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

自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后,“新质生产力”一词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为了进一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深挖其与科技创新、社会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之间的关系,本刊编辑部邀请来自智库、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的专家分享和交流其理论与实践思考,为读者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与时空演进特征

文章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通过Dagum基尼系数法分析其差异及来源,最后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探索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时空集聚特征和动态跃迁情况。研究发现: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逐年上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存在区域差异;劳动者维度和劳动对象维度中的新质产业发展是制约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四大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始终是区域间差异;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明显集聚于高效型和低效型,且具有较强的空间稳定性;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跃迁更多转向极化型和空心型,较少转向高效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效果不同,虹吸效应与带动效应并存。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产业革命视角的分析

当前全球正在经历新的一次产业革命,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业革命下,生产中物的范围、人和物的结合方式、人和人的结合方式等深刻改变,使得生产力内涵和本质发生深远变化,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特定运行规律,其对生产社会化、资本流通过程、生产流程、技术进步、产业业态等方面的改变,给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我们应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理论定位,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经济根基,把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运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

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决定性力量的生产力总是处在不断新质化的运动当中,它的每一次新质化都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迈进。其中,生产力的系统性新质化牵动着人类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人类社会诞生至今,已经发生过两次生产力的系统性新质化,分别推动人类社会步入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当前,第三次生产力系统性新质化正在发生,推动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转向数字信息时代,而新质生产力正是这次生产力跃迁的科学写照。新质生产力的“新”展现为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质”体现为高质量、多质性、双质效,“力”表现为数字、协作、绿色、蓝色和开放五大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机理,就是以科技创新为轴心,将要素系统革新的牵引力通过技术系统这一媒介传导至产业系统,最终实现对传统生产力三大系统的全面重塑。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包括全面塑强科技创新整体能力、积极促进新要素迅速成长、聚力推进核心技术研发应用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工业企业碳减排路径选择

管理改进与技术创新是工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减排的两大关键路径。运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实证测度了技术创新与管理改进对工业企业碳减排技术进步效率的贡献作用。结果发现,整体上技术创新与管理改进的贡献率分别为28.45%和71.55%,并且二者贡献率在不同类型特征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随着企业技术进步水平、雇佣规模和能耗水平的提升,技术创新的贡献率逐步递减,而管理创新的贡献率则呈现递增趋势。首次对企业管理改进与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贡献进行测度,为优化“双碳”目标政策与指导企业减排行动提供有益参考。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理路、关键着力点与实践路径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领域竞争加剧,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力演化实现从“旧质”到“新质”的能级跃迁过程中展现出的“以质促新”的核心要义,意味着创新驱动是新质生产力“新”的关键,高质量发展是新质生产力“质”的锚点。创新驱动发展成效的日益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潜能优势。以深化改革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以坚持践行绿色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注入绿色新动力,以完善人才制度体系建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积蓄最活跃因素,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实践路径。

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的利益分配及激励机制

我国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平台支撑体系建设亟待完善,因此需深入研究适用于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的利益分配以及政府补贴机制。其中,公平的利益分配和合理化的激励机制是促使颠覆性技术多元投入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因此,针对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利益分配以及激励机制设计等问题,采取合作-非合作博弈分析颠覆性技术多元投入的各个参与主体行为,引入风险因子探讨不同主体主导下的情况,并进一步研究政府补贴对各主体投入积极性的影响,进而以明晰多元化投入的激励机制方案选择。研究发现:在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的过程中会存在创新投入积极性不足的情况,这是由于各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由政府牵头时,整个颠覆性技术投入合作较由其他主体主导下的合作收益高;在政府主导下采取政府补贴形式,可以有效激励其他各个颠覆性创新投入主体的积极性。为此,促进颠覆性创新的投入多元化,政府要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激励机制,并在参与合作时设定恰当的成本补贴额度。

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于一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赋能传统生产力改造升级,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实体基础,数字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坚实平台支撑。未来,结合数字经济特征和具体国情,要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通过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协同提高数字创新能力、数实融合加快推进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创新型人才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

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完整定义,明确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全面、准确、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在新发展理念维度上的意涵,构建“一轴二力三高四维”的分析框架,系统剖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的基本内涵,有助于多角度深挖其背后所蕴藏的逻辑。其中,“一轴”指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统领轴心;“二力”指新质生产力以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和支撑力为目标;“三高”指新质生产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四维”指新质生产力以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延展。对照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新质态,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全社会崇尚创新,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注重协调,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倡导绿色,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底色;厚植开放,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推进共享,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效。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与任务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是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质量版的客观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转型的必然要求。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在于构建现代经济体系、培育现代化新动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形成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推动供给侧的产业结构升级,以新质生产力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新优势;推动动力转换,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新动力;实现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以数字新质生产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升级版;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形成新型工业化的新优势。

