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

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有利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与主要矛盾。文章构建了包括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5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该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12—2020年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综合得分、2020年31个省份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科技创新实力正在快速提升,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区域之间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差距还较大,有些省份的短板和弱项较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财政支出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在分析人口老龄化、财政支出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1—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并结合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在时间、空间和时空三个维度均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空间外溢性和竞争滞后性特征。人口老龄化对财政支出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且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使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阻碍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但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服务业结构升级,且提高了财政支出效率。财政支出效率提升不仅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效应,还成为人口老龄化发挥正向影响的重要传导渠道。上述结论对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

基于2008-2021年国有集团成员企业数据,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了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股东向企业委派董事时更显著,但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比例过高反而无法提升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一步分析得出,在集团多元化程度高、市场竞争程度低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有更大的提升作用。

数字经济、三产融合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显著的“N”型非线性关系,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三产融合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存在“倒N”型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会受到相邻地区数字经济总体发展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普适性前景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工具或手段。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以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市场经济运用资本将新方法新技术应用于生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增长,能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财富支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相统一。资本占有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相矛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革,选择生产资料资本化为资本所有者股份和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相结合的新型股份制作为改革目标,有利于化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普适价值和可复制性。

推动体制创新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重点任务、指出了主攻方向。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迫切需要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本期特邀请北京大学王曙光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杨颖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邓宏兵教授围绕“推动体制创新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增强经济体制改革协同性”“深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几个主题进行讨论,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这一时期,党中央通过实行“大包干”改革、转变对乡镇企业的态度、鼓励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通过“放权让利”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举措,摆脱了“一大二公”体制的束缚、打破了“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激发了企业内生动力。这些成就启示我们: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经济体制改革要正确选择突破口;改革要循序渐进、稳步前进;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要协同发展。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需重点关注的若干问题及建议

浙江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众多标志性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困难与挑战,要围绕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走深走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浙江经济体制改革统筹设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改革举措相继实施,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激发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的作用大幅显现。

产业集群策略下厦门外贸新业态发展的策略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海外仓、外贸综合服务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崛起,成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及以产业集群为主体的“中国制造”“中国品牌”走出去的重要支撑。厦门外贸新业态的发展喜忧参半,以湖州织里童装产业带出海作为案例,其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案、经验启示及效果说明,彰显“湖州经验”在厦门落地的重要优势,是厦门产业集群外贸新业态发展可借鉴的重要模板。

江门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工业4.0”“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兴起,为各地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江门市传统工业正面临转型发展的新挑战。通过深入调研该地区的传统产业发展现况,发现存在产品技术水平较差、创新性相对欠缺、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等问题。要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就必须科学规划区域行业产业发展规划,文章结合实际提出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规划、提高产业创新意识等对策建议,以期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高质量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建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评估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的实现程度,对于推动县域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历史渊源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探究县域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基于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前瞻性原则,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及由“浙江大学—浙江移动数据智能与城市未来联合实验室”开发的“科研数智通”(DIPS)平台大数据,从收入公平、消费公平和城乡融合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包含9项二级指标和26项三级指标的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该体系有助于多维度、多视角、多主体评价县域城镇化发展情况,支持并引导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逐步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29.6317;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11.4741,直接效应为11.5540;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差距正在逐渐收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还有较大的结构性红利空间;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重塑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提高研发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世界级先进水平的制造业集群。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新兴产业成长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取向

新兴产业根植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发产业变革,催生新兴产业。数字经济背景下,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正在发生,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了通用技术支撑和组织原则。数字技术创新作用于市场需求、技术创新环境以及高效运作的组织原则三种因素,进而驱动新兴产业成长。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化应用,数字鸿沟、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弱、产业组织形态更新缓慢等问题制约了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作用的发挥。因此,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新兴产业成长路径,应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支持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推动产业组织形态更新三条路径,畅通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新兴产业成长的障碍。在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新兴产业成长的政策层面,为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新兴产业成长的作用,在产业支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遵循竞争友好原则,发挥市场机制的选择作用,不断完善财税与金融支持政策,推动数字平台治理创新。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障碍与破解路径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从历史与现实来看,民营经济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与韧性;民营经济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民营经济是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在促进发展中稳定就业和改善民生。当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就内部障碍而言,民营经济的治理机制与经营理念亟待转变,创新意愿不强。就外部障碍而言,一是以公平竞争为核心的市场机制亟待完善;二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与创新的制度体系亟待优化;三是当前社会各界对民营经济存在认知谬误。要破解上述障碍,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民营企业自身建设;必须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为其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必须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服务水平;必须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演化及深化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以资源配置市场化为主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五个阶段,形成特色鲜明的改革路径,取得举世瞩目的改革成就。聚焦“为何改、为谁改、谁来改、改什么、怎样改”等核心问题,在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加强对改革的组织领导、优化所有制结构、深化市场化改革等领域呈现清晰的理论逻辑。在所有制“公有+非公”共存共荣、经济运行“政府+市场”互补互促、宏观管理“长短”“供求”协同联动、分配方式“按劳+按要素”并存并举、改革方式“试点+系统”协同推进等方面,形成核心理念与标识性概念,拓展了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内涵,形成中国自主的经济体制改革知识体系基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锚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核心,从技术进步、禀赋改善、制度效能三大维度纵深推进,加快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

京津冀科技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京津冀科技创新对于推动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明确京津冀科技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确定京津冀科技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指标。构建京津冀科技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静态回归模型和动态回归模型,利用2009—2020年面板数据,深入开展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整体的科技创新投入对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显著,科技创新投入增加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京津冀科技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地区科技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力度;考虑控制变量,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抑制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水平与政府支持力度对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京津冀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对制造业收入分配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选取2013—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的制造业收入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此外,数字经济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收入水平影响具有差异性;行业异质性进一步扩大了制造业区域间收入分配的差距。

笔谈:超大城市率先走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进一步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和内生动能尤为重要。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民营经济在上海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22年,上海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21万亿元,在全市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27.1%;民营经济完成税收收入4666.4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比重为32.7%。同时新认定的9956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八成以上是民企;7572家专精特新企业中,民企超过九成。民营经济已成为体现上海城市经济活力、创新能力的骨干力量。在经济持续回升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上海一直努力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制度供给,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带来更多的确定性。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推出后,上海迅速出台了破除隐形壁垒、提升服务效能、加强要素保障、拓展投资渠道4个方面、20条政策,涉及财政、金融、优化营商环境等多个方面,政策累积效应正逐步发酵,体制机制也在进一步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持续增强。作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我们希望与各方一起,形成民营企业和智库的常态化交流机制。我们希望通过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展开调研,听取民营企业家的真实想法,研究企业提出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共同研判形势、研究政策,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建言献策,切实帮助民营企业排忧解难。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加快探索超大城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机制,加快打造新时代民营企业家高质量成长新路径,《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上海经济》编辑部、上海市民营经济协会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来自学界和企业界的专家代表们,围绕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聚焦新质生产力等多个主题,从不同层面分享了各自对推动上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和思考。在此次学术论坛基础上,《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笔谈+论文的形式,推出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数字技术赋能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技术支撑。以京津冀地区13市2011—2021年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对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效应;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数字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在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城市间尚未产生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分维度来看,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数字技术应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分位点位置的上升,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呈现逐渐增强的特征,使京津冀地区存在数字鸿沟的风险。此外,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跨过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投资拉动和金融发展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市场消费需求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则在其影响中起到遮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