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新质生产力、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数字新质生产力、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农村三产融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在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对数字化水平较高地区与东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

新质生产力是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生产力概念进行的深化和拓展,强调了人类自主活动的能力和其产生的实际成果,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实践中的相互作用。在新时代条件下,不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养与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举措,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紧密相连,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规律。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更是指导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

农业资本化的“横向集中”与“纵向集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和恰亚诺夫

资本化农业如何改造小农,是农政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两个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恰亚诺夫理论——都有不足:前者忽视了商业资本通过纵向一体化及各种商品关系对小农生产的资本化改造,以及在商品关系中发生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而后者则在微观层面忽视了劳动力商品化对小农家庭经济行为的改造。这两个理论恰好在这两点上分别对对方做了有益的补充。本文在重新批判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恰亚诺夫理论的基础上,将两条理论路线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提出农业资本化的“横向集中”和“纵向集中”两条道路,并以当代中国农政变迁的实践来辅以阐述这两条道路所形成的多种资本改造小农农业生产及从小农家庭获取剩余的方式。

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的三重论域

土地空间资本化既是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现实语境,也是资本向自然空间扩张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不仅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运行逻辑与权力统治,还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因此,其土地空间资本化理论既具有经济批判进路,又具有政治批判关涉,还具有生态批判维度。在经济批判上,马克思揭示,资本宰制下的土地空间既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稀缺资本,在资本逐利的本性下土地空间从私有化、商品化走向异化;在政治批判上,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土地空间进行支配,并在土地空间与人自身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建构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制;在生态批判上,马克思指出,资本化的土地空间与人的关系发生裂变。深入探究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当下重新思考、构建人地和谐的空间形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本论》潜在界分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

《资本论》及其手稿基于人的类本质要求,把劳动潜在界分为内在性劳动、外在性劳动环节。前者即劳动者在精神中,为改造劳动对象供给根据与精神动力保障的劳动;后者即基于前者生产预期产品的劳动。二者纵向贯通并相互构成,显现为自由属性与必然属性两个层次。完整和持续演进的劳动展现为四个递进性阶段:以生产改造劳动对象所依赖的精神保障为主题的第一阶段,显现为三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内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改造劳动对象为主题的第二阶段,显现为两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外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物化劳动为主题的第三阶段,显现为无地位差别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凝聚成的物化性劳动形态,这三阶段递进性展开,构成一个劳动周期;以上下劳动周期继承创新为主题的第四阶段,显现为跨周期性内在—外在融合性劳动形态。上述四阶段递进性展开,共同构成内、外在性劳动内蕴的劳动一般机理。内、外在性劳动范畴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的出场,启动了唯物史观双重转向进程,深化了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认识,超越了传统脑体分工理论,促成了劳动理论传统资源创造性整合。

消费意识形态:当代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改变——列斐伏尔《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研究

列斐伏尔意识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走向灭亡,而是出现了“垂而不死”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原先马克思预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通过自觉认识生产规律所进行的“计划化观念”现在被资本主义有效整合到了自身的生产方式之中。今天的资本主义可以被指认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中作为消费动机的欲望本身,是资本通过软性的广告制造出控制人们的无意识中的虚假需要,由此再生产出盲目跟风消费的“他者欲望”。这个所谓的“消费社会”中已经生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现代资产阶级世界中特有的消费意识形态。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它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赋予了生产力新的内涵和特征,体现了理论创新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创新与生产力相结合的产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的观点。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观点,并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基石,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三维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科技观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发展提供根本理论支撑。从社会生产维度、自然维度和人的发展维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观,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强化科技生产力思想、发展绿色科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科技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技价值取向有着深刻启示。

评《回到原生态——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当代阐释》

进入21世纪以来,以马克思经济哲学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大量涌现,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新趋势。这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丰富其方法论宝库,也能帮助我们开拓研究视角、丰富研究思路、拓展研究方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由宫敬才教授著写的《回到原生态——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当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23年9月版)一书,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概念的本质规定、与马克思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总览全书,呈现出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支持及其体现的改革方法论

包产到户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农村改革的成功又有力地推动了其他领域的改革。对于邓小平与包产到户的关系,过去一些关于改革开放史的著述有所提及,亦有文章对此作过梳理。本文拟着重就邓小平在肯定支持包产到户过程中所体现的改革方法再作点探讨。

数字经济驱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是供给—需求实现总量平衡、结构适配、质量协同升级的关键连接点。揭示数字经济下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重要启示。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包含数字生产及其下游部门的四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发现:数字要素部门的资本积累对总产出增长有棘轮效应;一旦发生负向的需求冲击,数字经济将有助于宏观经济保持韧性,避免短期总产出大幅减少;数字要素部门的相对独占性将可能削弱扩张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面对数字经济兴起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冲击,中国展开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政策实践。具体包括:发挥数字经济的高能增长极作用,协同推进需求总量调控与供给体系质量提升;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力,构建适应数字技术创新周期的宏观资源筹措、调峰和配置机制;激活数字经济的要素黏合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的宏观治理体系。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地区创业活跃度

