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23年,世界经济延续了2022年的下行趋势。尽管全球就业形势有所改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全球债务风险高位累积,贸易投资增长乏力。世界经济增长分化加剧、颠覆性技术带来深刻复杂影响、歧视性区域主义加速兴起与扩散、“去风险化”政策加剧全球经济“脱钩”风险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开启金色十年新征程成为世界经济值得关注的主要特征。世界经济“再全球化”、全球生产与交换数字化、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国际经贸关系政治化、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等成为影响深远的趋势性变化。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短期和中长期因素依然很多,其中关键变量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能否携手应对各种全球经济挑战。从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和世界经济形势来看,2024年世界经济仍将行进在中低速增长轨道上。

以数字技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基于健康人力资本的跨国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实现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是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和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了数字技术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逻辑机制,并采用全球118个国家1990—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结合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从人口“生命长度和生命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大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助于降低人口死亡率、提高人口健康预期寿命,进而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其作用途径主要通过提高政府卫生支出效率、提升数字健康素养、增加闲暇时间和促进环境改善四个路径来实现;数字技术在改善健康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密切相关。基于以上分析,研究认为应加大医疗技术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技术攻关,实现现代数字技术、医疗健康大数据、医疗全流程、医疗健康行业相关方多要素融合,创新中国式精准医疗发展模式。

新质生产力与大国战略竞争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在“两个大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更好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两个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本刊特约5位专家就“新质生产力与大国战略竞争”进行笔谈,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有计划的去增长:生态社会主义与人类可持续发展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去增长”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拒斥将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视为人类进步的唯一准绳,提出了转向零净资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生态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发展理念把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置于破坏性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上,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社会计划和经济计划对于实现实质性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目标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去增长共产主义”中,资本积累将为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所取代,资本将致力于生产满足人们需求的使用价值。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社会计划对于生产资料再生产和资源分配的突出作用;二是彻底变革社会关系,摆脱垄断资本、浪费和积累的旧体系,转向满足人类社会基本需求、同时维持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新体系。“去增长”方法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独特优势。

价值链视域下全面推动东北产业链嵌入国内外市场大循环

在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东北地区因开放程度不足等原因,其企业和产业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不断地脱钩和边缘化,这是造成其经济持续衰退的直接原因。目前东北振兴战略和政策在引导东北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参与国内外经济循环方面存在着某些需要强化的重要的薄弱环节。建议国家按性质对东北当前的重要产业进行分类并精准施策,把战略重心和政策资源集中在推动东北产业链与国内外产业链的嵌入、连接和协调上,集中在东北制造业重要产业链“链主”的形成上,促进东北经济深度嵌入国内外大循环并起到相互促进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前景研判

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从经济发展视角阐述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时代背景与发展趋向,强调探究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需立足于四个视角:全球整体格局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定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不同成员的关系。当代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呈现所处环境趋紧、总体分量增加、结构转型加速、国别增长分化、分配议题凸显、合作空间广阔的基本特征。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值得期待,中国和印度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实现这种前景需要对可能发生的“扰动项”进行回应,同时新兴市场国家需将合作共赢理念真正落地并不断激活内部的发展潜能。

机器人使用与创业选择

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影响持续深化,不仅表现在传统受雇工作形态,还表现在企业创业选择和决策方面。文章基于国家层面自动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使用2011—2017年全球创业观察(GEM)创业活动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国家层面机器人数据,研究机器人使用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及可能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机器人使用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按照创业动机划分机会型创业活动和生存型创业活动发现,机器人使用增加显著促进了机会型创业活动。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考虑不同衡量指标下依然稳健。文章进一步从市场进入障碍、人力资本效应两个维度考察机器人使用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机制分析发现,机器人使用通过简化企业生产程序,降低企业市场进入障碍,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创业活动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机器人使用对创业活动促进作用在OECD国家幅度更大,机器人使用显著增加了中年群体、女性群体以及中低受教育水平群体机会型创业活动概率,机器人使用有利于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创业差距。文章研究为促进我国机器人应用深化以及机会型创业活动实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义。

