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强的“机器换人”趋势,不仅促进当前全球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变革,还对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运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全球价值链议价能力指数,选取2002—2019年71个经济体1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体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正向促进效用,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机制,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效用在资本相对充裕、制度环境相对稳定的经济体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深化了对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解,为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稳外资面临的主要挑战——基于绿地投资数据的分析

当前,加速重构的全球产业链呈现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绿色化和数字化特征,给我国稳外资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挑战。基于《全球绿地投资数据库》,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下来华绿地投资的影响效应进行全面评估,发现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来华绿地投资金额和项目数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转移压力;来华绿地投资减少的主要来源是发达国家、生产链条相对复杂的行业、旅游相关行业以及国内中部地区的绿地投资;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下,稳外资面临全球经济持续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和美国对华“脱钩”、全球引资格局竞争加剧等诸多挑战。应推进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为稳外资提供保障;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升级,打造稳外资新增长点;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进程,引导外资投向绿色清洁领域和环节,稳住外资基本盘。

数字经济对三重价值链协同发展的影响

探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我国各省内、国内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对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嵌入式世界投入产出表,并以此为基础对数字经济规模及价值链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各省份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价值链关联度和生产技术水平是该影响的中介变量。在异质性方面,服务业数字产业化以及制造业产业数字化促进各省份协同参与三重价值链的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各省份价值链后向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前向耦合协调度,在东中部省份以及农业采选业服务业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我国应抓住经济发展新机遇,借助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各省份协同嵌入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ADB-MRIO数据库2010—2020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通过QAP二次指派程序法重点分析其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呈现“多核心”格局和“多圈层”特点,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经济、技术、文化、组织与产业结构邻近性是影响贸易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地理距离、共同语言、制度距离、关税壁垒发挥在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多维邻近性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

服务化与先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技术创新异质性视角

在对2000—2018年中国先进制造业服务化对先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类不同的技术创新,以检验其在上述影响中存在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先进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先进制造业服务化与模仿创新之间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先进制造业服务化与自主创新之间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知识资本投入在先进制造业服务化与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中均存在调节效应,对自主创新产生促进效果,但对模仿创新产生负向影响。为进一步推动服务化进程,政府应鼓励推动先进制造业及服务业中的互动融合,并健全市场配置和运行机制,增强先进制造业技术、产品和市场自主创新能力。

发达国家身份是否产生于强大的科技实力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具备强大科技实力,但既有研究忽视了具体发达国家的特殊性,并且对科技实力的理解存在不足。本文假设发达国家身份与强大科技实力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以一个国家被全球性国际组织和机构认定为发达国家的频次为被解释变量,以其科技实力为核心解释变量,从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入手完善了计算方式,最终采集150个主权国家2010—2021年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单变量回归、加入控制变量、控制国家固定效应、控制年度固定效应还是控制双向固定效应的条件下,科技实力强弱对一国被认定为发达国家的频次都不产生显著影响。这体现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二分法作为一种国家分类方法或客观评价尺度的局限性。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研究——基于生产分割视角的分析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以及通信和运输成本的下降,通过生产过程分割进行跨境生产已成为可能,贸易便利化作为隐性壁垒则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较大影响。基于2006—2014年42个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在测算出各经济体全球、国内和国际生产阶段数,以及运用熵值法得到各经济体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贸易便利化对生产分割长度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各国国内生产阶段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国际生产阶段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也促进了全球生产阶段数的增加,且该结果具有高度的稳健性。从区分国家类型、行业类型以及贸易便利化细分指标三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对国内、国际和全球生产阶段数的影响程度不同,其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中间投入品价格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

要素分工论

当代国际分工正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这种分工的边界是生产要素,是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要素分工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资源整合。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而是取决于以什么样的要素参与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少。中国应努力培育高级生产要素,提升企业整合各类先进要素进行创新活动和全球化经营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全球价值链嵌入、制度质量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根据融入增加值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及显示性竞争优势两个指标,对各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并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制度质量对其的影响,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制度质量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国际竞争力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越深的国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越高;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也存在显著正影响,较高的制度质量有利于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制度质量越过门槛值之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下降,这说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度质量较低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也更为重要。

新国际分工的动态:概念与机制

西方在 1980年已经开始新国际分工研究，我国至今有关研究很少。为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全球化，本文主要论述了新国际分工的内涵和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国际分工的企业竞争机制、地方竞争机制和国家竞争机制，以及新国际分工的启示。