创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准自然实验,结合2009—2019年284个城市的样本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创业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创业活跃度。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地区人才集聚和提高区域创新水平来促进创业。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创业效应在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地区和法治水平较高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就行业类型而言,服务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的创业效应更加明显。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研究社会信用对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和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经验启示。

李斯特经济有机体思想的辩证法内涵

李斯特作为黑格尔辩证法哲学如日中天时期的经济学家,研究方式具有明显的辩证法特征。他第一次把国家经济作为系统,针对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批评了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从普遍联系的整体和历史发展过程的视角,创建了一个“经济有机体”思想体系雏形,其中蕴含着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质量互变规律的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思想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从辩证法视角来观察李斯特经济学及其科学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山不老马歇尔

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有若干个姓“马歇尔”的名人。仅美国最高法院就有两位姓马歇尔的大法官,其中天秤座的一位因处理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而被载入美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史册。其他如美国陆军五星上将、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等,皆是马歇尔这个姓氏中彪炳青史的著名人物。

评《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主体生产》

由李嘉弘撰写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主体生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一书,基于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学说立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现实和意识形态职能进行深刻分析和批判。作者强调,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系统理论工具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必然有一个批判的前提,即对其所处的经济现实和思想史背景的批判,只有在摆脱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意识形态范畴和现实职能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切认识。该书理论关注面广,从古典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到马克思经典劳动价值论,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古典学说之关系辨析到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论述过程中又根据需要穿插了对其他相关经济学家和理论流派的分析解读,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课题的广度与深度,对帮助读者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具有一定指导价值。总体来看,该书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

马克思劳动思想的人文意蕴

受人文经济学命题的启发,本文试图探索马克思的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文意蕴。人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曾有过多种表现形式,如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它们的局限性在于都是以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来理解人、理解历史。而马克思则是在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劳动思想,不仅认为只有在劳动基础上才能合理地阐释人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而且认为人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劳动身上,所以人的解放的实质与核心在于劳动解放。从劳动出发所理解的历史趋势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只有诉诸劳动才能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所包含的人文意蕴;只有在劳动基础上才能真正揭露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假性;并且只有从一般劳动观点出发才能科学阐释共产主义的价值观。这些观点对人文经济学的思考或许带来一定的启发。

国家治理问题的经济分析基础探析——基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考察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国家治理问题不能仅仅就其本身来谈,而是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有关国家问题的论述为此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资本论》第一卷指出,国家作为相对自主的强制力介入经济过程,并受到统治阶级利益和特定经济规律的制约。因此,国家治理在不同社会制度面前不是中性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国家选择制度的倾向、构建制度的客观依据和执行制度的能力。我国国家治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为遵循。这种对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重申和强调,正是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经济分析基础进行探索的意义所在。

现代货币理论:一场新的宏观经济学革命

理解国家治理需要宏大多元的理论视野,与之密切相关的现代货币理论在近些年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基于经济思想史视角,从思想渊源、思想学派、研究传统和思想革命四个方面,廓清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本来面目,展望了该理论的未来走向。作为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派,现代货币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对克纳普、米歇尔—因尼斯、凯恩斯、勒纳、明斯基和戈德利等思想先驱的思想,以及后凯恩斯主义、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等思想流派的特色理论的重新组合和杂交增长,代表着历史上由来已久的货币、财政、就业、贸易和经济周期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当代复兴和最新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现代货币理论引发了劳丹意义上的经济学革命,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库恩意义上的突变式经济学革命,从而改变整个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权利束对财产权范式的贡献及不足——以资源配置效率为视角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型资源被纳入财产的范畴。受制于“物债二分”与“物权法定”思维,传统财产权范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区别于传统财产权范式,权利束在整合霍菲尔德权利概念与科斯产权理论的基础上,将财产拟制为法律关系的集合,且允许有关主体根据案件情况重新排列每束权利的顺位。通过个案决策,权利束能够更灵活地分配财产权益,但权利束也存在“增加交易成本”“打击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等弊端。借助类型化的分析,权利束与传统财产权范式在不同类型财产的资源配置中呈现出差异化的优势与不足。

马克思艺术生产经济理论

马克思是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经济学著作中阐述其艺术生产理论的,这意味着他更多的是从经济学而非哲学层面立论,其核心问题是艺术家能否成为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以资本购买并运用劳动力商品和生产资料的方式进行。马克思对视觉艺术(包括文学)和表演艺术做了细致的区分:前者如作家、画家的创作,至多为向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过渡的状态;后者则可能以剧院老板雇佣演员演出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出现,处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状态。艺术生产之所以无法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是因为它无法采用机器大生产和规模经济的方式进行。这一点表明,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是鲍莫尔成本病理论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