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生产力跃迁与工业革命同频共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下,最新的生产力跃迁产生了新质生产力,即创新驱动的新型生产力。从历史来看,每一次生产力跃迁都推动了产业变革和产业体系形成,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新质生产力兴起,必将对现代化产业体系产生极其重要的驱动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产业结构体系、产业组织体系、产业要素体系、产业功能体系和产业支撑体系。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效应、组织重塑效应、要素提升效应、补链强链效应、筑基强基效应等不断夯实和优化产业结构体系、产业组织体系、产业要素体系、产业功能体系和产业支撑体系,不断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建设。为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应以向“内”、向“实”、向“数”、向“绿”、向“前”为主攻方向。为此提出加强基础研究、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培养劳动者人才队伍、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等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分析

以黄河流域各省份2011—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熵权法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进行测度,并采用聚类分析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系统考察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黄河流域各省份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不同地区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影响,各个省份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一一对应。(3)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促进关系,且影响效果显著,即绿色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科技自立自强视域下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建设与提升——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建设与提升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文章以长三角区域为例,运用VIKOR方法评价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目标构建了区域创新体系效能评价模型。研究表明: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效能自2016年以来呈逐年递增趋势;影响各省市创新体系效能建设与提升的因素不同,R&D经费支出对上海市有影响,创新平台对江苏省影响最大,研发机构—企业协同创新影响浙江省创新体系效能,对安徽省而言则是高校—企业协同创新。文章为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效能找到了着力点,并对创新体系效能建设与提升提出政策建议。

民营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以社交媒体赋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视角

企业规模门槛效应阻碍了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尤其是民营小微外贸企业受规模限制普遍对数字化转型升级抱有“用不起、不会用、不愿用”的消极态度。近年来,国外消费者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购物的新消费模式正在形成。社交媒体具有低成本、高覆盖和精准定位的特点,易于改造成为跨境信息传播、营销推广的重要平台,为民营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带来了新视野,提供了新机遇。本文针对民营小微外贸企业“两大、四缺乏”的现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升级带来的“四升一降”效应,并提出利用信息获取与反馈、市场拓展与推广、跨境交流与合作等机制,企业通过建立专业化团队、制定清晰策略、优化线上渠道、加强客户沟通等路径,创新出“社交媒体数字营销+小微外贸企业生产”深度融合的外贸新模式,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制度组态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协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制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兼顾“绿色”和“创新”内涵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制度组态视角分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方面发挥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首先,单个制度因素并不构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必要条件,但社会监督在促进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上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其次,存在“市场—社会推动型”“政府—社会监管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三种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制度组合;最后,在缺少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充分发挥了监管和支持的作用,也不能导致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说明政府制度发挥作用存在限制条件。这些发现对于推进我国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启示。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的实证研究

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研究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2008—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总维度还是分维度,绿色金融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其中绿色投资的碳减排效应最大,绿色证券次之,绿色信贷最小;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具有中介作用,环境规制与金融市场化均增强了绿色金融碳减排效果;东部组、科技发达组和高耗能组相对中西部组、科技欠发达组和低耗能组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更为明显。因此,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现绿色金融资源高效配置,制定差异化绿色金融政策尤为重要。

中国省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研究——基于长短期视角

基于长短期视角,运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我国省级层面2016—2020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双重测度研究。结果表明:从短期看,我国各省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均值偏低,综合效率值呈现“中部>东部>西部”的空间格局,投入产出松弛变量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长期看,我国整体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略有下降,“追赶效应”和“增长效应”分别是各省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驱动和制约因素;对比来看,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作用具有时间异质性,在短期中规模效率比纯技术效率更有效,而在长期中纯技术效率对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贡献更大。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涵特征、评价指标与实现路径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高水平科技自立和高水平科技自强的有机统一,具有自主性、引领性、开放性、体系性、可持续性等重要特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主要标志是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重要创新成果全球领先、国际科技合作紧密高效、体系化创新支撑能力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可以用关键核心技术自给率、高被引论文占全球比重、三方专利拥有量占全球比重、全社会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知识产权出口额占全球比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等18个指标进行衡量。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存在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科技生态需要进一步优化等问题,亟须抓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这个关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构筑完善的新型举国体制、原创技术激发机制、开放合作机制、创新生态育成机制和持续投入机制,形成符合科研规律,有效满足国家发展和市场需求,鼓励创新、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系统有效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数字革命周期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机制和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革命下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和跃升的最新体现。在新一轮数字革命的关键时点探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机制和路径,要顺应数字革命迭代演变的规律,构建“技术—产业—生态”的新分析范式。数字革命会经历技术导入、融入渗透以及生态构建三个时期,首先以颠覆式数字创新形成技术创新簇群,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新动能;其次以新兴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深度互动,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支撑;最后以算网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生态平台。在数字革命不同时期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一是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二是要转变产业政策导向,实现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三是要加快国家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变革,形成多元协同的数字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