权力、非生产性分配权力和权力倾向性系数构成的权力函数证明,非生产性分配权力对等是实现参与人收益最大化的条件。从长期分配过程看,倾向性系数决定社会主体对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一旦差距超出可容忍范围,资源短缺方便可能采取极端分配方式,继而造成产出效率损失和社会秩序失控。因此,制度的顶层设计应在保证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上通过调整生产性分配权重调动更多社会主体通过生产投入提高个人收益,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进而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

城镇化、城市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28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以劳动力流动理论为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模型来具体论述城镇化、城市偏向对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同差距的作用机制，引入福利函数研究了城市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利用2000-2011年间中国28个省级面板数据对城镇化、城市偏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进行检验与估计。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西部地区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加强对农村教育、公共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促进农产品出口、政府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村建设等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房价改变中国贫富差距及消费差异的作用机制探讨

工资收入既可用来衡量贫富差距又能测试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这个看似简单的收入—贫富差距—消费差异的决定关系,在房价作用下产生变化。本研究使用超大、特大、大城市1998—2016年的面板数据,建立房价—贫富差距—消费差异构成的变量体系,使用固定效应动态面板估计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及MG估计模型的方法,分析房价对贫富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差异影响,探求房价与收入关系对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消费差异所形成的“双轨”作用机制。一方面,房价对居民收入进行强制性再分配,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效应通常被收入差距衡量所掩盖。另一方面,房价从根本上改变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扩大本来由工资收入造成的社会阶层消费差异。可以说,作为单个因素,房价对贫富差距、消费差异的影响比工资收入本身更大。这个“双轨作用”不仅与习近平“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的理念背道而驰,而且对依靠“扩大消费内需”才能实现的“国内大循环”产生阻碍效应。因此,只有改变房价产生的这个结构性作用机制,中国贫富差距才能得到改善,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才能缩小。

经济发展、个人所得税调整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通过收集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一方面验证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成立,另一方面,在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之上验证2006年和2011年个人所得税调整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显著存在,而且当人均实际GDP达到20 000元(2003年不变价格)左右时,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增加而逐渐下降,与跨国面板的实证结论一致。在该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之上2006年个人所得税调整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而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调整则显著地降低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基于修正恩格尔系数的农村贫困线测定——以福建省为例

实证分析居民消费支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对恩格尔系数计算公式的分母进行修正,用人均收入代替消费支出,并以福建省为例,运用修正后的恩格尔系数测度福建省农村贫困线;最后运用福建省492份农村居民的实际调查数据验证测定结果。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村贫困线收入标准为人均8 883.09元,远离于国家2 300元的贫困线标准。按照国家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为7.61%,实证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为7.58%,这与按国家标准划分的贫困人口比例基本相同;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地方政府在开展扶贫工作时,不应仅仅以绝对标准2 300元衡量本地区农村贫困程度,而应在遵守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提高扶贫精确度,方能取得更显著效果。

协同性三次分配制度构建研究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发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建立协同机制,构建包括三种分配形式在内的协同性三次分配制度。协同性三次分配制度是促进三种分配形式协调配套、同向发力的一套制度安排,而不是与三种分配形式并列的一种分配形式。构建协同性三次分配制度,应坚守分配倾向的人民性、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分配形式的耦合性、分配过程的和谐性和分配操作的艺术性五个原则;在分配对象、分配领域、再分配职能、三种分配形式的关系、分配理念等方面进行创新,科学确定黄金分配率,充分发挥再分配的杠杆作用,审慎推动第三次分配。

欠发达地区城乡就业结构演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基于江西省的实证研究

城乡就业结构演化通过改变劳动力的资源配置状态,理论上会影响收入分配水平。基于1978—2013年江西省的时间序列数据所进行的协整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江西城乡就业结构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和短期波动较大趋势,城乡就业结构演化对收入分配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江西等欠发达地区应充分发挥城乡就业结构优化的收入分配合理化效应,通过消除体制性障碍,构建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强化人力资源开发,升级城乡产业结构,改革财税分配制度,促进实现城乡就业结构优化和收入分配合理化。

再谈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兼答何炼成教授

我国私营企业主收入同普通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行业间劳动者的工资差别,是当前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和主要矛盾。其根源在于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其引导和监管不力,造成资本过度剥削,资本积累过快而劳动大众相对贫困。有人以"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去抹煞不同阶级、阶层在生产资料占有以及在生产、分配中地位的重大差别,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缺失。应根据形势的发展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表现形式和作用范围。允许企业和行业间的劳动报酬保持一定差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分配制度、消除"平均主义"的积极成果,应该支持、维护而不能一概加以反对。

经济新常态下的收入分配结构优化

收入分配结构优化能够为新常态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收入分配结构优化既包含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通过居民来源性收入形成的家庭规模性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也包含优化规模性收入分配结构以利于经济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提高劳动者报酬,降低资本所有者所得,优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并通过二次分配向低收入者群体倾斜,有利于改善微观家庭主体的规模性收入分配,从而有利于化解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下的利益诉求,形成可持续的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下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提升或将是我国经济发展自然调整的结果。

我国个人社会资本影响劳动收入差异的实证分析

使用2008年公布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纵向数据,提取并整理教育年限、工作年限、性别、户籍、本人职业地位、父母教育年限和职业地位、收送礼水平等数据,重点研究社会资本影响收入水平的特征。结果发现所选社会资本指标都与收入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城镇户籍人口的收送礼效果优于农村户籍人口;父母的职业地位、父母的教育水平和家庭收送礼水平对收入的影响有相互替代的作用。组织的公共社会资本建设不但能够促进公平,还能提高经济效率。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演进的阶段性分析

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两个指标，分别从各收入等级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与相应城镇居民总体均值的比例，以及城镇各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占总体的份额两个角度，分析了1985～2011年城镇各收入等级在总体收入分配格局中地位的相对以及绝对变化情况。分析表明：一是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高收入等级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而低收入等级所占份额越来越小，中间收入等级所占份额稳中有降；二是城镇居民各收入等级在总体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趋势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从收入的来源结构分析我国实现收入倍增计划措施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而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收入倍增成为关注焦点。从全国、城乡、地区三个方面的收入来源结构的分析表明,我国实行收入倍增计划的短期措施应该是提高工薪收入水平,但是提高工薪收入可能导致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高经营净收入则会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且成本较小,故应该是我国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长期措施。

财富能力:现代财富生产的核心

历史上人们的财富观念以及获取财富的方法随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在经济全球化和虚拟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财富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使得我国的财富生产面临新的危机。增强国家和企业的财富能力,包括财富生产的能力、控制财富"食物链"的能力以及确保财富安全的能力等已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