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显著特征及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如何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如何概括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如何依据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和显著特征进行国家战略的正确选择?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学理上进行全面系统完整地探究。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把经济全球化细分为农业经济全球化、工业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依次阐述它们的区别联系、相互依赖和依次递进,进而论证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演进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客观规律基础上,论证数字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晶,阐述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显著特征基础上,结合经济全球化客观演进规律,阐述了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最后,基于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及其显著特征,提出了新时代我国参与、引领和主导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选择方略。

全球供应链发展特点及趋势分析

供应链的数字化、供应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是当前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三大特点。供应链的数字化发展是形势所迫,数字化的链接和数字化的共生这两个特征也决定了供应链发展数字化方向。通过数字化来实现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通过数字化来推进组织协同能力的提升。通过供应链的转型升级,真正运用数字化形成价值创造的能力;通过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形成发展优势;通过韧性和安全能力的不断提升,形成自主可控的供应链。

地缘政治风险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和地区的实证分析

防范化解地缘政治风险,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对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分析2015年8月至2022年7月“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和地区56种货币的汇率月频数据,探究了不同区域的货币锚定人民币的程度,并进一步基于Frankel经典货币锚模型测度了地缘政治风险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美元虽仍是大部分地区的锚定货币,但人民币已逐步成长为东欧、东南欧、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钉住的货币锚。第二,地缘政治风险能够显著影响人民币在部分地区的货币锚效应,但是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贸易开放度的情况下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东欧和东南欧地区会更多地锚定人民币以规避汇率风险,而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却会选择降低锚定人民币的权重以寻求汇率稳定;高贸易开放度的国家会更多地锚定人民币,低贸易开放度的国家更可能会减少锚定人民币。研究结果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精准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逻辑意蕴: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特征,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程正在经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经济学的视域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有其特定的内涵和逻辑意蕴。把握这一重大变局,要从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引起的生产力进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世界经济格局与大国经济关系的重塑,以及经济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守旧思潮兴起等因素去加深理解和探知。总的来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是进步的力量,在这种巨变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将朝着多极化、多样化方向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将载入史册。

中国进口与进口来源国企业的就业规模变化

在国际上,各种版本“中国威胁论”的说法甚嚣尘上,中国作为进口大国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被严重忽略。为了探究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以1998—2018年全球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就业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在中国加入WTO后变得更大,且对高收入国家、OECD国家的影响更大。(2)产出规模效应和生产率效应是中国进口影响进口来源国企业就业的重要渠道,产出规模增长会导致企业就业规模显著增加,生产率提升则会导致企业就业规模显著减少,但总效应是正效应。进口来源国各行业的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企业所在行业的比较优势越大,中国进口对其就业的促进作用就越大。(3)对比印度进口和中国进口的影响效应发现,只有中国进口会显著促进进口来源国企业就业规模的增长。本文证明了中国进口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为驳斥“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素材和理论依据。

北约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动因与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北约近年来致力于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其数字能力。北约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战略目标、战略领域、战略举措三个层面:在战略目标层面,其明确追求实现多域作战和增强互操作性;在战略领域层面,其着力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战略举措层面,其重视组织架构完善、数字基建建设、数字技能培训三者的有机结合。北约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受多重因素影响,既由北约战略环境面临的数字风险与挑战所决定,也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数字化议程塑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北约“技术制胜”战略传统的内在驱动。北约数字化转型与新一轮北约战略转型、大国数字竞争相呼应,对联盟运行、大国关系及全球数字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保持北约技术优势,助推联盟战略转型;另一方面,它也会加剧大国数字竞争,扰乱全球数字治理进程。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认知前提与提升建议

