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制造业兴衰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从国际经济秩序演进历程看,秩序调整与世界政治领导国国内制造业兴衰紧密相关。制造业兴衰影响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而影响其在不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在制造业成长阶段,英美两国均试图建立重商主义的国内或国际秩序,以促成本土制造业发展;在制造业成熟阶段,两国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秩序构建;在制造业衰落阶段,两国面临日益增大的保护主义压力,同时积极推进以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秩序构建。依托制造业优势地位,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中国逐渐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力量。

内循环与外循环互动:中美双循环路径的差异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宏观大历史的比较视野。作为大国经济,中国发展的主线是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大循环,美国发展的主线是以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当前,中美两国历史上第一次但可能不是最后一次,都站在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历史关口,都对国际大循环产生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世界大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正途。

国际经济规则重建的底层逻辑:历史演进与现实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经济规则进入了战后以来的重大调整期。国际组织与主要经济体都试图推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以提升治理话语权。本文梳理了二战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及不同时期国际经济规则的特征与演化过程,从各项规则、规制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看,效率与安全优先顺序的交替转变是造成国际经济规则演变的重要底层逻辑;从多边体系、区域组织、自贸试验区和企业标准四方面提出国际经济规则重建的路径,指出国际经济规则重建面临着国内主权保护与国际规则约束、长短期利益不一致的冲突。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重建面临着突破西方围堵与平衡长短期利益的挑战。中国需要坚定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调整参与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策略,推进全球多边治理体系改革,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提出中国方案。

东盟碳中和的研究与思考

东盟国家在碳中和领域已作出较大努力,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政策调控和国际合作力度。同时,美国印太战略、东盟可再生能源的规划和配套政策、东盟的自然与政治条件都影响着碳中和的效能。东盟通过推动碳中和,在参与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方面体现了中小国家的意愿。东盟的碳中和对于中国也具有一定启示作用,中国应稳中求进实施碳中和政策,因地制宜推动全球南方实施碳中和,适时加强三方合作,并在农业和日常生活中强化节能降碳。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强的“机器换人”趋势,不仅促进当前全球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变革,还对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运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全球价值链议价能力指数,选取2002—2019年71个经济体1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体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正向促进效用,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机制,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效用在资本相对充裕、制度环境相对稳定的经济体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深化了对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解,为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异质性研发、市场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科技创新困境突出表现为创新投入快速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TFP)下降之间的矛盾,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识别市场机制对不同类型研发活动的差异化影响。采用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中国科技创新困境具体表现为:基础研究有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较长时滞性,应用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抑制作用;②市场化程度提高对基础研究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无显著影响,但有助于缓解应用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③基于前沿技术差距视角的回归结果表明,上述研究结论在低技术差距行业和高技术差距行业存在明显差异。研究结论不仅可为理解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困境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还可为正确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指引。

打造供给需求双中心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使得单纯追求运行效率的国际循环和全球价值链构建方式弊端尽显。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投入产出数据和PageRank算法,利用供给中心度、需求中心度、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等指标,分析打造世界供给中心、需求中心以及促进两者有机结合能否统筹安全和发展,全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实证结果显示,打造世界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均能显著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而且两者有机结合后的提升作用存在互补性;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需求中心和供给中心单独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提升作用有所减弱,两者有机结合后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变化;基于三类贸易活动设计的9种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中,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与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结合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最优方式。我国应面向国内国际有需求但未得到有效满足的领域打造全球供给中心,突破生产前沿约束,形成可持续的需求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以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为目标丰富需求层次、打造世界需求中心,进而促进供给需求双中心的有机结合,发挥两者在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方面的互补性。

地理经济视角下生物经济的发展与促进机制探究

在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紧密相连,这种关系在生物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生物经济,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旨在探索和利用生物资源,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挑战。地理经济视角强调地理位置、资源分布、区域特性以及环境条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将这一视角引入生物经济领域,有助于深入理解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式,以及地理因素对生物经济的塑造作用。本研究探讨了地理经济视角下生物经济的发展与促进机制,以揭示地理环境如何影响生物经济的演变,为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有关生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见解。

