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的自主创新响应

中国的发展到了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这是由多维度经济增长方式的自身特性和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多重任务决定的。为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已经转变了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必须通过教育理念的彻底改变、实施人力资源的分层次开发和形成鼓励企业创新的成本补偿机制,推进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自主创新响应系统的建立。

论扩大再生产规律的研究方法——与薛敬孝教授商榷之二

笔者在《南开经研所季刊》1988年第4期上发表《论有机构成的提高对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影响》(以下简称《影响》)一文,就计算方法等问题提出与薛敬孝教授的文章《两大部类对比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以下简称《发展趋势》)一文不同的看法。薛敬孝教授在《南开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上发表了《再谈资本有机构成作用的局限性》

关于利用折旧基金进行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数量界限的分析

文章重点探讨了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利用折旧基金进行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数量界限,并分别讨论了不同机能时间(n)、不同折旧方法、单台设备价值限制以及通货膨胀等条件对这一数量界限的影响。

受控价格上涨状态下的扩大再生产模式优化

在较长的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运行会表现出受控价格上涨状态下的扩大再生产这一特征。本文将价格水平变动因素加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模式,结合举例探讨了受控价格上涨状态下的扩大再生产模式优化问题。

论国民收入价值量的内涵扩大再生产

本文认为,由于我国传统的理论否定了投入产出率的提高可以带来产品价值量的增长,因而导致国民收入价值量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理论在经济学方面仍然是一个盲点;划分社会扩大再生产方式的准则不应是“数量规模”的大小,而应是“投入的劳动是什么类型的劳动”,即从劳动投入的角度寻求划分两类扩大再生产的分水岭。作者认为,实现国民收入价值量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现实途径是通过密质劳动替代同质劳动,以科技进步和组织创新为中介,推动生产要素投入产出水平的上升,使国民收入的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同步增长。

协作:第三种扩大再生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一般认为扩大再生产有两种形式,即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內含扩大再生产。其界限的具体划分众说纷纭,其中之一为源泉划分法,即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积累,追加投资,还是挖掘企业潜力。其依据可溯源到马克思的论述:“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

要重视对社会化大生产理论的研究

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来建设社会主义。 一、开放型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 随着大机器生产的发展,生产对社会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必将越来越高,经济活动也将逐步冲破地界、国界、成为国际性的活动。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必然加大经济的开放性,反过来,人为地强化经济建设的封闭性,必将制约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初探

大规模定制生产是企业参与竞争的新方法,是关于企业如何获得成功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它弥补了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不能很好地满足顾客差异化需求的缺陷。本文主要论述了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的特点、在国外的应用情况以及在我国实践的思考。

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的科学变革、指导价值与现实启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系统阐述并深入论证了资本周转这一重要理论。该理论分析了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探究了资本周转速度对价值增殖与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影响,揭示出了社会化大生产所遵循的一般规律。该理论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企业,而且对社会主义企业的资本周转与企业经营、政策设计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指导意义。加快资本周转速度,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利用有限的资本生产出更多的效益产品,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本文分析了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对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以及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周转学说的科学变革,概括了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对于我国40年国有企业经营创新改革,包括资本经营改革的指导价值与作用,提出了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在新时期对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现实意义与政策启示。

提高投资效率实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它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问题，首先要求企业树立竞争意识、明晰产权关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法人...

论积累和消费——基于马克思两大部类模型的一项研究

积累和消费是国民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已往的研究尽管在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意义、决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因素、最优积累率或最优消费比率的含义和范围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和消费的性质等方面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但仍需对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变动规律进行更加具体的定量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从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构成的原理及其相关假定出发,首先由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揭示第一部类积累率和第二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后,在两大部类积累率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探讨整个社会的总积累率和总消费比率的决定和变动规律;最后,由整个社会的总积累率和总消费比率的变动规律,说明如何将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整个社会的最优积累率和最优消费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