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测度研究

使用年金法构建同时包含收入和财富的一维指标,即联合收入财富,基于该指标全面测度中国经济不平等程度并进行分解。结果发现:与收入不平等相比,联合收入财富基尼系数提高了13.36个百分点,其中房屋是影响家庭经济不平等的最重要财富形式;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程度在各年龄分组、城乡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主要由收入和财富年金值的边际分布本身所导致,而两大边际分布之间的关系对总体不平等的影响相对较小。

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路径探索:人力资本的增长与平衡效应检验

共同富裕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一个远景目标,“富裕”和“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构造一个反映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基于经验证据检验人力资本通过增长效应和平衡效应推动“富裕”和“共享”,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既有利于“蛋糕”做大,又能有效促进“蛋糕”更好地分配,显著提升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力度大于城镇居民,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变量,推动了“富裕”和“共享”目标的实现;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了人力资本通过促进农村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城镇,间接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从而实现其增长与平衡效应;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平衡效应在低收入省份更加明显,而在高收入省份不显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路径。本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2)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3)机制分析表明非农就业是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4)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机制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扩大农民收入来源。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基于199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未含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西藏地区)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且这种缩减作用在北京、上海最强,在江苏、天津、浙江次之,在广东最弱;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均显著,但在中部地区最强,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弱;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更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为进一步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应持续加强服务创新,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引导绿色消费和生产,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推动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研究:文献回顾与进路展望

从制度情景、市场驱动、个体选择方面探析农户电商创业行为发生机理。对电商创业减贫效应与不同电商农户创业行为的异质性进行阐释,指出空间资源异质性以及知识异质性造成农户创业的差异。从体制机制、组织形式、风险感知等维度评析低度嵌入互联网的农户电商发展问题,并从个体、市场与社会因素剖析电商创业行为发展影响因素。指出农户电商创业行为研究需要在可持续性上不断深化,拓展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深化机制研究,接续推进农户电商创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建立良性的政策传导机制、有效的资源链接机制、联动的多元参与机制,健康的价值引导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践行与彰显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基于2011—2019年五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借助“宽带中国”战略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家庭收入,而且还有效抑制了收入差距。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加创业机会、就业机会,提高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创业效应”和“就业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家庭收入效应在城市、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年龄中等、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中更为显著,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减贫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数字普惠金融大幅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对农村地区借贷、消费及农产品贸易等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采用中国2013—2019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两个角度,分析农村地区“离土不离乡”式非农就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的作用机制。

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如何影响共同富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分别对社会保障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然后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保障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在2011—2020年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其中社会保障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的特征,共同富裕水平在空间上则呈现“东-中-西”逐级递减趋势。经检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点。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障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两条路径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水平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中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和西部地区。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空间均衡视角下,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政策评估的结果表明:增减挂钩政策能够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但是对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幅度更多,从而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如果配套实施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在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同时,这种综合性改革能够促使农村人均收入提高幅度更大,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随后,基于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逐期双重差分法与合成控制法分别评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配套实施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结果发现:自2006年实施增减挂钩政策后,增减挂钩试点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值提升0.125,达到2.820;自2008年实施配套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后,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值下降0.261,达到3.043。基于此,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我们应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制度。

土地流转、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我国2011—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作用下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门槛的不同门槛区间,随着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均显著缩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门槛值时相比,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于门槛值时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作用有所加强。基于此,在促进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建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发展、提高普通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让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落实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助力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差距发挥作用。

消解收入极化与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了研究如何制度性消解收入极化的问题,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构建了收入极化“形成-扩大-固化”和中国“消解收入极化”的理论机制,测度了中国居民收入极化水平的变动趋势,并对收入极化及其消解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2012—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极化水平呈“降-升-降”的变动趋势;家庭禀赋、社会环境是收入极化形成的主要因素;家庭优势积累、地区发展差异导致的马太效应使收入极化出现动态扩大的趋势;收入两端的居民流动性差异则成为收入极化固化的潜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具有消解收入极化的独特制度优势,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均对居民市场收入的极化水平起到了显著调节作用,脱贫攻坚战则提高了贫困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畅通了向上流动通道;中国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健全收入调节机制等消解收入极化问题,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机制及其区域差异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首先在理论上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建构了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机制框架,接着使用CGSS2010—2021年调查数据,对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过程与成长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在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整体成长以及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变化都不一样;经济发展未必一定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收入再分配政策与经济结构升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强调,要想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加强有关具体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收入分配差距与银行信用风险累积——基于企业部门杠杆的视角