非对称技术联盟价值整合机制形成的战略选择——水环境治理小企业多案例研究

通过对4家水环境治理小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沿着“动机—行为—结果”的分析逻辑,构建价值整合机制形成的整体模型。从伙伴选择和合作机制两个方面分析联盟合作模式,识别了滩头堡型、管道型、浮板型和空降型4种合作模式,发现伙伴选择具有连续性特征,扩展了伙伴选择焦点的假设和适用范围。探究合作模式对联盟价值整合机制的影响,发现联盟价值整合机制分为共同价值创造、共同价值占有和双重价值获取三类,伙伴选择和合作机制共同影响联盟价值整合。联盟价值整合机制映射伙伴选择与合作机制之间的结构关系,这一关系在非对称情境下具有独特性。资源获取动机与伙伴选择优先性有关,企业为获取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时倾向于市场导向伙伴选择,为获取资金资源和人才资源时倾向于关系导向伙伴选择。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与共建国家价值链优化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急剧变化的时代,“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全球化、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新格局。文章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了2010—2022年“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发展指数,实证检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对共建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共建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降低后向参与度,提高其分工地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有助于共建国家降低贸易成本、增强研发创新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拓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深度和广度,进而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以及与中国合作伙伴关系紧密的国家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受益更大。

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内涵、逻辑及时代意义

近年来,在逆全球化潮流的持续冲击下,全球化进程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压力,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面临分裂和碎片化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思考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基础上,提出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主张,赋予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开放、共赢等价值内涵,体现了必然性逻辑、对立统一规律、实践第一性逻辑等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该主张为引领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为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复杂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代表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最新充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困境及发展路径选择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家社会经济体系建设和平稳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引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特点表现为协议数量快速增长、协议形式多样、跨地区的双边经贸协定倍增、国家内部一体化实践愈益成熟。同时,国内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面临着经济利益未能趋同、产能发挥受限、协同效应不足,以及高校间合作深度不足等方面的困境。为此,未来我国可以从四个路径推进所参与的国内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科学制定和完善区域经济政策;发展壮大经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新兴金融业态;充分发挥高校相关资源在区域内的经济支撑作用。

全球产供链重塑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亚太地区是全球范围内产供链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全球产供链重塑背景下探索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转型、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供链正加快重塑,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深化价值链、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合作,推进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多维合作,通过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强化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新形势下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将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助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这一倡议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并在不断推动着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本文将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并就“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中国对东盟货物出口空间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东盟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深化与东盟的出口贸易合作,有利于增强“贸易畅通”理念的实践应用。本文运用标准差椭圆和桑基图分析中国对东盟货物出口空间格局,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探寻中国对东盟货物出口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自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中国对东盟货物出口分布范围和重心向中南半岛北侧方向偏移,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出口市场由新加坡转向越南。“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推动了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上升,关税、与中国存在陆上边界对中国向东盟货物出口的阻碍程度减弱,东盟技术性贸易壁垒增加开始显著促进中国对东盟的货物出口,本研究仅供参考。

数字技术赋能背景下福州产业全球分工地位提升研究

福州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城市之一,生产能力和贸易水平总体较高,但在新一代技术革命和国内外经济新形势下,福州全球产业分工地位提升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本文首先阐明福州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现实情况,基于此多维度分析福州产业参与全球分工的优势及劣势。其次,结合数字化发展趋势探讨福州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及现存问题。最后,针对福州发展特点,从优势巩固、创新激励、生产要素积累、数字素养提升、产业协同发展、法治完善六个方面提出以数字技术推进产业全球分工地位提升的对策建议。

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与南亚国家旅游产业链的影响

美国在“印太战略”中通过供应链管控制造贸易壁垒,试图干扰中国与印太地区国家正常的经贸交流合作。中国与南亚国家互为客源市场和旅游目的地,研究中国与南亚国家间旅游产业链,对于增强双方旅游产业链黏性以应对“印太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旅游产业链的概念内涵为逻辑起点,构建面向南亚国家旅游产业链的理论分析框架,时间上以美国“印太战略”提出前后为时间截面,内容上从旅游消费意愿、基础制度保障、旅游安全环境、旅游互联互通等四个维度出发,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系统分析“印太战略”对中国与南亚旅游产业链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与南亚国家旅游产业链稳链、固链、补链和优链的具体措施及实现路径,即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旅游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构建旅游协调合作机制和强化旅游的互联互通。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全球城市形成及影响研究

学术界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城市及其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全球城市的产生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而经济全球化始终是全球城市形成的根本原因。本轮经济全球化不仅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还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也是全球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被纳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之中。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被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里,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在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增长,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位城市,不仅是全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也成为了全球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全球经济集散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国际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对策

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动日益紧密,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程度越来越高。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介绍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和特点;其次阐述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接着分析了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积极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总结了全文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