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铷铯资源、提取技术与开发利用研究

铷、铯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不仅在电子器件、催化剂、特种玻璃等传统领域中,在高科技新兴应用领域也有广泛的用途。我国铷、铯资源相对丰富,类型多样,不仅有固体矿,而且还有液体矿。本文介绍了国内铷铯资源、提取技术及特点、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国内铷铯资源以固体矿为主,铷、铯的储量分别为116万t(Rb_(2)O)和14万t(C_(s_(2))O)。利用酸法从固体矿提取铷铯已实现工业化,萃取法和离子交换法在液体矿上更具有应用前途。广东天堂山铷矿开发项目在近年来备受关注。指出盐湖及地下卤水中的铷铯资源更具发展潜力,建议加强国内铷铯资源调查、勘查和低品位固体矿、液体矿资源综合提取技术攻关,拓宽铷铯产品新性能和应用领域。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变化轨迹——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十四五”时期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提升环境规制效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2009—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以及加权求和法,对环境规制静态、动态和综合效率分别进行了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法,探究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轨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环境规制效率差距较大,四大区域呈现非均衡特征;环境规制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空间和潜力最大,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上升趋势较弱。

乡村振兴视域下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实现路径之一,为县域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使乡村在追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过程中,有效落实乡村绿色发展理念、有效解决乡村突出环境问题、有效监管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有效提升乡村生态系统稳定性。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变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高低关系到长江流域绿色协调发展能力,深刻影响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社会3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使用改进TOPSIS方法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其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在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由东向西沿轴线逐步扩散。(2)各子系统建设水平异质性特征显著,生态经济建设水平东部高于西部,以长江下游地区和省会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发展;生态环境水平在各省会及其周边城市增长较快,而工业发展型城市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生态社会水平高值区集中分布在江浙沪地区,低值区分散分布于中上游各省会城市。(3)地形、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第三产业占比、恩格尔系数、科技财政支出占比均正向影响了研究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呈弱负相关。

基于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考虑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是促进城市群协同减排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碳中和的有力抓手。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修正,构建兼具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二次指派程序方法(QAP)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网络关联关系数、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度呈增长趋势,网络效率和网络等级度不断下降,且网络等级度在2010年后始终为0,表明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日益稠密、网络通达性较强,存在多重叠加的溢出渠道,但等级结构并不森严。基于碳汇潜力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从“双核化”向“多极化、多线程”网络形态发展,核心城市的扩散作用不断增强。此外,以抚州、宜昌、鹰潭、上饶和吉安等为代表的高碳生态承载力地区,在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受益关联性大于溢出关联性。②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形成四大板块,相较于板块内部成员间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效应,板块间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效应更为明显,即板块间的“碳排放转移”效应较为普遍。净溢出板块主要分布在武汉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外围城市,处于网络核心圈层位置;净受益板块主要分布在环鄱阳湖城市群东部,“碳排放避难所”效应显著。经纪人板块集中在环鄱阳湖城市群西部,板块间表现出“净溢出板块→经纪人板块→净受益板块”的碳排放传递路径,呈现出明显的“梯度转移”特征。双向溢出板块主要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对净溢出和净受益板块都存在碳排放的空间溢出。研究期内,净溢出板块的成员虽然有所变化但总数保持不变,经纪人板块的成员有所增加,而净受益和双向溢出板块的成员均减少,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碳排放避难所”效应有所弱化。③地理邻近关系能够促进城市间碳排放关联关系的建立,而城市间的经济集聚程度、土地利用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互补性,促使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随着城市间分工与协作的加强而呈现出千里“碳缘”一线牵的特点。

中国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思考

近年来,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前沿端口,国际产业链和分工体系正发生深度演变,全球性的绿色低碳发展新赛道正逐步形成。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抢抓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新机遇的主动作为,立足于全球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要素及作用传导机理,探究中国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的国内外双重机遇和挑战,提出新发展格局下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的现实逻辑。从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改革低碳绿色政策机制角度对中国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提出具体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且该结论得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途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较发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本文结论为充分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赋能作用、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双赢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数字经济对生态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与生态环境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运用熵权法对中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门槛效应等方法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生态效率的提升,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法、调整样本期和改变模型设定等稳健性检验;数字经济对生态效率的促进效应具有非线性关系,存在以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生态效率的促进效应、单一门槛效应以及“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在南方地区和不同数字经济维度下显著。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就如何发展数字经济提升生态效率的路径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区域碳减排的实证研究——兼论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2006—2020年全国272个地级市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实证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能显著抑制区域碳排放,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减少碳排放量;但这种作用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只有当建设水平突破一定阈值后,才能表现出有效的抑制能力;此外,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减少本土区域碳排放的同时,会使邻近区域碳排放增长。

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及实现路径研究--以盐城市射阳县为例

一、前言 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产品是连接人与自然的关键,主要通过多种方式将生态产品的内在价值转化为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1]。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价值实现路径方面,针对特定区域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以长江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的盐城市射阳县为例,综合国内外研究模型,对该县的生态产品经济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详细核算。同时,分析政府在生态产品领域的支持政策和射阳县的实践反馈,以此建立地方经验和全局战略的有效结合,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经验借鉴。

