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党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更是把这种认识推向了全新的高度。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指出“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绿色金融如何影响新型工业化发展?

基于2011—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对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且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同时绿色金融对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能显著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同时当新型工业化发展处于中级水平时以及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绿色金融对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城市碳排放?——来自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经验数据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数字经济指数,核算各城市碳排放量,采用SBM模型测算城市碳排放效率,并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数来刻画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碳排放效率,二者呈现出“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和减少碳排放量,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或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且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碳排放存在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在门槛值前后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为“先扬后抑”,对碳排放强度跨越门槛后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数跨越门槛值后能够提高碳排放效率、减少碳排放量,但对碳排放强度不产生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水利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及发展思考

水利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要把水利新质生产力落实到水利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基于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构成要件,及其与新质生产力、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从不同角度深入认识水利新质生产力,阐述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提出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框架,包括根本宗旨、战略指导、工作理念、目标任务以及关键内容,介绍了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思路以及需要把控的关键内容。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及障碍因子分析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并运用自然间断点法、空间自相关和障碍度模型,分析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空间关联性和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根据高质量发展水平将城市分为四大类,其中高水平城市主要为省会和中心城市,较高水平城市分布在中心城市周围,较低水平城市由下游向中上游扩散,低水平城市集聚在中上游。(2)黄河流域总体空间关联性较弱,局部存在集聚效应,东部高值区被高值区包围的高高集聚较明显,西部低值区被低值区包围的低低集聚较明显。(3)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障碍因子主要包括入境旅游人数、外资依存度、万人专利申请量、外贸依存度和万人在校生数。基于此,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相关建议。

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分析

以黄河流域各省份2011—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熵权法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进行测度,并采用聚类分析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系统考察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黄河流域各省份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不同地区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影响,各个省份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一一对应。(3)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促进关系,且影响效果显著,即绿色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统一大市场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基于2006-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实证检验市场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共同富裕效应,这一结论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以及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区域创新创业,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和城市群地区,市场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该研究结果为地方政府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对加快共同富裕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消费中心城市项目布局研究:分类、属性及途径

消费中心城市项目是消费中心聚集消费资源的重要载体,是服务消费者、引领消费潮流、发挥消费影响力的主要方式,项目成功与否是消费中心成败关键。对消费中心城市项目进行不同维度的分类,包括文化消费项目和物质消费项目、服务消费项目和商品消费项目、最终消费项目和中间消费项目、直接消费项目和间接消费项目、必要消费项目和非必要消费项目等,每种分类维度都有一定的分析意义。消费中心城市项目具有多种消费经济发展特性,包括消费的范围经济性、中心的规模经济性、文化消费的无限性和物质消费的有限性、消费的空间协调性、消费的系统制约性。在消费中心城市项目布局中,文化消费是关键,需要重点布局文化消费项目;物质消费带动潜力大,需要全面规划物质消费项目;空间资源紧张、空间成本高,需要通过中心紧密原则布局相关项目;消费系统配套性强,需要对消费中心城市项目进行超前和空间延展性布局;消费中心城市项目经济平衡作用显著,需要在欠发达地区做更多布局。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构建了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3—2021年的相关数据,通过熵权法进行赋权,运用全局及局部Moran’s I、Dagum基尼系数分析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差异以及区域差异,依托Dagum基尼系数分解分析其差异来源及大小。结果表明: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基于空间相关性的角度,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全局空间分布存在聚集性,2017年以后,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存在的空间相关性有增强趋势,大部分省份之间存在较强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总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通过对区域差异来源及大小的比较发现,区域间差异是影响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最主要的因素,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共同富裕水平的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整体共同富裕水平朝着均衡方向发展。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整合的SWOT分析及优化策略

京津冀三地山水相连,文化相通,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整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应有之义。通过SWOT法全面分析京津冀非遗档案资源整合工作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并提出增强京津冀一体化认同感、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非遗数字化覆盖面、建立统一的格式和标准、多元主体共建非遗档案数据资源、完善非遗数据库建设、建立非遗档案共享和交流平台等策略,旨在通过京津冀非遗档案资源整合进一步提升非遗保护与传承质量。

城市创新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耦合分析--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市为例

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文章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市为例,探究城市群内部城市创新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演变规律。选取2007年、2014年、2021年3个时间节点,运用前沿距离法、三阶段DEA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创新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城市间差距在缩小,时空分布上表现为从片状布局向带状集聚的演变特征;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各城市多层次分化与省际边界差异的特点,在时空分布上呈现从“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异向带状、片状集聚的演变特征;城市创新效率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渐提升,区域协调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呈现空间均衡发展趋势。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历程、取得成效与未来展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经过10年来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迈入高质量协同发展阶段,在科技创新、空间布局、生态保护、对外开放、民生领域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创新转化能力不足、产业转移承接断层、“过密过疏”现象突出、生态联合治理及生态补偿机制有待完善等挑战。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这一目标任务,应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和空间功能布局,以新质生产力为协同发展的新引擎,让数据要素成为协同发展的新动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uper-SBM模型对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莫兰指数以及冷热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时间区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该格局有加剧趋势,同时空间相关性于2020年由正转负;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政府支持对邻近地区效率值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测度及时空演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优化相互影响,共同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份2014—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分别测算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综合指数,并测度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各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均呈现逐年递增态势,且存在“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2014—2019年,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从0.5630上升到0.6987,由“勉强协调”发展为“初级协调”水平。(3)时间上,两者间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具有非均衡性特征,2014—2017年提升较快,2017—2019年提升趋缓;空间上,呈现下游、中游、上游逐级递减且较为明显的区域块状集聚特征,区域间差距在缩小。

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界定及发展路径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由于水利的基础性、战略性特征,水利新质生产力有着深刻的内涵。从生产力理论出发,提出水利新质生产力具有水利产业、水利部门和水要素三重维度。在每个维度上,水利新质生产力具有不同的战略定位。在新发展阶段,水利新质生产力具有促进水利行业自身强、支撑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价值。分析了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提出必须大幅度提升水利创新能力,形成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动力;强化水利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原动力;推进水利科技产业建设,形成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载体;强化水要素的刚性约束,夯实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基础。

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做好科技创新大文章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变革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力。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要深刻认识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地位,以科技创新建构新的生产工具体系、配置新的生产资料体系、建立新的生产函数,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水安全保障能力提升,从构建国家水网、建设数字孪生水利、健全水利标准体系、建构河流伦理、培育新质人才队伍等方面,发挥好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为加快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科技支撑引领。

新时期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举措研究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特点,我国提出进一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制度型开放是新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准确把握新时期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特征,破解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提出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性和务实性举措,有利于加快建立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体制机制、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应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吸引和集聚全球优质资源要素,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竞争力与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逻辑机理与关键路径

在实现水利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特征已逐渐显现。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在发展理念、目标指向、实施动力等关键要素上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性。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需精准对接新质生产力需求,加快实现水利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养卓越水利科技创新人才,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