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逻辑解构与政策启示

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在梳理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理论源流和研究文献基础上,基于创新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内在逻辑进行研究。在理论逻辑层面,研究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基本范畴和核心要义。在历史逻辑层面,从国际实践中提炼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价值匹配与互动规律,总结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关系的新变化。在现实逻辑层面,挖掘制约我国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主要堵点与原因。基于此,面向建设金融强国,从深化改革、制度设计、资源支持、平台建设、创新服务、全球生态等方面提出启示建议。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政策的实施成效与完善之策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各地政府高度重视,根据国家颁布的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订了地方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政策。该政策实施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效解决了乡村学校教师数量短缺问题,提高了乡村教师的留任意愿,促进了城乡教师交流,提升了乡村教师培训效果,提升了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能力,进一步完善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机制,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具有较高业务水平的乡村教师队伍,有效提升了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尽管《支持计划》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还存在政策文本缺乏科学合理性、政策制度体系不完善、政策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支持计划》政策,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督查机制等,以确保《支持计划》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数字化转型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运作逻辑与实现路径

数字化转型为我国职业教育塑造新优势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时代契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以全面提升育人质量为目标,以激发跨界动力为手段,以实现教育善治为诉求的发展阶段。数字化转型内蕴数字技术助推职业教育教法革新、数字区块协调职业教育资源整合、数字空间促使职业教育场域延伸的变革动力,遵循着以数字交互实现职业教育育人提质增效的育人逻辑,以泛在社会形塑职业教育跨界共在体的共生逻辑,以数据循证助推职业教育治理向善局面的治理逻辑,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未来,还需从加强数字部署,统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规划;构筑数字环境,转变职业教育做学分离的育人范式;开展数字协同,形塑职业教育智慧共享的治理善态;警惕数字风险,打造职业教育人技和谐的生态场域等方面着手,铺设数字化转型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畅通路径。

习近平职业教育观:内容、理念与实践进路

习近平职业教育观系统回答了为何、是何及如何“办好职业教育”的问题,以“基础工程”“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的价值功能,“德育为先”“服务导向”的办学方向,“全面发展”“人人出彩”的培养目标,“类型发展”“三协三融”的体系道路,“文化熏染”“格局开放”的环境生态为主要内容,蕴含着丰富的先进性、人本性、生产性、科学性、实践性理念。贯彻落实习近平职业教育观,需要从面向人人、成就人人、适合人人、发展人人、吸引人人出发,坚定党的领导以找准职业教育方向,坚守育人规格以确保职业教育成效,推动职普协调以扩大职业教育选择,深化产教融合以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改善社会环境以提升职业教育声誉。

“双减”政策何以有效落地?基于“任务-主体-结构”的政策文本分析和对S省的调查

聚焦“双减”政策何以有效落地问题进行了两个新尝试。一是在研究范式上,从应然逻辑、实然状态和必然进路三个层面回应。二是在分析框架上,融合政策执行过程相关研究和结构化理论构建了突出目标导向、强化结构分析的“任务-主体-结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更契合我国复杂的政策执行环境。基于对“双减”政策文本和S省的落地实践分析发现:第一阶段的落地过程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特征,但实际执行结构、落地条件和落地成效在内涵上远未达到设定目标。建议着力推动向“动员式”转型,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总抓手,有效回应家长对政策的价值需求。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新高考背景下优质高中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基于某新高考省份高中毕业生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使用断点回归方法研究进入不同梯队优质高中对学生高考成绩、选科选考及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学业成绩来看,优质高中并没有显著提升学生的高考成绩;相比在第二梯队优质高中做“鸡头”,勉强进入第一梯队优质高中的“凤尾”学生甚至可能面临成绩损失。从学习行为来看,“鸡头”和“凤尾”学生在选科选考和学习投入方面差异不大;相比非优质高中的“鸡头”,第二梯队优质高中的“凤尾”学生更晚确定选考科目、校内学习投入更少;相比第二梯队优质高中的“鸡头”,第一梯队优质高中的“凤尾”学生的校内学习投入更多、但学习效率更低。本文的研究发现侧面验证了政府部门监管择校、实施教育资源均衡政策的必要性。

“双减”背景下参加非学科培训能提升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吗?——基于6省30县(市、区)的调查