沿黄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分析

为丰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并为沿黄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对策建议,分别构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60个沿黄地级市为样本单元,采用熵值法对指标赋权并计算2010—2020年沿黄各市生态保护指数、高质量发展指数,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协调度并划分协调等级,计算相对发展度以判断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类型,分析沿黄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动态演变情况,结果表明:2010—2020年沿黄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大都稳中有升、少数城市呈下降趋势,2020年协调等级整体上还较低,尚有37个城市处于失调状态,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任重道远;从空间上看,沿黄城市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调度总体上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格局,研究时段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平均值大小排序前十位的城市多为沿海城市或省会城市、后十位的城市多为各省(区)的边缘城市,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政策扶持程度和经济发展模式等对耦合协调度有重要影响;2020年沿黄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类型为生态保护滞后型的城市有31个、为均衡型的城市有5个、为生态保护领先型的城市有24个,表明沿黄城市生态保护整体上滞后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的产业涵义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是一个重大判断,涉及两者内涵与产业载体。因为先进生产力必然要落实到产业和产业链上,所以从产业涵义角度讨论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关系,可以引发人们对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布局的深入思考。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要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上作出贡献。”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绿色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立足点、基本出发点和实践落脚点。

绿色金融发展对中国253个地级市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基于2010—2019年中国25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地级市及邻近地级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是绿色金融发挥碳减排作用的两个重要渠道;绿色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地区的碳减排作用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实现碳减排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试图探究绿色金融发展能否真正降低地级市碳排放及其发挥碳减排效应的作用机制,为如何通过完善绿色金融的发展,最大程度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促进我国中长期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积累理论经验。

水价值的系统发现和全面实现

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目前,全社会对水价值的认识尚不充分,水价值实现亦不充分,迫切需要系统发现和全面实现水的价值。分析了水价值的内涵,刻画了水价值的多元性、空间差异性、时间变异性、可测性与可控性等基本特征,从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解析了系统发现水价值的多个维度,并提出全面实现水价值的建议。

中国三大城市群生态经济效率的时空演变及收敛性分析

基于2006—2020年中国三大城市群48个地级市数据,综合运用Super-SBM模型、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模型,系统考察中国三大城市群生态经济效率的时空演变和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经济效率水平呈上升趋势,长三角城市群趋于平稳,珠三角城市群呈下降态势;三大城市群生态经济效率的空间演变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珠三角城市群呈现由“面”向“点”转变的趋势、长三角城市群呈“三点”分布状并逐步向外发散、京津冀城市群则以北京市为起点并逐步向南发展。(2)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存在σ收敛特征,珠三角城市群不存在σ收敛;三大城市群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收敛速度不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模式探讨

为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及模式,总结中国现有转化模式,分析发展瓶颈,提出新转化模式概念并介绍地方实践。结果表明:(1)现有主要“两山”转化模式,多受限于资源环境容量及生态承载力,具有高资金投入、规模化建设、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生态产品以有形资产实现经济价值转化为主,归纳为“两山”初级转化模式。(2)提出“两山”次级转化模式概念,即具有不开发消耗生态资源和空间资源,具有高科研、技术、智慧、信息、传媒等投入、转化周期较短等特点,生态产品以无形资产为主要形式实现经济价值转化的模式。(3)“两山”初级转化模式与次级转化模式将存在长期共同发展时期,且呈现“两山”初级转化模式的发展规模相对稳定和“两山”次级转化模式的发展规模逐步扩大的特点。(4)研学转化模式具有“两山”次级转化模式特征,地方多有探索实践。

中部地区城市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演化与驱动因素分析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探析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2-2021年相关数据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我国中部地区80个城市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水平,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定量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构建面板Tobit模型识别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2012-2021年我国中部地区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上有所提高,城市间差异有增大趋势;②中部地区城市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集聚格局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③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是中部地区城市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对于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具有异质性影响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区域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江流域城市绿色发展评价与障碍影响

建设长江流域绿色发展示范带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开展城市绿色发展评估和障碍影响识别有助于推动长江流域绿色发展。构建了以水为纽带、体现“三水”统筹的长江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基于CRITIC-熵权、TOPSIS、障碍度模型和系统聚类等综合评价方法,对流域内63个重点城市2012—2021年的绿色发展和障碍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共抓大保护以来长江流域城市绿色发展进程明显加快;(2)经济规模、生产率、环境效率对城市绿色发展的阻碍明显减小,产业结构重化工化、农业面源污染的阻碍更加突显,多数城市绿色发展都面临水资源开发程度高和经济社会用水效率低的障碍;(3)生态阻力型城市应重点加强水生态环境安全管理,降低资源开发强度,执行更严格的管控制度;经济阻力型城市应重点发展零污染产业,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效率阻力型城市应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动工农业生态循环发展,大幅提高资源环境效率;生态-经济阻力型城市应率先推动涉水产业绿色改造和优化升级,提升市场竞争优势,同时加强涉水产业环境风险管理;混合阻力型城市应重点依靠创新驱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资源环境效率提升,同时统筹好“三水”关系。

汉中市生态调节服务产品价值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生态调节服务产品是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生态调节服务产品价值变化趋势及驱动因素有助于指导GEP提升。文章分析了2011—2021年汉中市调节服务价值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2021年汉中市调节服务价值为1794.66亿元,其中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固碳和气候调节合计占比99.9%;2011—2021年,汉中市调节服务价值增加了92.69亿元;自然生态系统面积变化、海拔、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变化是驱动调节服务价值变化的主要因素,能够解释87.9%的价值变化,森林面积和NPP的提升促进了调节服务价值的提高。建议未来积极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面积和质量,确保调节服务价值的提升,同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