全球商品链中的地方产业群——以东莞的“商圈”现象为例

分析全球商品链与地方产业群之间的关系 ,特别强调产业群在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中的意义 ,并结合对东莞“商圈”现象的实地调查 ,分析了“生产者主导”和“订户主导”两种动力在我国沿海出口加工业地方产业群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文章认为原有基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起来的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业产业群 ,随着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成长 ,既存在新的发展机遇 ,也面临既成的制度瓶颈 ,因此 ,提出要从三方面实现政策侧重点的转变 ,以充分发挥地方产业群的竞争优势。

新型国际分工、国际收支失衡与金融创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包括金融一体化、金融深化和国家之间的金融异质性是这次失衡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创新作为金融发展的动力或源泉促进了国家在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分工。具有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容易产生经常项目的赤字,具有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容易产生经常项目的盈余。全球数据的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国际分工对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

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适用于中国现阶段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中国能否创造出类似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污染投入规制弹性比较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进行理论分析,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即跨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就可以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现阶段,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东、中、西地区则分别处于拐点的右侧、附近、左侧。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会使U型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即可以在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越过拐点并在同等环境规制强度下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因此,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且分地区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对于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核算研究

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崛起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原因。基于总出口附加值分解,测算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国内附加值竞争力指数,从整体、分行业、国际比较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中重点把握分工参与程度与嵌入位置的时序描述,以概述参与方式和面临的问题。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较深,深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趋势在不断上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现"右偏V"型发展趋势,国际分工地位表现出向上游攀升的特征,但分工地位仍相对较低,制造业行业间差异显著。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成员国国际产业分工结构的影响

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国际产业结构的影响在成员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由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深化了各国依据比较优势加强国际分工,因此其对东盟国家的主要影响是促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增长。而中国依靠市场规模效应,进一步集聚了国际资本,从而促进了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化了我国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比较研究

二战后 ,发展中国家相继采用比较优势战略 ,获得了比较利益 ,但却出现贸易条件恶化与贫困化增长的局面 ,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其问题的关键在于 ,随着大量新贸易现象的不断涌现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出现不适应性。必须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重新认识。因此 ,从理论上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 ,其结论 :竞争优势比比较优势更适合国际贸易发展的实际 ,具有更强的指导性。

国产化率保护研究述评

有关国产化率保护的文献,大部分是在比较静态的厂商利润最大化分析框架中展开,探讨在不同市场结构、中间品与劳动之间是否替代或互补、是实物形式还是附加值形式等情形下,国产化率对一国产出、就业和租金分配的影响;部分文献在动态、博弈分析框架下考察国产化率对自主研发投资结构、跨国公司技术扩散方式选择、自主创新激励的影响和约束条件。构建可以对国产化率保护政策对东道国自主创新影响的各种渠道进行讨论的统一理论框架和使用跨行业数据研究国产化率保护政策的具体影响,是理论和实证研究可拓展的重要方向。

试论国际分工的多重均衡与产业地理集聚

由于规模经济、收益递增的存在,打破了原来的由比较优势决定的单一国际分工结果,从而出现了国际分工模式的多重均衡。而在多重均衡中获得有利分工地位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一条理想途径就是产业地理集聚。通过产业地理集聚,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扩大出口,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等,从而最终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环境规制对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中国纺织产业面临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有助于协调好环境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用1991—2013年中国纺织产业中纺织业、纺织服装业、皮革业和化纤业四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就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纺织产业的升级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验证了正式环境规制对纺织产业升级的门槛效应及四个行业之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纺织产业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当以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为门槛变量时,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它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从而验证了两者之间的门槛特征和行业异质性。非正式环境中,收入水平对纺织产业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受教育程度对纺织产业升级也有轻微的促进作用,总体来说,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

基于环境规制的中国出口企业绩效分析研究--以电子信息出口企业为例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对生产成本、企业进入和技术创新等影响的传导机制而产生的,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本文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分析环境规制对出口企业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当政府对产业实施环境规制时,不仅生产成本发生变化,而且企业所在的市场结构以及市场行为也会发生变化。通过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各种因素的影响,才能够对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最终影响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为管理部门和公众提供更为全面的企业环境绩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