从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视角出发,基于我国东中西部6省30个县(市、区)的调研数据探讨中小学生参加非学科培训对其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泛精确匹配法的分析结果表明:参加非学科培训能够显著提升小学生的人际交往、集体融入、亲社会行为和情绪调节能力,但只对初中生的集体融入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参加非学科培训对初中生人际交往、集体融入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存在城乡异质性,对集体融入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存在留守与非留守的组间异质性,此异质性在小学生样本中不存在。因此,建议在后“双减”时代非学科培训不断发展的浪潮中,应以学生为本位,注重非认知能力的持续发展,采取针对不同学段的差异化策略和对弱势学生的补偿性策略;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作用,引导家长理性选择非学科培训,注重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个性化。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边界阻隔与突破理路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是介于“相异性”与“同一性”之间的发展,它在保障教育公平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县城学校与乡村学校间的多维边界效应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无法忽视的问题。为此,通过组织边界理论予以学理阐释,得知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边界阻隔主要表现为以资源空间约束为表征的物理边界阻隔、以经济文化差异为表征的社会边界阻隔和以认知行为冲突为表征的心理边界阻隔。这些表现主要源于资源配置不佳与“新数字鸿沟”、差序格局与乡村教育城镇化趋势、示范观察学习差异等。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边界阻隔的突破理路,应从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与缩小“新数字鸿沟”并举、关注乡村教育差异性、增强创意阶层的乡村可及性等方面着手。

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民办教育的规范与发展

经过一个阶段的集中规范,我国民办教育的公益属性得到彰显、办学行为更加合规、比例结构渐趋合理、教育生态有所恢复。尽管当前我国教育发展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但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发展民办教育在扩大优质教育供给、丰富教育服务业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及推动行业自我变革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特定的价值。新形势下,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需求导向、依法治理的原则,在稳定市场预期的前提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稳妥推动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实现公益性办学、互补型定位、高质量发展、结构性重组、科学化治理。

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大五人格量表测量非认知能力,综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条件分位数回归、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的收入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人口收入的影响更大,另外,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低收入者的影响大于农村户籍高收入者。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教育在解决相对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财政补偿职能,强化乡村教育中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应重视农村户籍低收入者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乡村教育过程中;在家庭教育中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网络及溢出效应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为改善供需匹配、提升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了全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和空间关系,首先,对中国的31个省、区、市建立了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计算引力值,进而构建空间网络;然后,通过全局莫兰指数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依赖关系;最后,建立时空双固定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和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网络不够紧密,区域间差异明显,邻近相依;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仅促进本省、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还能间接带动邻省、区、市的发展,有很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人力资本水平对周边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有抑制效应。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能让儿童更好适应学校生活吗——基于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双减”背景下探究非学科校外培训对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有助于社会对非学科培训进行更加合理科学的判断与选择。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非学科培训与学校适应的关系,结果表明:参与非学科校外培训对学校适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具有稳健性;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学科校外培训对非流动儿童、家境较好儿童以及成绩中等以下的儿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流动儿童、家境较差儿童以及成绩较好的儿童没有显著影响;非学科校外培训会通过非认知能力中的亲和性、外向性和开放性来改善儿童的学校适应状况。家长可以根据子女实际状况和兴趣为他们选择兴趣班,校外教育机构需要为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儿童提供定制化服务项目,政府则要引导学校与校外非学科教育在课后服务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以缩小在非学科培训和课后服务上造成的不平等。

重教文化传承与创新型人才培养——基于进士与科学家、企业家空间分布考察

中国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各地的重教文化差异是人才培养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历史上的明清进士和当今科学家、企业家的空间分布考察,实证检验了重教文化传承对地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影响和机制,以及制度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各地的科举进士密度对人均科学家数量和人均企业家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历史传承下来的重教文化对地区创新型人才培养产生了长期持续的影响,恢复高考、高考扩招等制度冲击所带来的公平竞争环境和教育机会可及性,激发了个体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和社会阶层的积极性,激活了地区的重教文化,显著影响了个人受教育水平和地区人才培养。

如何防治城市小学流动儿童的校园欺凌?——基于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校园欺凌事件频发且呈现低龄化倾向,精准防治城市小学流动儿童的校园欺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大规模省级监测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泛精确匹配模型等讨论了城市小学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结果显示:相较于本地儿童,城市小学流动儿童更容易遭受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良好的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对城市小学生遭受各类校园欺凌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较于本地儿童,师生关系对城市小学流动儿童遭受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的负向影响更大,亲子关系对城市小学流动儿童遭受关系欺凌的负向影响更大。由此,建议城市小学教师尤其班主任要更加关注流动儿童,与其建立亲密和谐的师生关系;流动儿童家长也要努力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构建亲密的亲子关系,减少流动儿童遭受各类校园欺凌尤其言语和关系欺凌的风险。