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推进共同富裕是否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立足于企业部门杠杆视角,构建包含家庭异质性、企业债务违约和银行破产特质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理论模型预测显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增加银行信用风险累积。其作用机制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消费投资比下降,为企业部门加杠杆创造条件,但消费率和杠杆率的反向变动会造成企业实际收益率降低和违约风险上升,银行贷款信用风险敞口扩大。基于中国银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上述理论推演成立的经验证据与微观基础。此外,本文还发现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上述结论隐含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两个重大目标的内在逻辑自洽一致。

间接税归宿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时间变化趋势研究——基于减税降费期间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评估

为保证财政政策效能提升,须准确评估间接税改革的受益群体分布与收入分配效应。基于2012—2020年CFPS微观数据,构建了投入产出税收价格模型,对间接税归宿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扩围”、税目分立以及一般税率下调使得总体居民,尤其低收入群体间接税有效税率显著下降,提升了社会福利水平;间接税及分税种K指数为负值,在减税降费过程中,税制结构性调整减弱了其累退性;间接税具有逆向调节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此阶段间接税总体效应已由-5.45%改善至-2.27%,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均有所改善。因此,提出关注初次分配公平,继续实施留抵退税、优化间接税税率与税目等建议,以发挥间接税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端制度优势。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

文章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熵值法测度分析了2008—2020年共同富裕水平及其动态演化特征,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共同富裕区域差异和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整体共同富裕水平不高,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呈现“东部地区最高、中西部地区次之”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差异呈现下降的良好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复合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总体随时间增长,由失调衰退类提升为过渡发展类,但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偏低,协调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居民财产分配差异测度研究——基于基尼系数群组和来源的二维分解方法

本文提出一个新的基尼系数二维分解方法,该方法可以同时进行基尼系数的按群组和按来源分解操作,从而避免了不平等的群组分解和来源分解因使用方法不同而难以融合的缺陷。基于此方法,本文使用CFPS数据测算了2012—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分配差距,发现这一时期居民财产分配差距呈波动上升态势。其中,城乡内部特别是城镇内部居民持有住房资产的差异是这一时期财产分配不平等扩大的重要原因,但如果考虑扣除房贷后的净资产,则其对差距扩大贡献明显缩小;而城乡间差异不是导致居民总体财产差距扩大的原因,其中,土地资产在这一时期起到扩大城乡组间差距的效果,而住房资产及住房净资产起到缩小组间差距的作用。因此,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住房条件和住房财产明显提高对于缓解城乡差异起到积极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城乡间住房资产和住房条件的绝对差距仍然很大,缩小城乡间居民住房条件差距仍然任重道远。

新时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迈向共同富裕

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治国理政的必然选择,根本路径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治国理政过程来抬高差距的底部和削平差距的顶部。抬高差距底部是减少或者消除绝对贫困,主要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既抬高差距底部又削平差距顶部,就是减缓两极分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脱贫攻坚、迈向共同富裕是正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2012—2020年)一致,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的底部呈逐步抬升趋势,意味着我国逐步摆脱绝对贫困;预测研究表明,在新时代新征程,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将呈现底部与顶部逐步收窄的态势,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中外比较研究——兼论共同富裕政策选择

收入分配是影响共同富裕状态与水平的基础性因素。国外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集中于两方面:“托底”与“限高”。在调节效应上呈现出双重悖反性:“托底”上的功能积极性与“限高”上的结构局限性,并以悬置分配正义的结构性争议为代价。国内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面临后发追赶型现代化“效率”要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公平”要求的双重压力。从调节效应上看,收入分化已经成为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这与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多轨并行、制度缺位、过程正义不完善密切相关。以收入分配为政策干预抓手,推进共同富裕的建议有:扩大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全体人民中的比重;坚持收入分配规范的法治化取向;维护社会保障体制的分配正义功能。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空间动态影响分析

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空间动态杜宾模型,从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的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影响的短期直接效应显著为正;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相较于拓宽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加深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同时达到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更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