对外开放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分别有八大领域,各领域的开放及各领域内的开放有水平层次之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要扩大开放领域、提升开放层次,还要提高各领域开放水平、优化开放结构。战略意义上的开放不等于策略意义上的开放,后者更需要高度理性和专业化的决策。高水平对外开放须正确把握和顺应开放的基本规律,并对本国和世界各国发展及国际形势的现状和走势有准确的认知。目前存在的一些认知和判断偏差,比如,高估中国经济增长率、实力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误判他国对外经济战略取向,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规律认识不够等,需要得到纠正。应加强国际问题和国别、区域研究,不能简单地以“中国思维”思考和解决国际问题,通过竞争机制培育真正意义上的智库或思想市场,加快培养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复合型人才,积极寻求与美国等主要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允许不同地区相机选择不同的开放策略、重点和节奏等。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国际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加上“外国劣势”的影响,投资者会减少对外投资,从而使国际资本出现本土化倾向的异常流动。采用24个发达经济体、25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将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分为外逃、撤回、激增、中断4种类型,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异常流动少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资本外逃和激增的概率,并增加资本撤回和中断的概率;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经济体4种异常流动的影响都显著,而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只显著影响了资本外逃和激增;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其他投资的4种异常流动,并显著影响直接投资的外逃和激增、证券投资的外逃和撤回;金融开放水平较低时,金融开放会强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但当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应建立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监测平台,完善国际投资监管机制,并积极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

“印太构想”下日本对东南亚的海洋安全政策

从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角度检视,作为日本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印太构想”,可谓丰臣秀吉时代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展的必然产物。“印太构想”在出台前历经“胚芽期”“胚胎期”“胎儿期”三个战略观念发展阶段,日本对东南亚的海洋安全认知也随之变迁。在“印太构想”的“胎儿期”,日本对东南亚海洋安全形成了新认知,主要将之视为通过主导“印太”海洋安全秩序构建而主导“印太”安全秩序的关键着力点。基于此,“印太构想”出台以来,呈现三大特点:以编织由日本主导的“共享基本理念”的东南亚海洋安全国际联盟网络为政策目标,以开展“体系化防卫合作”战略性提升与东盟及其成员国海洋安全关系为核心政策措施,以将南海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形塑秩序规则认同和深化与东南亚相关海陆浅纵深交通枢纽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为政策重点。未来五年,日本会进一步以海洋安全为重心深化实施“印太构想”,强化在东南亚的海洋安全影响力,以辐射整个“印太”尤其是“印太”其他中小国家。日本的东南亚海洋安全政策在目标、核心措施和重点上均会有所调整,以加速构建由日本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不过历来重视大国平衡的东盟并不会轻易选边站。“印太构想”下日本充满陆海二元对立和排他性特质的东南亚海洋安全政策,自始至终都有其限度。

“一带一路”与外经贸——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霍建国

“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西亚与东南亚地区促进了东道国的就业与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比达到31%,超过与欧美日的30%。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陆上贸易发展很快,大有潜力。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整体上优于发达国家。虽然近些年中国的投资增长较快,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60%-70%来自西方国家的政府与金融机构。“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主要来自美西方,有些项目被美国搅黄。下一步共建“一带一路”要注意几点:强化环保意识与项目的公开性;贸易投资要增加比例和速度,基础设施建设要量力而行;国企在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更大作用,民企在贸易投资上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视域下的粮食安全发展及中拉合作方略研究

粮食安全是国际社会永恒关注的焦点之一。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国际社会对粮食安全的担忧不断加重,实现联合国2030年“零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正面临巨大挑战。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和拉美等发展中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本文以粮食安全的认知演变为逻辑起点,基于全球视角分析粮食安全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对中拉粮食安全合作进行现实性分析,最后为应对全球粮食危机提出中拉粮食合作建议。

财政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历史考察——兼论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制度安排

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它映射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在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与近代早期、工业革命以及现代社会等不同历史阶段,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演变特征有所不同。历史证据显示,在国家和全球层面,财政资源配置是所有成功经济体发展战略的关键要素,而财政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公共与私人界限的逐渐明晰以及相应法律制度的完善。在推动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财政的作用主要通过包容性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影响

进入数字化时代,跨境数据交互共享已成为自然灾害治理的核心影响因素。利用2004—201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数据和自然灾害损失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程度与自然灾害经济损失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进一步研究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是通过阻碍信息技术交流共享这一机制来影响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此外,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在灾害类型层面,气象灾害与地球物理灾害中的经济损失受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强烈;在经济体类型层面,相较于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中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自然灾害损失的影响更小。研究结果拓展了跨境数据流动理论在灾害经济领域的运用,为各国在自然灾害防治领域建立更加开放和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提供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