资源投入“内卷化”与乡村义务教育功能偏移——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推动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当前,国家乡村教育资源投入效用较低,出现“投入增长,发展有限”的“内卷化”现象。这一现象与乡村教育功能发生三重偏移相关,具体表现为文化传播功能被挤压为抚育照料、社会化功能转化为“只教不育”以及选拔功能下降为保底式完成任务。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进行分析发现,资源投入乡村教育并未推动教育系统中的学生系统、教师系统和课堂教学系统等子系统各自发挥功能并形成均衡结构关系,从而导致教育系统陷入功能偏移的“病态”后果。上述分析表明,国家教育资源投入需重视乡村教育结构并引导其达到平衡,才能推动教育功能的目标化实现,打破资源投入“内卷化”的困境。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指标、情景预测与战略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科教兴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强国是科教兴国的基础和建成教育强国的龙头。从规模、质量、效益三个维度,科学选取高等教育强国可比较指标进行分析,确立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参考基准,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77%,高等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1.59%、高校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比例达到70%,适龄人群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达到48%,留学生占高等教育规模比例达到6%。在国家战略引导下,以2025、2030、2035、2050为时间节点开展情景分析与预测,基于中国近10年高等教育发展指标历程研判,明确变化轨迹,探索发展规律;同时基于高等教育强国指标比较基准,倒推时间节点指标变化,分别预测关键指标的达成度。根据教育战略和政策分析,分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并重、质量全面提升、强国品质塑造三个阶段,构建愿景、指标、关键举措组成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路线图。

公平而高质量的中考分流:价值向度、实践样态及路径选择

追求公平而高质量的中考分流,应坚持按教育“内适”规律、“外适”规律和“个适”规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合适的高质量教育塑造合适的人,让不同的学生流向不同的高质量学校,使每个独特的天性都得到自由生长。由于各地执行标准不一及“双减”政策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中考分流的适应性不强,成为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分化、中产以上家庭子女与中产以下家庭子女学业分化学业分化、优生与差生分化的“催化剂”,成为不同受教育者机会不均、地位悬殊、能力分化的“助燃剂”,成为天性教育的梗阻。坚持教育分流政策,实现公平而高质量的中考分流,必须因情、因地、因人制宜,建立普职平等的发展机制、需求导向的调节机制和减负增效的评价机制。

寒门子弟的高等教育经历研究——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的异质性视角

寒门子弟的高等教育经历表现话题长期存在二元对立的观点。本研究追溯高中教育经历,并分析其与高等教育环境间的连续性,丰富寒门背景对大学生综合表现的影响机制,以示范性普通高中机会获得将寒门子弟区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群体,同时与非寒门子弟在大学期间的学业成就、人际交往和毕业预期去向等高等教育经历方面进行全面比较。结果显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的学业成绩排名均显著优于非寒门大学生;寒门幸运儿有着不亚于非寒门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表现,能尽快适应融入高校生活,而双重贫困生对人际交往更可能感到不适应,人际交往能力水平也更低;寒门幸运儿与非寒门大学生的毕业规划类似,即毕业后更可能继续深造,而双重贫困生则更可能直接就业。本研究的结论验证了寒门大学生内部的异质性,并肯定了通过家庭之外的文化资本补偿对寒门子弟突破家庭资本劣势的重要意义。

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

教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继续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教育强国建设是担当民族复兴教育历史使命的时代之变,观照内外形势教育现实境遇的顺势之为,锚定人民满意教育理论旨趣的应有之义,推进中国特色教育实践创新领跑之路,全面体现了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教育强国建设由递进式核心要义构成,依次是以强条件为重要支点,以强自身为本体蕴含,以强支撑为功能延伸,以强认同为责任担当。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直面世界风云激荡,扎根中国现实情境,前瞻未来时空变幻,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创新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构筑教育科技人才聚合地,助推构建全球教育共同体,已成为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实践着力点。

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是如何形成的?——基于8省市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

家长教育焦虑已经成为当前的普遍现象,中产阶层家长尤为甚。本文基于2022年在全国8省市开展的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调查,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中产阶层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整体呈现“高焦虑情绪,低教育参与”的特点。学业和身心健康是家长最为焦虑的内容,学业监管是家长最主要的教育参与行为;(2)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正向影响其教育焦虑;(3)教育期望在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与教育焦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且直接效应远高于间接效应;(4)家长对教育竞争的感知在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可见,在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中,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是逻辑起点,教育期望是直接原因,教育竞争感知是关键环节。要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应从降低社会分化、完善社会建设;建构低筛选、弱竞争的基础教育结构;弱化文凭的等级性和教育竞争性;引导家长建立合理的教育期望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